第三章 中国转轨的国内矛盾
第三章 中国转轨的国内矛盾
许多进步派同意中国现在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却争辩说，中国控制转轨过程得宜，使工业快速发展，大多数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值得称道。然而，事实上，市场化、私有化和外国对中国经济越来越强的支配，造成紧张关系和矛盾不断深化，已危及经济稳定，也在中国劳动人民身上强加了难以承受的沉重代价。
不稳定的经济动力
中国目前的不稳定，推源祸始，不仅可溯及资本主义积累所必有的紧张状态和矛盾，更要从改革过程的起点追究起。毛泽东当政时重视国防备战与各地区普遍的工业化，要求大部分地区都能有自足的工业网络，这造成全国工业设施的重复建设，邓小平就是以毛泽东所塑造的这种经济结构为基础发动他的市场改革规划。邓小平采取放权让利的政策，鼓励企业与地方政府依照市场规则进行投资与生产，此举意在促进专业分工，从而提高生产率与经济增长，克服重复建设的「无效率」。这些措施得到新的金融政策的支持，这个政策鼓励银行「对企业发放有息贷款而不是无偿补贴……以激励企业更有效率地使用资金。」（注1）毕竟，「再也没有正式规定要求银行继续贷款给亏损的企业。」（注2）
结果，国营银行由于政治上的好处和腐败，或多或少被动地提供信贷给那些因想致富而汲汲于扩展现有产业的营运并（或者）引进新项目的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投资与生产便这样「在一个『软预算约束』的体制下进行」，在这个体制中，「企业（或地方）的需求，或者银行提供的投资资金的流向并不总是遵照严格的风险／报酬评估来决定。」（注3）原本假设银行有权「收紧亏损企业的银根、要求其改造」，在实际上却几乎没执行过，因此，破产并不「对企业经理形成严重威胁。」（注4）
这种动力并没有创造出更专业化和有效率的经济，而只是强化了中国「重复的工业结构，因为它允许每个中央和地方层级的生产部门不断扩大生产。」（注5）举例来说，「从1997年起，全国30个省分里有22个省想要有自己的汽车工业，结果全国总计有122条全车组装线，然而，全部年产量只有150万部，其中80%的工厂生产不到1000辆，只有6个厂每年生产超过5万辆」（注6）
国有企业甚至被给予过度诱因来增加生产和「从事计划外的活动」。地方政府也得到中央补助的财政资源来促进「辖区内的社会经济发展」。（注7）企业和政府单位竞相利用这些补贴和新获得的自由来追求利润，也就不足为奇了。「国有企业过度热衷于增加投资－如果项目成功，管理阶层和工人可以得到更多的报酬，失败了，也几乎一无所失。而地方政府由于有更多自主权来使用税收留成，因此也支持高经济增长，经常强迫国营银行贷款给企业。」（注8）
所有这些投资当然会加速经济成长。但是它也造成对商品和劳务的大量过度需求，引起通货膨胀和经济不稳定。这迫使政府在1981-83年必须减缓经济并终止经改的第一阶段。1984年改革的第二阶段重新启动，不过，再度不断攀升的通货膨胀和经济不稳使得政府必须在1988-90年喊停。简言之，「信用的过度扩张」变成「一种持续的趋势……使得『停停走走』成为金融宏观调控的特征」（注9）「在金融体系的机构越来越多样，事权越来越分散，中央控制软弱无力下」，各处「纷纷设立银行机构并强调扩充资金量」也是造成信用过度扩张的原因。（注10）
政府在1991年发动第三阶段的改革。一如以往，经济快速扩充，1992年GDP的增长高达14.2%，1993年是13.5%，1994年是12.6%。（参见表一）不过，这个增长过程的无计划性再次引起了一次大规模的通货膨胀，根据官方数字，消费物价上涨的纪录1993年是14.7%，1994年为24.1%，1995年为17.1%（参见表七）
随着通货膨胀往上攀升到新高点，政府寻求重新掌控资源的配置和利用的新方法。它制订新税法，减少资源流向地方政府，以利中央政府掌握更多资源。政府也采取步骤再把银行体系的事权归于统一管理。1994年，组建了三个由中央政府监管的政策性银行。最后，中央政府重组中国人民银行（中国的中央银行），用区域分行来取代省级分行，以减少省级政府干预借贷行为。
然而，改革过程还不只带来通货膨胀。它同时也危及国有部门的稳定和生存。如第二章所述，国有企业发觉它们的收入不足以维持经营，特别是在改革过程减少了它们的获利之下。这使得它们越来越依靠国营银行的贷款。国营银行不断贷款给亏损的国有企业，账册里的呆帐就越积越多－这个问题由于银行不断提供新贷款给企业用来以新债抵旧债或弥平国有企业新的亏损而更形突出。结果，全体国有企业的负债占资产的比率从1980年的23%上升到1998年的440%。据保守估计，国营银行里呆帐占总贷款的比例在1997-98东亚危机之前是24%，而在危机之后则至少占了29%。（注12）
表七：中国的通贷膨胀与失业率
年份 年均消费物价指数（％） 城市地区失业率（％） ─────────────────────────────
1985 21.5 15.1 ─────────────────────────────── |
来源：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2(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02); Asian Development Bank, Key Indicators 2002 (www.abd.org) and Asian Recovery Information Center Indicators 2003 (http://aric.adb.org).
