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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鲍姆看21世纪 / （英）霍布斯鲍姆著；吴莉君译. —2版.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8

书名原文：Globalisation, Democracy and Terrorism

ISBN 978–7–5086–5027–2

I. 霍… II. ①霍… ②吴… III. 国际政治–21世纪–文集IV. D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35408号

GLOBALISATION, DEMOCRACY AND TERRORISM by Eric Hobsbawm

Original copyright © Eric Hobsbawm, 2007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 2015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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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鲍姆看21世纪

著者：[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译者：吴莉君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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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鲍姆看21世纪

[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著

吴莉君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序

第1章 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第2章 21世纪初的战争、和平与霸权

第3章 为何美利坚霸权不同于大英帝国

第4章 论帝国终结

第5章 新世纪的民族与民族主义

第6章 民主的前景

第7章 传播民主

第8章 恐怖行动

第9章 暴力时代的公共秩序

第10章 不断扩张的帝国

序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极端的一个时代，因为它结合了前所未有的人类大灾难以及丰盈富足的物质进步，而我们改变或者说摧毁这个星球的能力，也在与日俱增，不知究竟到了何种地步——甚至已延伸到这个星球之外。我们该如何回顾这个“极端的年代”，或说，我们该如何前瞻从这个极端旧时代中孕生出来的新纪元？收录在这本书中的文章，是一位站在第三个千禧年开端的历史学家，试图去考察、分析和理解这个世界的状况，以及今日我们所面对的主要政治课题。这些文章同时也是对我先前某些作品的增补和更新，特别是我的“短20世纪史”《极端的年代》（The Age of Extremes ），我与波利托（Antonio Polito）的对谈《新世纪》（The New Century ），以及《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 ）。这样的尝试是必要的。历史学家能为这项工作贡献什么呢？他们的主要功能，除了记住其他人已经忘记或想要忘记的事情之外，就是尽可能从当代的纪录中后退，以更宽广的脉络且更长远的视野去观看与理解。

在这本以政治议题为主的文集中，我选择将焦点放在五个今日特别需要我们去厘清思考的领域：一、“战争与和平”这个大问题在21世纪的发展；二、世界帝国的过去与未来；三、民族主义的本质和变化脉络；四、自由民主的前景；五、政治暴力与恐怖主义。上演这五大问题的世界场景，由两项紧密相关的发展所主导：一是人类借由科技和经济活动来改变地球的能力变得无比巨大且持续加速；二是全球化。不幸的是，这两大发展中的第一项，到目前为止并未对政治决策者造成重大冲击。各国政府的施政目标，依旧是尽可能地促进经济增长；对于全球变暖的危机，政府并未提出任何实际有效的应对措施。另一方面，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不断加速的全球化——也就是把世界当成互联活动的单一单位，不受地域界限的阻碍——对政治和文化造成深远冲击，尤其是在当前这种不受控制的全球性自由市场的主导形势之下。本书收录的文章并未特别讨论全球化的课题，主要是因为在人类的各种活动中，政治是实际上较未受到全球化影响的领域之一。瑞士经济研究院（KOF）曾对全球化做了一些有点儿含糊的量化工作，在该机构出版的全球化索引中（2007年），很容易找到与经济和信息流动、个人接触或文化传播相关的词条——例如，麦当劳和宜家家居的平均数量——但是在“政治全球化”这方面，除了一个国家的大使馆数量、参与国际组织的会员资格，以及参与联合国安理会任务的次数之外，该机构想不出其他更好的统计指标。

有关全球化的通盘讨论或许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但是有三项与全球化有关的整体观察，却和本书的论题紧密扣连。

首先，当前蔚为时尚的自由市场全球化，在国内和国际之间造成非常严重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而且没有迹象显示，虽然极贫的状况一般已有改善，这种两极化的情形不会在国家内部持续下去。这种快速蹿升的不平等现象，已经变成这个新世纪社会和政治紧张的主要根源，特别是碰到经济极端不稳定的时候，例如全球自由市场在20世纪90年代所导致的那些现象。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已经对国际间的不平等造成压力，不仅威胁到北方旧世界人民相对惊人的生活标准，对诸如印度和中国这类人口庞大、实际上绝无可能达到任何类似标准的国家亦然；只要这样的压力存在一天，就会产生它自身带来的国内性和国际性紧张。

其次，对全球化冲击感受最强烈的，是那些从中获益最少的人。因此，可以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中得到庇荫的一方——可以把成本“外包”（out-source）给劳动力廉价国家的企业家，可以在任何高收入市场经济中取得工作的高科技专业人士和高等教育毕业生——与无法得到好处的一方，对于全球化的看法就越来越两极化。正因如此，对老牌“发达国家”大多数靠薪水和工资维生的人而言，21世纪初带给他们的，若称不上是灾难性的前景，至少也是个棘手的未来。全球化自由市场已经侵蚀了政府和福利体系保护他们生活方式的能力。在全球经济中，他们必须与境外的男女竞争，那些人和他们拥有同样的资格，却只要他们薪水袋的一小角就可以雇用；在国内，他们所面对的全球化压力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力储备大军”，而这支大军指的是来自全球广大贫困乡村的移民。诸如这样的情势，当然不可能许诺一个政治和社会稳定的时代。