中央银行试图透过创设资产管理公司（AMCs）来解决这些贷款问题。资产管理公司吸收呆帐后折价转手卖出。然而，旧债权的市场极为疲软，资产管理公司对破产公司的债权往往只能实施债转股，然后将股票列入公司资产帐上。这样，勾销呆帐的程序其实只是把债权最终转移到支持资产管理公司的中国人民银行。这样看来，政府至今对国有部门日益严重的生产和财政问题并未找到有效的因应之道。
经济改革的社会后果
中国经济现在大抵上是依照资本主义逻辑在运行。这不仅反映在日益以私营、利润挂帅的公司为主体的产业结构上，同时也反映在伴随而来的社会关系和现实的转变上，它们决定了大多数中国劳动人民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处境。譬如：国有部门的瓦解导致严重的失业问题，从1995年至1999年，国有企业的数量从大约10万家掉到6万家。这造成大规模的国有企业工人下岗。（注14）例如：1996年到2001年间，共有3600万国有企业工人下岗，同时期，集体企业也解雇了1700万工人。（注15）
虽然存在这些大规模的解雇，政府却宣称城市失业率在1995年至2000年仅仅从2.9%上升到3.1%。（参见表七）这些是严重低估的数字。首先，政府的失业统计严重低估农村居民和农民工的失业。（注16）第二，它不包括那些国有企业解雇的工人，这些工人不被算做失业，它们只是被归类为「下岗」，而且，还被列在企业里头。国有企业里被列为「下岗」的工人比例已显著增加。李静君指出：
在一份对17个省分的富余工人的调查发现，年下岗率不断稳定地攀升，1988年经理阶层首度被授权「优化」劳动力的使用，下岗率是0.7%，到1994年则为10%。1995年推广实施劳动合同时，下岗率高达23.8%，1996年更高达35.8%（注17）
总而言之，官方统计的失业率维持在很低的水平，因为只有「男性50岁以下和女性45岁以下的被解雇职工会被官方归类为失业者。其它还有几百万人既非『下岗』也不是被解雇，他们没有工作，只是因为他们的企业停工。」（注18）
在香港的一个独立研究机构社会经济政策研究所（The Social and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试图矫正官方统计的缺陷。据他们对实际的城市失业率的估计显示，官方统计的失业率和实际的失业率存在着相当大而且不断扩大的差距。（参见表八）其它的分析也指出城市失业率其实是更高的。例如：「中央银行行长戴相龙估计，1996上半年，有7%-8%或1200万至1400万的城市劳工失业。」（注19）Rene Ofreneo提出大约13%的数字，而国劳工组织的估计则更高达17%-20%。（注20）
中国工人着实需要担心被解雇或失业。下岗工人理论上「仍然可领原工资的一部份，有公房可住」，但对许多工人来说，这些承诺并未实现。其余的失业者则「靠着每月不到10美元的福利金在过活」（注21）根据《印度时报》的报导，中国政府承认：
它正面临「严酷」失业问题，这个问题看来有可能恶化成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失业危机。失业情况极其严重，国营的《中国日报》引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王东进的话说「可能会严重危及社会安定」……中国向来宣布的失业率之低都令人难以置信，而王东进这番反乎常情、直言不讳的谈话是在困顿的东北工业中心发生数周的工潮之后发表的。多年来有一些冲击全国的大示威，这场抗议也属其中之一，许多示威者是那些没效率的国有企业的下岗工人。不少经济学家预料，在中国最近加入WTO之后，国有部门的处境会更为艰难。（注22）
表八：城市地区失业率： 年份 官方比率（％） 估计的实际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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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过程也导致收入不均的恶化。中国家户收入的吉尼系数从1980年的0.33上升到1994年的0.40，再到2000年的0.46，最后的数字已经超越泰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贫富不均的程度。大部分观察家猜测中国的吉尼系数现在已经超过0.50，收入不均的情况接近巴西和南非的水平。（注24）
当大部分的中国劳工挣扎于生存边缘时，一小撮中国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却在追求与美国上等收入者相似的生活方式，他们住南加州式的郊区高档房、开豪华轿车、吃美食、穿名牌服饰、披金戴玉。（注25）中国政府现在在劳动节表扬这些富裕的剥削者。2002年，中华全国总工会颁奖给「4个私营企业的老板」，同时，「有17个生意人在当年毛泽东革命的老根据地陕西省被宣布为『劳动模范』。」（注26）
妇女尤其深受改革过程之苦。国有企业解雇的工人里女工占了80%，虽然她们只占劳动力的40%。（注27）此外，妇女平均的失业期比男性还长，「75%的失业妇女下岗逾一年仍找不到工作，相较之下，有类似情况的男性则不到50%。」（注28）
愈来愈多受雇的女性劳动者充斥在清洁工和仆役、餐厅服务等低薪的服务工作行列。而企业里的高薪位置和管理阶层只保留给男性。即使同样的工作，对女性的薪资歧视也越来越普遍。两性的薪资差距在自由化的（外资）公司比在国有企业还大。（注29）对于那些在制造部门找到工作的妇女，工作极为辛劳危险而工资又微薄－尤其在竞争日益激烈的轻工业出口部门。（注30）不少妇女（估计在几万至几十万之间）被不断扩大的黑市拐卖去当女工（与新娘）－这个黑市由于农村的贫穷和对便宜劳动力的需求，以及女婴堕胎率过高而助长起来，（在中国农村，男婴和女婴的出生比率是6:1。）（注31）
中国劳工不断恶化的工作环境可能是中国经改过程破产最重要的指标。Tim Pringle在描写这些处境时指出：
在过去5年中，不管国内外，都有中国工人权益被侵犯的普遍报导。强迫加班、非法工时、积欠工资和糟透了的卫生与安全条件是普遍存在的。工作不断加速，因为竞争使得订单的期限和生产配额优先于安全和有尊严的工作环境的考虑。在中国东北吉林省舒兰市的一位私营劳务中介说，「在中国不再有所谓的八小时工作日」。（注32）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导：「中国已经成为亚洲出口制成品到美国最多的国家，不过，生产这些产品的工人是致命的呼吸性、循环性、神经性以及消化性疾病的牺牲者，就像那些工业时代初期的美国和欧洲劳工一样。」（注33）中国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报导在2002年，超过14万人因工作意外而死亡，比两年前的10万人还多。严重工伤的人数想必是更高，不过很难估计，因为大多数的这些意外「不在官方的统计里，原因可能是因为老板没有保险，或是工人不是合法雇用，或是官方必须隐瞒事实以显示它们有安全的控管。」（注34）
公社的解体和国有企业的转型同时意味着大部分的劳动人民失去他们的社会保障网，包括退休金、住房、医疗保险，甚至中小学教育。例如：国有企业不再提供退休福利，个别工人现在的保障是靠一个由工人自己、国家和雇主共同出资的全国体系来支应。1997年，只有78%的国有企业职工和95%的退休职工是受到这个全国体系保障。很不幸，因为财政危机，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来确保必要的退休金。（注35）
国有企业不再提供住房给新进职工。现有的职工被告知，如果他们想要在单位房继续住下去，他们必须以市场价格来付租金或是购买现在的住房（可以从政府单位得到信贷补助）。（注36）
国有企业也不再提供职工医疗保险，跟退休金一样，从前企业负担的医疗保险现在由一个三方付费的全国体系来取代。然而，就像退休金一样，政府没有足够的岁收来提供最起码的医疗保险。越来越多「因公生病或受伤」的工人必须在极少或根本没有医疗保险的情况下自求多褔。（注37）农村里，公社的解散导致公共医疗保健的瓦解「一度受到吹嘘的『赤脚医生』和免费农村诊所的体系在过去10年中瓦解，8亿巨大的中国农村人口也失去了医疗照护。」（注38）结果，「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民看病、拿药、治疗都备感困难」。（注39）
全国来看，人口当中受公共医疗照护保障的比例从1978年的90%下降到1997年的4%。（注40）「在中国，今日的医疗照护几乎全靠个别病患的现金支付，对穷人并没有任何的公共医疗保险。」（注41）因此，「世界卫生组织现在将中国列为发展中国家中就医治疗机会最不平等的国家。」（注42）和就业重整一样，医疗机会的不平等（包括与产妇相关的服务和对职业病和工伤的治疗）对工人阶级的妇女伤害尤大。（注43）
2003年的SARS危机最可以清楚说明毛泽东时期的社会褔利体系瓦解的程度有多么严重。（注44）然而，从中国政府和新兴的医疗服务产业自由市场对肺结核和HIV这两个国内日益恶化的流行病的反应，就足以看到SARS灾难的前兆。（注45）事实上，这两大流行病的背后原因都是公共医疗服务的瓦解和不断的贫穷化。最不幸的是由于农民工的卖血而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的艾滋病。一位英国《卫报》记者追溯中国改革过程和当前医疗危险的关连如下：
对大多数人口提供医疗服务和社会保障可能是中国革命里最突出的重大成就。不过即使在共产主义体制的高潮期，全国性的医疗服务体系也尚未出现。医疗保健是由工作单位提供一个别工厂、学校、人民公社－各个单位必须负责照顾职工和其眷属。这是一个几乎涵盖全国人民的安排，但是随着邓小平的市场经济转型，原本的体系消亡了……经济自由化意味着大部份工作单位的终结：国有企业关闭了、农业集体很久以前也解散了，农业私有化了。由于没有任何机制来取代，以前单位提供的服务便悄悄地流失了。公共医疗的责任落在地方当局，而这些地方不是没有足够的资金就是无心再去维持。即使在20年经改带来生活水平普遍上升的城市之中，医疗保健也成为许多人负担不起的私人责任……SARS的爆发提醒中国人，过去20多年的经济成长已经让他们失去了甚么，他们发现荒废的公共医疗服务已经无法对抗一种流行病了，甚至无法有系统地通报流行病。（注46）
同样受到市场力量驱动的中国教育体系也有类似的发展「中国的学校不断私有化，他们向家长收取不合理的高昂学费。」（注47）事实上，自1980年代以来，城市贵族私校快速发展起来，国外投资发挥了重要作用。（注48）学费上涨和低收入「使得越来越多的小孩无法上学」，特别是农村地区。（注49）由于中央政府「在10年前大幅停止资助小学教育之后……在中国的贫穷农村，教育已经逐渐变成奢侈品，只有经济许可，才可能去上学－而大多时候是男孩而不是女孩可以去上学。」（注50）在一些农村，只有20%的女孩和40%的男孩上学。有些省分，只有不到半数的女孩能够上学－而许多人未能完成小学就辍学了。（注51）