再次，尽管全球化的真实发展态势还算温和——也许除了几个大体说来面积较小的国家，主要在欧洲——但它激起的政治和文化冲击却大到不成比例。因此，在西方大多数的发达经济体中，移民都是最主要的政治问题，虽然居住在第一世界的非本国出生人口，实际上并未超过3%。在2007年瑞士经济研究院所做的经济全球化排名中，美国居第39位，德国第40位，中国第55位，巴西第60位，韩国第62位，日本第67位，印度第105位，不过上述国家除巴西外，其他在“社会全球化”的排名中都略高（英国是唯一一个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全球化排名中都位居前十名的主要经济体） [1] 。也许这是一种历史性的短暂现象，也许不是，但无论如何，短期之内，这种不成比例的冲击，仍然会对国内和国际性政治带来严重后果。我预测在未来的一二十年内，政治抵抗——未必是恢复正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将会以某种方式减缓自由市场全球化的速度。

我希望，书中讨论战争、霸权、帝国和帝国主义、民族主义现状，以及公共暴力与恐怖主义等篇章，无须进一步说明，读者就能领略理解。我同样希望那两篇讨论民主的文章也能如此，因为我意识到，试图点出西方通俗政治论述中最神圣的“母牛”之一其实并不如众人想象的那般“丰乳多汁”，是一项极富争议性的做法。在今日的西方政治论述中，有关民主的种种论点——特别是把某些神奇的特质归派给由多数选民在几个敌对政党中选举出来的政府——比起任何言论或政治概念，都更是无聊且无谓的废话。在最近的美国修辞学中，“民主”一词已经完全脱离现实。我的这两篇文章想通过理性和常识来冷却这股热潮，希望能对这项必要的工作做出小小贡献，虽然如此，我仍坚定支持为人民——所有人民，无论富者或穷者，贤者或愚者，通晓者或无知者——服务的政府，以及得到人民参与和同意的政府。

收录在本书中的文章都做过必要的修订与更新，它们最初大多数是针对不同听众所进行的讲演，试图说明或解释这个世界（或这个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今日所处的趋势。这些文章或许有助于指出我们在这个新世纪初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但它们并未提出建议纲领或实际解决方案。这些文章写于2000年到2006年之间，并因而反映了那段时期人们特别关注的一些课题，其中最主要的是美国政府于2001年决定建立单边的世界霸权，废除行之有年的国际惯例，认为自己有权力在任何喜欢的时刻发动侵略战争或其他军事行动，并真的如此行动。既然伊拉克战争已完全失败，我们便无须去证明这项计划有多么不切实际，而我们是否该让它持续下去这个问题，更完全是一种学院式的讨论。总之，有一点很清楚，读者也应该牢记在心，那就是，我对这项计划抱着深刻的批判态度。这有部分来自本人坚定而无可动摇的政治信念，包括对帝国主义的敌视，不论那些强权如何吹嘘他们的征服行动为受害者带来多少好处，或白人自以为是的优越性为其他有色民族做了多好的安排。这项批判同样也基于合理可信的怀疑——怀疑政府和统治者那种妄自尊大的职业病，相信自己拥有无可限制的权力和成功。

大多数为美国2001年以后的行动进行辩解的论述或谎言，不论是出自英美政治人物，拿钱或不拿钱的辩士、修辞家、公关代表、游说团体和业余意识形态专家，都再也无须浪费我们的时间。不过，有人曾提出一种比较不那么声名狼藉的说法，不是专为伊拉克战争辩护，而是作为一种普遍性的主张，那就是：在一个全球日渐野蛮、暴力和失序的时代，为了保护或建立人权，跨国界的武力干预是合理正当的，有时甚至是必须的。对某些人来说，这意味着世界帝国霸权是可取的，特别是由美国这个唯一有能力建立这种帝国的国家来执行。这种或许可称之为人权帝国主义的论点，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瓦解导致巴尔干冲突加剧，特别是波斯尼亚战乱正炽期间，进入到公共讨论领域。支持该项论点的人似乎认为，唯有外界的武力干预才有办法终止永无止境的相互屠杀，而美国是唯一有能力及有意愿去使用这类武力的国家。由于美国在该地区毫无特殊的历史、政治或经济利益，使得它的干预让人更加钦佩，且看起来特别无私。关于这点，在书里的文章中有详细讨论。虽然我在文章里已提到反对这项论点的理由，特别是在《传播民主》一文中，不过在此我愿提出几项额外的观察。

认为强权国家在追求其国际政策的同时也可能会做出一些对捍卫人权有益的事，基本上是有问题的；他们或许会意识到这么做的宣传价值，但这类价值对他们的目的而言，是非常非常附带性的；今日，只要他们认为有必要，就会以极其残忍的野蛮手段去追逐自己的目的，这就是20世纪留给我们的遗产。对于那些把伟大的人类目标当成核心价值的人而言，他们和任何国家的关系都可以是某种特殊的联盟或对立，绝不会是永久的认同。即便有非常罕见的、真心追求传播其普世使命的新兴革命国家——例如1792年后的法国、1917年后的苏（俄），但不包括乔治·华盛顿时代实行孤立主义的美国——也总是寿命不长。任何国家的预设立场，都是追求自身的利益。