毫不奇怪，社会保障网的破坏对男女的影响有别。妇女通常被要求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因而妨碍了她们在中国已经逐渐解除管制的劳动力市场谋求合适的工作。就如李静君所说：
在改革时期，企业不再照管职工的生老病死，服务也商品化了，这意味再生产的责任改由私人负担，工人们要不是付费来取得幼儿托育、食堂午餐与医疗保健等服务，就得尽量依靠家中妇女的无偿劳动……因此，妇女较不容易找到兼职或是转换工作，也就不足为奇。因为妇女学到的可在市场出售的技能没有男性多，而兼职或非国有部门的工作需要有可灵活运用的时间和在不同地区间流动，妇女承担较繁重的家事因而无法满足这两个条件。（注52）
不断扩大的错误路线
中国经改的负面社会结果不只令无数中国人民的生活陷入困境，也削弱了国内的购买力，强化了改革过程的破坏力，从而扩大和加深了人民的苦难。由于国营企业瓦解而失业的工人被迫大幅减少消费。即使找到新工作的人，也通常是在国内的私营企业或城市的集体企业里，工资微薄，支出很有限。此外，由于大多数工人现在需要自行负担健康医疗和养老，许多人只得增加储蓄，这又更加造成消费的不足。
农村经济也无法免于这些趋势。如《经济学人》所言，「占全国人口65%的大多数农村居民的收入在过去4年（1998-2001）是停滞的。」（注53）政府构想的一个方案是让农民离农转业。不过，农村企业已经面临衰退并减少雇工。况且，城市地区也无法创造出足够的工作来控制城市失业，更遑论吸收额外从农村地区流出的剩余劳动力。结果，大多数农村人口（以及农民工）的购买力便停滞不前。（注54）
大量工人阶级的需求相对停滞，加上之前投资于厂房设备而过度扩张的工业基础，导致了产能过剩的危机，尤其是那些生产耐久性消费品的企业。例如：在1995年，产能利用率在汽车工业只有44.3%，彩电工业是46.1%，自行车业是54.54%，而冰箱制造工业则是50.4%。（注55）
如欧曼〈Bertell Ollman〉所指出，这些生产过剩的问题是个清楚的征候，显示中国经济已经受制于具有剥削和无政府特性的资本积累的动力。（注56）「中国恶名昭彰的低工资（只有相当少数的工人每月可挣得60美元以上），使得国内消费远远落后于中国工厂和作坊不断快速增加的产出，即使有可观的国外市场的增长，也不足以弥补这个缺口。」（注57）刘宇凡也得出同样明智的结论：「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是一根棍子的两端，这根棍子就是资本主义。」（注58）
从通货膨胀转向通货紧缩是中国陷入生产过剩的另一个症状。1994年消费价格以超过24%的年增率上升。1996年则只有8.3%的增长率。（参见表七）从1998年的第二季开始，零售价格指数连续22个月滑落到零以下。在国内的不平衡产生物价下降趋势之际，亚洲金融危机造成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衰退，无疑更加强了通货紧缩的压力。在出口方面，增长率从1997年的21%下降到1998年只有0.5%。（参见表一）2000年和2001年物价稍微上涨，不过，2002年又再次下降。（参见表七）
中国政府担心持续的通货紧缩会引起国营工业和金融部门的大规模崩溃，因而采取了一些刺激需求的纾困措施。政府从1996年5月开始降低利率来刺激借贷和支出，可是成效不彰，因此投下更猛的药方。1998年，政府大幅增加支出。（注59）1999年和2000年赤字支出仍高居不下。政府也开始逐渐将支出从基础设施转向社会福利（尤其是在国营企业下岗工人的医疗和退休金方面）和研究发展项目。最后，政府大幅放松对银行扩充信用的管制。
这些纾困措施虽然让年实际增长率得以维持或超过7%（据官方的估计）（参见表一），但对克服经济震荡的病因并无多大帮助。不仅2002年再度发生通货紧缩，超额的支出使政府不断加剧的债务问题更为严重。政府宣称公共债务仍未失控。「1999年，中国财政赤字和未偿债务与GDP的比例分别为1.7%以及几近10%，远低于3%和60%的安全水平。」（注60）然而，事情并不像表面那样乐观，首先，政府对赤字的定义是很有问题的，例如：在1994年以前，政府将公债的发行列为预算收入，因此，大大低估了赤字规模。此外，直到2000年，政府才开始将利息支出列为预算支出。光是后面这项调整就将2000年的预算赤字相对于GDP的比例提高到2.9%。（注61）「更重要的是，如果将银行贷款呆帐包括进来的话，全部的债务已经远超过GDP的45%。」（注62）
如果我们注意到中国公共部门的收入与GDP之比只有13%，上述的债务／GDP比例就显得更为严重，相较之下，许多欧洲国家（以及改革前的中国）公共部门的收入与GDP之比是30%甚至更高的比例。3%的赤字对中国来讲，比其它国家更难偿付，因为GDP的增长为中国政府带来的收入远少于其它国家。「衡量偿付能力的一种方式是财政支出依赖举债的比例，也就是，以同年度的支出来除以债务发行的总额。自1994年起，中央政府预算的债务依存度超过50%，1998年超过70%。这也许已经名列世界前茅了。」（注63）因此，中国政府还能继续扩大多少赤字支出而不出问题，有其实际的限制。
此外，越来越多的职工遭到解雇，而先前由个别国营企业负担和安排的退休金和福利措施改由国家的养老基金负责，对中央预算的需求也就快速增加起来。因此，中国经济正面临越来越多不易克服的结构问题。譬如：如果政府减少支出或者严控货币发行、紧缩银根，国营企业－甚至一大批非国营企业－很容易经营不下去，经济将陷入严重的衰退，同时进一步加重政府预算的债务（其中包括国营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的账面呆帐）。
此外，因为政府支出并未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也就是，货币和实际资本都找不到可用来获利、生产的机会而过度积累起来），长期下来便引发了房地产的全国投机热潮。于是，一方面是价格过高的豪华、高级住房与商业大楼大量闲置，一方面是过剩的工业产能，两者并存。从2003年9月起，「大约有17%的银行新贷款是与房地产有关，额度之高，空前未有。」（注64）值得注意的是，8年前结束的上一轮房地产投机泡沫，其广度与热度都远不及这次，但已给银行添了巨额的呆帐，所以如果房地产泡沫再度破灭的规模够大的话，严重影响的不仅是银行，「连水泥业、钢铁业、建筑业这类相关产业也都不能幸免」－更别提「中产阶级因房价跌落而滋生不满情绪这个可怖的情景了。」（注65）
在比较常用的对策效用递减下，改革的进程迫使中国政府越来越强调依靠外销及外国直接投资来繁荣经济，也就不足为奇了。外国经济活动日形重要的证据不难发现：1997年，出口额急遽增加了21%，几乎占了中国实际GDP增长的1/3，38%的出口年增率几乎占了2000年上半年实际GDP增长的4/5。（注66）根据摩根史坦利首席经济学家罗奇〈Stephen Roach〉的分析，虽然外销出口在中国2002年的经济中只占26%，当年经济增长的74%却靠出口取得，其余26%的增长来自国内需求，其中大部分可归因于国家的支出和外国直接投资。（注67）
中国越来越依赖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的这个事实有助于说明中国政府何以坚决力求加入WTO。不过，中国加入WTO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为了进入WTO大门，中国被迫与美国签订一项「正常贸易关系」（NTR）协议，如Eva Chen所指出，NTR协定：
实际上涵盖了所有部门。一个关键条款是，3年内国家必须终止垄断大部分商品的进口、流通与出口（这些商品包括工业、农业、运输，乃至于电子通讯、批发、维修这类敏感的领域），……此外，所有对进口总量的管制也必须在5年内逐步取消（对美国要求优先开放的产品，比如光纤电缆则只有两年其限）……在所有的主要服务业部门，对外国所有权的限制也大幅度放宽（有些容许完全的外国控制）……尤其在银行和保险公司，帝国主义的资本长期以来即极力争取在迄今仍属敏感脆弱的领域取得营业权（如：与中国公司、团体进行人民币兑汇交易，销售医疗、养老、保险等产品）也大部分得逞了。（注68）
NTR自由市场的条款不只涉及外国投资和贸易，还深入到国内的经济结构「中国承诺除了一些与石油相关的特定产品之外，……每个部门的贸易品和服务的价格都由市场的力量决定。」（注69）协议要求国有企业和国家投资的公司必须按照商业原则交易，政府不得影响国有企业的商业决定。（注70）中国的WTO入会承诺「不仅意味彻底且无法逆转地摧毁计划经济的遗绪，完全复辟了资本主义，同时等于将实质的经济主权拱手让给了帝国主义。」这个说法一点也不夸张。（注71）
WTO协议只会使得前面强调的负面社会趋势和紧张关系更加恶化。因此，欧福瑞尼欧〈Ofreneo〉评论说「农村贫民和流民的人数可能会增长」：
为了遵守WTO的规定，中国必须减少目前对粮食农业的一切补贴，也要逐步开放谷物进口。美国以及其它外国粮商已经摩拳擦掌准备把小麦、玉米和其它农作物倾销到中国以取得更高的价格。农业显然是美国希望用WTO规则与中国贸易的一个领域（另一个主要领域是高科技产品）。（注72）
国营企业里的工人也难逃厄运。如一位香港工会领袖所言：
吸引外国人投资或买断国营企业是最终目标。根据进入WTO的谈判协议，中国政府在未来的3至5年会取消外资在主要部门的所有权限制。这表示管理主要国营企业的官员准备要与外国投资者（甚至接收者）合伙……力求吸引外国投资者的一个关键部分是要大刀阔斧地裁员并削减劳动成本。削减劳动成本的方法包括卸除对离职员工财务上的所有义务。为了削减劳动成本，加上国有企业经理贪污腐败者众，就使许多国有企业违反原先同意给减员下岗职工的协议条件，拒不支付工资、退休金与补偿费。（注73）
重要的是，连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UNCTAD）也预测中国经济的开放会提高失业率。UNCTAD预计，激增的进口品会直接与国有企业产品竞争，危及许多还在国有企业干活的工人的工作，同时，「想快速把劳动力调配到更具竞争力的出口导向捖狺O密集制造业，可能行不通，也不值得鼓励。因为这会导致这些产品在市场泛滥，促使中国的贸易伙伴透过各种机制采取应变的保护措施：比如过渡期特定产品的保护条款，这条款是中国为了加入WTO而同意的条件之一。虽然一些国内政策工具可以用来保卫工作机会，好让改革得以更舒缓地进行，但是可以预料，在国有企业占支配地位的部门，调整所带来的问题在短、中期内还是会爆发出来。」（注74）
UNCTAD进一步评估结构调整的规模如下：