除此之外，支持以武力干预他国事务的人道主义，是建立在以下三种假设之上：一、当代世界可能发生不可容忍的情况，通常是大屠杀甚至是种族灭绝；二、没有其他可能的解决方式；三、这样做的好处明显超过其代价。这三项假设在某些时候都有其正当性，但是，如同有关伊拉克和伊朗的辩论所显示的，究竟要具备哪些条件才能称之为“不可容忍的情况”，几乎很难取得普世同意的答案。也许下面这两个案例大家可以取得一致的共识，认为干预是正当的：一是越南入侵柬埔寨，终结了令人发指的波尔布特政权的“杀戮战场”（1978年） [2] ；二是坦桑尼亚摧毁了阿明在乌干达的恐怖政权（1979年） [3] 。（当然，并非所有快速而成功的外国军事干预，都能在当地的危机情势中产生如此令人满意的结果——比较令人质疑的案例包括利比亚和东帝汶。）两者皆是由短暂入侵所达成，并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和某种持续性的改善，但两者都无意废止已经确立的国际外交原则，亦即不干预主权国家的内政事务。附带一提，这两项干预事件都不具有帝国主义的含义，也和更广泛的世界政治无关。事实上，美国还是继续支持被罢黜的波尔布特。这样的特殊干预事件，和可以容忍由美国建立世界霸权，根本风马牛不相及。

而且，这也不是近年来军事干预的做法，近年来的干预都是有选择性的，干预者绝对不会去碰触就人道主义标准而言最恶劣的残暴个案，像中非洲的种族灭绝。在20世纪90年代的巴尔干事件中，人道主义的关怀当然是一项重要因素，但并非唯一因素。以波斯尼亚的情况来说，外界的干预或许有助于提早结束当地的血腥杀戮（虽然反对派始终不以为然），比起让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穆斯林彼此残杀到最后要好得多，但不可否认的是，该地区直到今天依然动荡不安。至于1999年的科索沃事件（一支由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者所组成的极端主义少数团体，在科索沃发动叛乱并对抗塞尔维亚人所引发的流血冲突），我们不禁要问：武力干预真的是唯一的解决之道吗？而塞尔维亚人最后之所以放弃强硬不妥协的态度，究竟是因为外国的武力威胁奏效，还是因为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成功？对于这两个问题，答案并不清楚。这个案例的人道主义基础比波斯尼亚的情况更令人质疑，除了战争本身和长达数月对塞尔维亚执行毁灭性轰炸所造成的平民伤亡之外，还因此激怒了塞尔维亚人大规模驱逐境内的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结果似乎是使人道主义的情况更加恶化，而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之间的关系也未能因此稳定下来。不过，最起码，巴尔干的军事干预相当快速，也发挥了短期的决定性效果，尽管到目前为止，也许除了克罗地亚人之外，没人有理由对结果感到满意。

另一方面，美国从2001年开始发动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虽然因为美国推翻了几个声名狼藉的政权而在人道主义的舆论上具有某种正当性，然而其背后根本不具备任何人道主义的考虑。若不是因为“9·11”事件，即便是美国，也不会认为这两个国家的情况不可忍受到必须立刻发动侵略战争。阿富汗战争被其他国家以老派的“现实主义”理由加以接受，伊拉克战争则几乎遭到普遍谴责。虽然美国很快就推翻了塔利班和萨达姆政权，但这两场战争都未取得胜利，而其目的当然也绝非对外宣称的建立西方价值的民主政权，以作为该区其他尚未民主化之社会的明灯。这两场战争，尤其是惨绝人寰的伊拉克战争，不但牵延甚广、死伤惨重、血腥遍地，甚至直到笔者写作本书的此刻，仍看不出任何结束的征兆。

在上述所有的案例中，武装干预都来自外国，同时夹带着优势无比的军事权力和资源。到目前为止，其中没有任何一次干预产生过稳定的解决方案。在所有相关国家中，外国的军事占领和政治监管依然持续。最好的情况是——当然不会是阿富汗和伊拉克——武装干预终止了血腥战争并带来了某种和平，但并未产生令人满意的积极结果，就像巴尔干半岛的案例所显示的。最糟的则是让局势变得比之前更加恶劣，例如伊拉克，我想没有任何人会认为当地人民的处境已糟到无以复加，解放他们只不过是冠冕堂皇的战争借口。在近来以军事力量干预外国事务的纪录中，即便干预者是世界超级大国，也没有任何一次是成功的。