取消补贴、降低关税与非关税措施、取消优惠待遇等，无疑会对（国营企业）造成巨大压力，促使其改进效率和竞争力，这可能会要求相当的结构调整和缩减劳力……有待结构调整的规模颇为巨大。据估计，大约3500万或17%的城市工人是多余的。根据一项最近的研究显示，中国进入WTO可能使2001到2006年期间的失业人口上升到2500万。（注75）
近年来既有的外资企业愈来愈走向资本密集，而新流入的外国直接投资只要是收购现存的企业或加强与现存企业竞争，甚至可能降低就业人数，这都令失业问题雪上加霜。刘宇凡指出：
现在，愈来愈多的FDI在兼并国有企业，因而是在摧毁而非创造工作机会。即使流入的外资盖了新厂，通常也是为了夺取原本属于国有企业的市场。这表示在外资公司内创造新就业机会的同时，更多的就业机会消失了。（注75）
出口导向的FDI或许不产生这种取代工作机会的效果，但是，中国光靠增强较传统的劳力密集出口产业并不足以提供它所需要的就业机会的增长。表9显示了：到1995年，虽然制造业生产和外销都在持续迅速成长，但制造业的雇用人数在绝对值和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两方面都已经开始下降。因此，只有服务业和（主要依赖政府支出和房地产泡沫的）建筑业能够容纳愈来愈大量地离开农业和其它农村工作的工人。而农村地区还存在着3亿多主要靠打零工维生的工人。
中国为庞大的剩余劳动力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因出口集中在美国市场而备受威胁。美国采取行动以降低中国越来越大的贸易顺差，看来是势在必行。例如，美国政府正在强力施压要求中国重估人民币汇率并加速开放美国农产品进口，以降低中国在双边贸易中的巨额顺差。此外，美国的贸易赤字也不可能不顾美国决策者对中国所提出的立场而无限制上升。
总之，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迅速，却愈来愈趋于不平衡并易受危机的威胁。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工人生活和劳动条件日益恶化。目前为止我们讨论改革过程所产生的紧张不安与矛盾，还只把焦点狭隘地局限于经济领域，这个改革过程从资本主义角度来看是成功的，但只要改革的成功是既依靠又加强压迫、剥削劳工而来，那么劳工阶级日益高涨的反抗便是意料中事。这可说是中国转轨所产生的最强有力的矛盾。
反抗
（略）
结论
就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的经济改革既促进了工业的增长，却也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失衡。创造一个全国协调一致、敏于应变的政治经济体所必要的框架和制订管理规则的能力，也被改革大大破坏了。
越来越多的中国劳动人民因为中国转向资本主义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许多人已经开始展现他们保卫权益的决心和能力。政府至今还控制得住工人的抗议，却不能改变这个事实：中国经济的持续资本主义化很可能使许多中国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更加恶化。因此，可以预料还会有反对国家政策的行动，而且可能会以更有组织的方式出现，这将给中国出口导向、依赖外国的经济带来严重的后果。（注102）
进步派对中国工人阶级当前与未来的积极行动方针，要采取什么态度，仍有待他们决定。不过，只要他们继续称颂中国是「社会主义」或者进步发展的成功故事，他们会发觉自己对中国的政治较量和工人－小区的斗争所采取的是越来越反动的立场。中国的经验已经明白显示，从来没有比此刻更加需要强调用阶级观点批判市场和市场社会主义，回归以联合生产者的力量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远景。
注释
注 1 Paul Bowles and Gordon White, “Contradictions in China’s Financial Reform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anks and Enterprise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3, no. 4 (December 1989): 485
注 2 ibid., 487
注 3 Oktay Yenal, “Chinese Reforms, Inflation and the Allocation of Investment in a Socialist Economy,” World Development 18, no.5(May 1990) 709
注 4 Bowles and White, “Contradictions in China’s Financial Reforms,”488
注 5 W.K.Lau, “The 15th Congres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ilestone in China’s Privatization,” Capital & Class, no. 68(Summer 1999) 54
注 6 Ibid.,78.