失败的原因，部分和下列假设有关，这项假设也是支撑人权帝国主义的一股重要力量，那就是：野蛮和暴虐的政权对于内部变革具有免疫力，因此只能依靠外部力量将之终结，然后干预者把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或法律机制移植进去。这项假设是承袭自冷战批评者抨击“极权主义”的那段时日。但既然苏联已经瓦解，这类假设就不该存在了，又或者，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我们看到亚洲和南美许多声名狼藉的集权和军事独裁政权，相继出现了明显的内部民主化过程，证明这类假设已经无法成立。这类假设也是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之上，亦即军事行动可以立时带来重大的文化转变。但事实并非如此。价值和机制的扩散，很少是由突然性的外来压力所造成，除非当地早已存在可以接受这些价值机制或可以接受它们引入的条件。民主、西方价值和人权，并不像某些科技输入品，例如和平的自行车和屠戮的AK-47步枪，或诸如机场之类的技术服务，其作用立竿见影，而且只要负担得起又懂得怎么使用的人，都可以用同样的方式采用。如果真可如此，那么全都生活在（理论上）类似的民主架构之下的欧洲、亚洲和非洲无数国家之间的政治相似性，就应该更高才对。简言之，历史很少有快捷方式——这是笔者学到的一课，很多是来自活过上个世纪的经验，以及对它所做的深刻反省。

最后，感谢以下单位提供本书论文首次发表的机会。第一章是根据诺贝尔和平奖一百周年研讨会（奥斯陆，2001年）的论文修订而成；第二章是应《印度书评》（Indian Review of Books ）之邀，在德里查·克拉瓦特纪念讲座（Nikhil Chakravarty Memorial Lecture）发表的演说；第三章是2005年哈佛大学梅西讲座（Massey Lecture）的内容；第四章是2004年在希腊萨塞洛尼基大学接受荣誉学位时发表的就任演说；第五章是2004年为德文版《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al and Nationalism, Campus Verlag, Frankfurt ）所写的新版序；第六章最初是2000年于诗人会社讲座（Athenaeum Lecture）发表的演说；第七章是收录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上的一篇文章，主题为：“世界最危险的想法”（2004年9/10月）；第八章是比较久远的作品，为20世纪90年代早期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针对恐怖行动所发表的研讨论文；第九章是2006年在伯贝克学院发表的公开演讲，属于“暴力”系列演讲的一部分；第十章是2003年为法国《世界外交论衡月刊》（Le Monde Diplomatique ）所写的专文。我同时也要感谢不厌其烦听我讲述并与我讨论的同僚，尤其是那些身在新德里、哈佛和纽约的朋友。身为一名专业作家，我也要感谢我的意大利出版者；他们首次提议可以出一本论文集，把这些主题一贯的文章收录成一本小书；也要感谢亨特（Bruce Hunter）和科利斯（Ania Corless），他俩说服了我和其他出版者将此想法付诸实践。

另一方面，由于书中收录的文章主要是在不同场合发表的演说，对于其中不可避免的重复，我应在此致歉。我删除了某些重复之处，但若全部删除，势必会伤害到每篇文章各自的连贯性，只好请读者原谅。但或许这些重复之处可让本书形成一种整体感，或许也可以让某些篇章里过于浓缩的论述比较容易理解。此外，轻微程度的重复说明，也是笔者终身未能戒除的好为人师的习惯之一，期望借由不断阐释而发挥说服的功能。希望我不致太过啰唆才好。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伦敦，2007

[1] 这项排名乃根据2004年的数据。

[2] 波尔布特（Pol Pot）为柬埔寨红色高棉领导人，1975年取得政权后，以残暴手段进行统治，造成100多万人死于非命。波尔布特在外交上采取与越南敌对的政策，导致越南与反波尔布特的游击队结合，派兵于1978年越过边界，1979年初攻占首都金边，并扶植亲越的红色高棉分子成立柬埔寨人民共和国。1984年的电影《杀戮战场》（The Killing Fields ），就是描述红色高棉统治下的可怕屠戮。——译者注

[3] 阿明（Idi Amin）为乌干达的军事独裁者，1971年取得政权后，恣意进行政治压迫、种族驱离和非法屠杀；据估计，在其统治期间的死亡人数约有50万人，并导致大量难民逃至邻国坦桑尼亚。阿明除了在境内以残酷手段对付异议分子，1978年还试图并吞坦桑尼亚的一省，导致坦桑尼亚发动与乌干达的战争，并于1979年推翻阿明政权；阿明本人逃往利比亚，2003年死于沙特阿拉伯。——译者注

第1章
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1]

20世纪是有史以来最血腥暴力的一个时代。直接或间接因战争而死亡的人数，据估计约1.87亿人，超过1913年世界总人口的1/10。 [2] 打从1914年起，这就是一个战争不断的世纪，只有少数几个短暂的喘息时期没有正规军在某地交战。而且，这是一个由世界战争所主导的世纪：也就是说，是主权国家或国家联盟之间的战争。我们可以把1914年至1945年这段时期视为单一的“三十年战争”，其间只有20年代曾经偃旗休兵了一段日子，约莫是从1922年日本自苏联远东地区撤兵起，到1931年日本开始侵略中国东北为止。在这段“三十年战争”之后，紧接着登场的是40多年的冷战，这场冷战完全符合霍布斯（Thomas Hobbes）对战争的定义：战争“不仅是会战或攻击行为，还包括在某段时间范围内，想借由战斗将彼此竞夺的意志表明得众所皆知”。冷战结束之后，美军在全球各地所介入的军事行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称之为这个战争世纪的续篇，这是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毫无疑问的是，20世纪90年代在欧洲、非洲以及西亚、中亚，确实充斥着正式与非正式的军事冲突。整体而言，自1914年以来，这个世界从未处于和平状态，至今依然纷扰不断。

然而，不论从时间轴或地理轴的角度，我们都不能把20世纪视为单一整体。就时间轴而言，20世纪可分为三个时期：一、以德国为中心的世界战争时代（1914年至1945年）；二、两大超级大国相互对峙的时代（1945年至1989年）；三、传统的国际强权系统终结之后的时代。以下我将以时期一、时期二和时期三称呼它们。在地理轴上，军事行动所造成的冲击，一直是高度不均衡的。这100年间，美洲地区除了一次例外（1932年至1935年的查科战争 [3] ），并未发生有别于内战的重大国际战争。敌方的军事行动鲜少伸触到各国的领土——正因如此，2001年袭击美国世贸中心大楼和五角大楼的“9·11”事件，才会造成这么大的震撼。1945年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也在欧洲消失无踪；在此之前，欧洲一直是主要的战场所在地。虽然在时期三，战争重返东南欧，但在欧洲其他地区，似乎完全看不到任何复发的迹象。然而另一方面，在时期二，国家之间的战争依然是中东和南亚地区的痼疾，尽管这些战争未必与全球对抗有关；而发生在东亚和东南亚的主要战争，则是直接导因于全球对抗（朝鲜半岛、印度支那地区）。至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大陆，在时期一相对未受到战争影响（除了埃塞俄比亚在1935年至1936年受到意大利的殖民征服），时期二登上武装冲突的舞台，时期三则成为见证大屠杀和苦难的主要地区。

20世纪的战争有另外两大特色，其中第一点不如第二点那般明显。在21世纪开始之际，我们发现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武装行动基本上不再是政府或其官方代理人的特权，而且敌对阵营之间，除了都有使用暴力的意愿之外，没有任何共同的特质、情况或目标。由于国与国的战争几乎全面主导了时期一和时期二的战争景象，使得国家内部或帝国境内的战争或其他武装冲突，相形之下就有点儿失色。甚至连十月革命之后俄国境内的内战，或是中国清政府瓦解之后所爆发的军阀混战，也可以套进国际冲突的框架，因为它们确实与后者脱不了关系。另一方面，拉丁美洲在20世纪始终不曾出现跨越国界的军队，但该区却一直是内战冲突的主要舞台：例如1911年后的墨西哥，1948年后的哥伦比亚，以及时期二的中美洲地区之不同国家。有一点，世人还没普遍意识到，那就是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降，国际间的战争持续而稳定地递减，反而是内战变得更加普遍。境内对抗的数量急速攀升，直到90年代才平稳下来。 [4]

一般人较为熟悉的特色，是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之间的区别已严重模糊。20世纪上半叶的两场世界大战，把交战国的所有人口全部卷入；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皆饱受灾难。而且随着世纪演进，战争的负担更是快速由武装军队转移到平民身上，他们不仅是战争的受害者，更逐渐成为军事或军事——政治行动的主要对象。在这一点上，两次世界大战的对比就极为明显：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当中，只有5%是平民；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数字已激增到66%。到了今天，因战争致死的平民比例，一般估计约占80%至90%。冷战结束之后，这个比例越来越高，因为从那时起，大多数的军事行动并非由征召军队所主导，而是由非常少量的正规或非正规部队负责，往往是采用高科技武器并借此避免人员伤亡。虽然高科技武器在某些案例中已经重新建立了军事与平民攻击目标之间的区别，也因此重新厘清了战斗与非战斗人员之间的界限，然而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在往后的战争中，平民仍将是主要的受害者。

此外，受难的平民数和军事行动的规模与密度不成比例。就严格的军事标准而言，1971年，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为了孟加拉国独立问题所引发的两星期战争，是一场小规模战事，但它造成的难民数却高达1000万人。 [5] 20世纪90年代，非洲武装政权之间的争战，武装战斗人员的伤亡人数很少超过数千人，然而这些争战衍生出的难民数，在最高峰时期几乎有700万人，远比冷战的任何时期都来得高——非洲大陆是冷战期间两个超级大国进行代理人战争的主要舞台。

这种现象不只限于贫穷和偏远地区。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全球化的趋势，这个世界日渐依赖连续不断的信息流通、科技服务以及交换供给，战争对平民生活的影响反而扩大了。这种全球性的流通哪怕只是短暂受阻，例如“9·11”事件后美国领空曾暂时关闭了几天，都足以对全球经济产生相当可怕甚至持久性的影响。