注 7 Cheng Yuk-shing, “Fleeing from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China’s Economic Policy in 1997-2000, “China Report 38, no.2(2002) 265
注 8 Ibid.,265
注 9 Bowles and White, “Contradictions in China’s Financial Reforms,”488
注 10 Ibid., 485, 488.
注 11 John P.Bonin and Yiping Huang, “Dealing with the Bad Loans of The Chinese Banks,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12, no. 2(Summer 2001): 198.
注 12 Ibid., 199-200.
注 13 Keirh Bradsher, “Another Asian Nation Battling a Crisis In Its Banking System.”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6, 2002, David Lague. “A Government Move to Clean Up Loans Backfie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November 14, 2002.
注 14 Christopher Lingle, “China’s Economic Data Still Erratic.” Taipei Timer. March 10,2002
注 15 Andong Zhu, “Growth, Equity and State Enterprises: International and Chinese Perspectiv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Rethinking Marxism Conference, “Marxism and the World Stage,” Amherst, Massachusetts, November 6-8, 2003, 35
注 16 IHLO(International Hong Kong Liaison Office), “Official Jobless Rate in China,” Monthly News Bulletin, November 18, 2002, hcrp //www.ihlo.org/item/itemlu.htm.
注 17 Ching Kwan Lee, “From Organized Dependence to Disorganized Despotism: Changing Labor Regimes in Chinese Factories,” China Quarterly, no. 157 (March 1999): 55-56.
注 18 Raymond Lau, “Economic Determination in the last Instance: China’s Political-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no. 8 (Summer 2001) 233.
注 19 Eva Cheng, “China: Is Capitalist Restoration Inevitable?,”Links, no. 11(January-April 1999), 62-63.
注 20 Rene Ofreneo, “Changing Labor Markets in a Globalizing Asia: Challenges for Trade Unions,” Asian Labor Update, no. 45 (October-December 2002); Richard Smith, “Creative Destruction: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China’s Environment,” New Left Review, no. 222 (March-April 1997): 6
注 21 R.Smith, “Creative Destruction,” 6.
注 22 China Admits Grim Unemployment Situation,” Times of India, April 29,2002
注 23 Gene H. Chang, “The Cause and Cure of China’s Widening Income Disparity,” China Economic Review 13,no. 4(2002) : 337.
注 24 Liu Yufan. “A Preliminary Report on China’s Capitalist Restoration.” Links, no. 21 (May-August 2002) 55.
注 25 Keith Bradsher, “China’s Car Culture Hits Some Pothole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1,2004; Craig S. Smith,” For China’s Wealthy, All But Fruited Plain,” New York Times, May 15.2002;Elisabeth Rosenthal,” North of Beijing, California Dreams Come Tru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3,2003.
注 26 Craig S. Smith, “China: Heroe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Times, May 2,2002.
注 27 Malcolm Warner. “In the Red: China’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t the Crossroads,” Asia Pacific Business Review 5, no.2 (Winter 1998) 224; Vanessa Lau, “Forgotten Generation,” Dollars and Sense (March-April 2000):12
注 28 V.Lau, “Forgotten Generation.” 12.
注 29 Margaret Maurer-Fazio and James Hughes, “The Effects of Market Liberalization on the Relative Earnings of Chinese Wome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0, no. 4(December 2002).
注 30 Joseph Kahn, “Ruse in Toyland: Chinese Workers’ Hidden Wo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7,2003; Smith, “Creative Destruction,” 7-9; Philip P. Pan, “Poisoned Bach into Poverty,” Washington Post, August 4.2002
注 31 Elisabeth Rosenthal, “Harsh Chinese Reality Feeds a Black Market in Women,” New York Times, June 25,2001; Erik Eckholm, “Desire for Sons Drives Use of Prenatal Scan in China,” New York Times, June 21,2002.
注 32 Tim Pringle, “The Path of Globalization: Implications for Chinese Workers.” Asia Labor Update, no.41(October-December 2001).
注 33 Joseph Kahn, “Making Trinkets in China, and a Deadly Dust, “New York Times, June 18, 2003.
注 34 Joseph Kahn, “China’s Workers Risk Limbs in Export Drive,” New York Times, April 7,2003.
注 35 Lau, “Economic Determination in the Last Instance,” 234.
注 36 Smith, “Creative Destruction.” 10-11.
注 37 Pan, “Poisoned Back into Poverty.”
注 38 Elisabeth Rosenthal, “Without ‘Barefoot Doctors,’ China’s Rural Families Suffer,” New York Times. March 14,2001,Al.
注 39 Cheng. “China: Is Capitalist Restoration Inevitable?,”61.
注 40 Ibid 61
注 41 Elisabeth Rosenthal, “Blinded by Poverty: The Dark Side of Capitalism,”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1, 2000.
注 42 Ibid.
注 43 V.Lau, “Forgotten Generation,” 13-14; Pan. “Poisoned Back into Poverty.”
注 44 David Murphy, “The SARS Outbreak: A Shot in the Arm,”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une 5,2003.