如果战争与和平在20世纪这100年间的差别，依然像20世纪初那样泾渭分明，依然符合1899年和1907年《海牙公约》所编纂的战争规则，那么，这个主题写起来就会简单多了。根据当时的预设，冲突主要发生在主权国家之间；假使冲突发生在某一特定国家的领土内部，那么冲突的双方必定拥有完备的组织，并符合其他主权国家眼中的交战状态。战争与和平就像楚河汉界一般分明，一边是以宣战开启，另一边则由和平条约结束。军事行动可清楚区别出战斗人员和非战斗平民——前者可由他们所穿戴的制服或其他隶属于某一军队组织的标志辨识出来。战争只在战斗人员之间进行。战争期间，非战斗人员应该尽可能受到保护。当然，大家也都知道，这些约定并未涵盖国家内部和国际上的所有武装冲突，尤其是西方帝国主义在那些还不被国际承认为主权国家的地区所引发的冲突，哪怕这类冲突有些（但非全部）也被视为“战争”。这些约定也不包括对抗既有政权的反叛行动，像是所谓的“印度兵变” [6] ；以及在某些国家政府或帝国当局无法有效控制的地区里反复发生的武装行动，例如阿富汗或摩洛哥山区的突击冲突和血仇。然而无论如何，《海牙公约》依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指导原则。随着20世纪往前发展，这种相对明确的惯例也逐渐被混乱、模糊所取代。

首先，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以及国家内部的冲突，也就是国际战争以及内战之间的分界变得混淆，因为20世纪不只是一个战争的世纪，革命和帝国崩解也是它的两大特色。发生在一国内部的革命或解放抗争，往往与国际情势有所牵连，特别是在冷战时期。相反的，在俄国革命之后，以国家身份出兵干预他国的内部事务，已变得越来越平常，至少对那些看起来似乎不具危险性的国家也如此。今日，情况依旧没变。

其次，战争与和平之间的明确界线也变得模糊了。除了一两处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说既未以宣战开始，也未以和平条约结束。而紧接下来的那个时期，更是完全无法以传统定义下的战争或和平来形容，最后只好发明“冷战”这个新词来描述。自冷战时期以来，战争与和平之间这种十足暧昧的情况，可以用中东地区的当前情势来说明。在伊拉克战争之前，不论是“和平”或“战争”，都无法正确形容伊拉克自海湾战争正式结束之后的局势——该国仍几乎天天遭受外国强权的轰炸。同样的，我们也找不到任何术语可以全然适用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或是以色列和其邻国黎巴嫩及叙利亚的关系。上述一切，全都是20世纪那两场世界大战的不幸遗产，但同时也是力量日益增强的大众宣传机器的后遗症，以及势不两立和充满热情的意识形态对抗时期之余毒，这种意识形态的对抗，为战争添入了可与昔日宗教冲突相比拟的十字军因素。和传统国际强权体系的战争不同，这类冲突日益朝向无可协商的结果发展，例如“无条件投降”之类。既然战争和胜利都被视为绝对，于是任何可能影响交战国赢得战争的限制，像是18和19世纪众所接受的战争惯例，甚至是公开宣战，全部都遭到拒斥。而任何有碍战胜国彰显其意志的限制，也都遭到摒弃。经验已经告诉我们，以白纸黑字明白写在和平条约中的协议，三两下就可被推翻。

近年来，这种情况变得更加复杂。“战争”一词，在过去是用来指称某种有组织的武力部署，以对抗各式各样的国内叛乱和国际活动，然而在晚近的大众修辞中，却越来越常把“战争”当成是反社会的，例如“对抗黑手党的战争”或“对抗贩毒集团的战争”。后者不只想控制包括小型恐怖主义团体在内的组织或网络，甚至想消灭它们，然而这类行动的性质和主要的战争行动却是两回事。这类行动同时也混淆了下面这两种形态的武力。其一，姑且让我们称之为“军人”，他们直接与其他武装力量对抗，目标是击败对方。另一种让我们名之为“政策”，其宗旨是为了在某一既存的政治实体内部——通常是国家——维持或重建某种必要程度的法律和政治秩序。第一种武力的目标是“胜利”（victory），其中并不必然内含道德意义；另一种武力的目标则是对违反相关法律者进行制裁，其中确实内含道德使命。

不过，这样的区别在理论上说来容易，在实际层面上却极难判定。士兵在战场上杀人这件事本身，在法律上并不构成犯罪，和所有主权国家内部的杀人行为不同。然而，倘若爱尔兰共和军（IRA）的某位成员认为他自己是交战人员，但英国官方法律却认为他是个谋杀犯，这该如何呢？爱尔兰共和军在北爱进行的活动究竟如他们自认的那样，是一场战争，还是一场攻击法律破坏者的行动，以便维持英国境内某一省份的政府秩序？我们可以说这是一场战争，毕竟将近30年的时间，英国政府是动用国家军队而非地方警力来对抗爱尔兰共和军，不过这场战争却是像政策行动一样有系统地进行，尽可能将该省的伤亡人数和破坏生活的程度减到最低。到最后，这场冲突也是以某种协商方案收场——这方案如同典型的情况一样，并未带来和平，只是把不交战的局势延长下去罢了。这就是在这个新世纪伊始之际，我们所面对的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复杂混淆关系。而美国与其盟邦现阶段所投入的那些军事和其他行动，正是这类关系的最佳写照。