注 45 Jiang Xueqin, “Consuming Problem,”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December 21,2000; Elisabeth Rosenthal, “Deadly Shadow Darkens Remote Chinese Village,” New York Times, May 28,2001.
注 46 Isabel Hilton,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Destroyed China’s Health Service-Now It Must Rely on Police, Not Doctors, to Fight Sars,” Guardian, May 22,2003.
注 47 V.Lau, “Forgotten Generation,” 39.
注 48 Ben Dolven and Trish Saywell. “Private Lessons,”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anuary 8,2004.
注 49 Elisabeth Rosenthal, “School a Rare Luxury for Rural Chinese Girls,”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1999
注 50 Ibid.
注 51 Ibid.
注 52 Lee, “From Organized Dependence to Disorganized Despotism,”54.
注 53 “A Dragon Out of Puff,” The Economist, June 13.2002.
注 54 Kathy Wilhelm, “The Great Divid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November 30,2000.
注 55 Cheng Yuk-shing, “Fleeing from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267
注 56 Bertell Oilman, “The Question Is Not ‘When Will Capitalism Die?’ but ‘When Didlt Die, and What Should Our Reaction Be?’,” Nature, Society, and Thought 12, no.4 (October 1999), 474-475.
注 57 Ibid.,475.
注 58 Yufan, “A Preliminary Report on China’s Capitalist Restoration,” 55.
注 59 Cheng Yuk-shing, “Fleeing from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269.
注 60 Ibid., 271.
注 61 Ibid.
注 62 Bonin and Huang, “Dealing with the Bad Loans of the Chinese Banks, 201.
注 63 Cheng Yuk-shine, “Fleeing from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272.
注 64 Ben Dolven, “The Danger of Blowing Bubble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September 25,2003.33.
注 65 Ibid.
注 66 Wall Street Journal, “China Warns Exporters to Shape Up,” March 18, 1999; Kathy Wilhelm,” China, Starting to Sizzl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ugust 24,2000.
注 67 Stephen Roach, “China’s Economy-It’s the Real Thin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February 26,2003.
注 68 Eva Cheng, “China: Sino-U.S. Trade Deal Will Cement Capitalist Restoration,” Green Left Weekly, no. 406. May 24,2000.
注 69 Yufan, “A Preliminary Report on China’s Capitalist Restoration,” 56.
注 70 Ibid., 57.
注 71 Ibid.
注 72 Ofreneo, Changing Labor Markets in a Globalizing Asia.”
注 73 Elizabeth Tang, “China and the WTO: A Trade Union View of Social Impacts & Workers Responses ’ Hong Kong 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May 2002, http://www.ihlo.org/item3/item3h.htm.
注 74 UNCTAD,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02: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World Trade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02). 143.
注 75 Ibid., 149.
注 76 Yufan, “A Preliminary Report on China’s Capitalist Restoration,” 58.
注 77 Jackie Sheehan, Chinese Workers, A New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1998), 187.
注 78 Ibid., 187-88.
注 79 Trini Leung, “The Third Wave of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in the Post-Mao Era,” China Labor Bulletin, June 2,2002.
注 80 Trini Leung Wing-yue, Smashing the Iron Rice Pot: Workers and Unions in China’s Market Socialism (Hong Kong: Asia Monitor Resource Center, 1988); Anita Chan, “Labor’s Long March: China’s Workers Rebel Against the New World Order,” In These Times, February 6, 1995.
注 81 R. Smith,“Creative Destruction,” 9.
注 82 Eric Eckholm, “Chinese Democracy Campaigners Push for Free Labor Union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4, 1997.
注 83 Associated Press, “China’s New Threat: Army of Unemployment Creating Wave of Protests Across Nation,” Tribune-Star, Terre Haute. December 26, 1997.
注 84 Henry Chu, “Chinese Rulers Fear Angry Workers May Finally Unite,” Los Angeles Times, June 4, 1999.
注 85 Tim Pringle, “Industrial Unrest in China-Labor Movement in the Making?,” China Labor Bulletin, January 31,2002.
注 86 Ibid.
注 87 Leung, “The Third Wave.”
注 88 Tang, “China and the WTO.”
注 89 Leung, “The Third Wave.”
注 90 Ibid.
注 91 Chu, “Chinese Rulers Fear Angry Workers May Finally Unite.”
注 92 Craig S. Smith, “China’s Farmers Rebel Against Bureaucracy.”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7,2000,1.
注 93 Ibid.
注 94 “Troubled Sleep in Sichuan,” The Economist, July 26. 1997,35.
注 95 Ibid.
注 96 Associated Press, “China’s New Threat.”
注 97 Leung, “The Third Wave.”
注 98 Sophie Beach, “Tiananmen Plus Ten,” The Nation. June M, 1999, 7.
注 99 Erik Eckholm. “China: Crowd Control.”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5. 1999.
注 100 Chu, “Chinese Rulers Fear Angry Workers May Finally Unite.”
注 101 Erik Eckholm, “Chinese Officials Order Cities To Bolster Riot Police Force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30, 2001.
注 102 Dong Xulin （董叙霖）0, “Looming Social Crises: China at a Cross Roa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ocialist Scholars Conference. New York, March 16,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