当前的情况就像整个20世纪一样，任何一个可以有效控制或解决军事冲突的全球性权力组织，完全不存在。全球化已经在几乎所有的领域里奋勇前进，经济的、科技的和文化的，甚至语言的，只除了一个：政治和军事领域。主权国家依然是唯一的有效当局。名义上，目前有200多个国家，但实际上只有一小撮具有影响力，其中又以美国拥有无可匹敌的最大权势。尽管如此，依然没有任何国家或帝国庞大到或有钱到或强势到足以维持政治世界的领导权，遑论建立足以涵盖全世界的政治和军事超级大国。当前的世界太大、太复杂，也太多元了。不论是美国或其他任何单一政权，不论它们的意愿有多强，都不可能建立持久性的统治。

单一强权无法弥补全球性权力组织的缺乏，尤其是眼前并不具备足够强大的传统，可以让主要国家自愿接受捆绑束缚——例如与国际裁军或武器限制有关的传统。目前确实有些全球性组织存在，最著名的是联合国，此外还有各种科技和财经组织，像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还有一些国际论坛。但其中没有任何一个拥有有效的权力，除非取得不同国家的协商同意，或得到强权国家的支持，或会员国家自愿接受其规范。不幸的是，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情况似乎都不可能改变。

由于只有国家能行使真正的权力，因此危机在于：当国际组织试图处理诸如战争犯罪之类的过错时，将无法有效作为，或缺乏公认的合法地位。 [7] 即便是得到各国普遍同意而成立的世界法庭［例如根据1998年7月17日签署的联合国《罗马规约》而成立的“国际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它们的判决只要有某个强权国家保持反对立场，就可能得不到承认或遵守。强权国家的国际财团或许强大到足以把弱权国家的犯罪者拖到法庭堂前，或者在某些地区控制武装冲突的残酷程度。不过，这类案例只是在一种国际性的国家体系内部执行传统的权力和影响力，而非执行国际律法。 [8]

但是，21世纪和20世纪有一项重大差别存在：21世纪的战争舞台，不再是一个分割成许多疆域并由垄断该疆域所有公共权力工具的政府所主导统治的世界。这种战争概念从来就不适用于那些经历革命的国家，或是解体帝国的碎片，除了最近一些新成立的革命政权或后殖民政权——1911年至1949年间的中国是最主要的例外——它们以相当快的速度浮现，成为多少具有某种组织并能实际运作的政权或国家之继承人。

然而过去30年来，基于种种原因，主权国家已经失去了对于军事武力的独占性，不再垄断先前维持稳定的多数权力，而且有越来越多国家失去了基本的合法性，甚至不具备众所公认的恒久性，使得政府无法依此将诸如赋税和兵役等负担加在志愿的公民身上。反之，许多私人团体除了有各种手段可以在财政上资助非国家性的战争之外，甚至连发动战争的物质装备也很容易取得。于是国家和非国家组织之间的平衡关系，也跟着发生了变化。

国家内部的武装冲突日渐激烈，而且可以持续好几十年，丝毫看不出任何可能的胜利或解决——克什米尔、安哥拉、斯里兰卡、车臣和柬埔寨皆如此。最严重的，可能已不存在实质上的政府，例如非洲的部分地区；或是像柬埔寨那样，政府的权力已经无法行使于某些领地。即便是那些强大而稳定的国家，一直以来也都很难消灭境内的小型武装团体，例如英国的爱尔兰共和军，以及西班牙的埃塔组织 [9] 。这种情势的最新发展，可以从“9·11”事件窥出端倪，当全地球最有权势的国家面对恐怖主义的攻击时，竟然觉得有必要发动正式战争来对抗一个小小的、既没有领土也没有可识别军队的非政府组织。

上述这些改变，究竟会在这个新世纪中如何影响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均衡关系呢？我宁愿不去预测可能发生的战争，或它们可能的结果。不过无论如何，主权国家这个世界系统的改变，已经深深影响了武装冲突的结构和解决方案。

苏联解体一事，意味着强权体系（Great Power System）已不复存在；这个体系曾经主导了将近两个世纪的国际关系，而且除了少数明显的例外，总是能够对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发挥某种控制作用。强权体系的消亡，等于是把内战和以武力干涉其他国家事务的主要防线给移除了——在冷战时期，外国的疆界通常是无法跨越的。事实上，即便在那时，由于众多小国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些名义上得到联合国承认的“主权”国家，往往都十分虚弱，因此潜在而言，整个国际体系并非十分稳定。而苏联和欧洲共产党政权的瓦解，更是让这种不稳定的情况雪上加霜。至于在诸如英国、西班牙、比利时和意大利这些情势稳固的民族国家内部，各种分离主义的倾向则可能大为增强。与此同时，世界舞台上的替身国数量也已呈倍数增加。在这种种发展之下，无怪乎自冷战结束之后，跨过国界的战争和武装干预会越来越多。

那么，眼前有任何机制可以控制或解决这类冲突吗？从实际的纪录看来，答案似乎不太乐观。20世纪90年代的所有武装冲突，没有一次是以持久性的解决收场。冷战残余的机构、假设和修辞，让旧日的猜疑持续发酵，从而使得后共产主义时代分崩离析的东南欧局势变得更加恶化，诸如南斯拉夫这类地区的问题，也变得更难解决。

今日，如果我们想发展出某种方式来控制武装冲突，我们就必须摒弃冷战时期的种种假设，包括意识形态和强权政治的假设。事实也已证明，无论当前的权力关系如何有利于美国，它依然无法凭借单方面的力量打造出新的世界秩序，即便是得到盟友的支持（当然是短暂的），也没有成功的可能。未来，国际体系依然是多边性的，必须依赖几个主要成员国之间达成共识的能力来进行管理，即便这些国家当中没有一个享有军事上的优势地位。事实已经很清楚，由美国所发动的国际军事行动，其程度可以达到多远，乃取决于它与其他国家所达成的协议。同样很清楚的是，战争的政治解决方案——即便是那些美国牵涉其中的战争——必然是通过协商，而非由单一势力说了就算。在可预见的未来，以无条件投降收场的战争时代，将一去不复返。

对于现存的国际组织，我们也必须重新思考它们的角色，尤其是联合国。我们总是把联合国当成解决争端的当然角色，并经常如此呼吁。然而联合国的策略和行动，却总是任凭变化不定的强权政治摆布。没有任何公认中立的国际仲裁机构有能力在未得到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采取行动，这点始终是这套解决争议的体系中最明显的缺口。

自从冷战结束后，对于战争与和平的处理，一直是临时性的急就章。如在巴尔干问题上，外来的军事干预终止了当地的武装冲突，而且第三团体的武力始终能维持住战争最后的结果。这种模式的长期干预，许多年来一直由个别的强权国家施行在它们的影响范围之内（例如叙利亚在黎巴嫩的作为）。然而作为一种集体行动，这种做法只有美国和其盟邦实行过（有时得到联合国支持，有时则没有）。其结果到目前为止，总是各方都不满意。因为这种做法等于要干预者以不成比例的代价，在一块他们并未拥有特殊利益且无法从中得到好处的地区，无限期维持军队。这使得干预国只能依赖被占领国民众的志愿顺从，但这点是无法保证的；假使当地出现了武装反抗，小规模的武装“维和”部队，就会被更大规模的武装所取代。贫弱国家可能会对这种干预心生愤慨，认为那是殖民时代和保护国心态的遗留，尤其当地经济大部分乃寄生于占领军的需求之上时。从这样的干预当中，究竟能否产生一种普遍的模式，来控制未来的武装冲突，目前还不清楚。

在21世纪，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平衡，将不是建立在设计出更有效的协商或解决机制，而有赖于国家内部的稳定与避免军事冲突。在过去，武装冲突通常是因为国与国之间的敌对和摩擦，但除了少数例外，今日的情况已非如此。比方说，如今各国政府已很少因为边界问题而引发争议。但另一方面，国内的冲突却很容易变得非常狂暴。在这类冲突中，战争的主要危机乃在于外国政府或军事力量的介入。

拥有繁荣稳定的经济以及居民所享有的物资分配相对公平的国家，比起那些贫穷、高度不平等以及经济不稳定的国家，在社会和政治上似乎都问题较少。当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之间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现象日益悬殊，和平的机会也跟着递减。然而，想要避免或控制国内的暴力冲突，影响更为直接的，其实是全国性政府所展现的权力和绩效，以及该政府在大多数居民眼中的合法性。今日，没有任何政府可以把欧洲大部分地区长久以来习以为常的那种非武装的平民人口和社会秩序视为理所当然；今日，没有任何政府具有优势地位可以忽视或消灭境内的少数武装分子。然而，这世界日渐分裂为两类国家，一是有能力有效管理其领土和人民的国家，即便它们得在数十年的时间中面对内部敌人的武装行动，例如英国；二是没有能力管理其领土与人民的国家，这类国家越来越多，它们被绑缚于官方承认的国际疆界之内，而其全国政府若不是虚弱、腐败，就是根本不存在。这些区域专门生产血腥的内战和国际冲突，就像我们在中非地区所看到的那样。不幸的是，在这类地区看不到什么持续改善的前景，而随着这些不稳定国家的中央政府日趋衰弱，或说随着世界版图的进一步巴尔干化，武装冲突的危险性自然也只会往增高的曲线攀升。

在此，可以做出一项暂时性的预测：21世纪的战争不会像20世纪那样嗜杀。但是在这个世界的很大一部分地区，武装暴力以及不成比例的伤亡和损失，依然会是四处可见的痼疾——偶尔也会蔓延成传染病。和平的前景还很遥远。

[1] 　本文根据诺贝尔和平奖一百周年研讨会（奥斯陆，2001年）的论文修订而成。

[2] 死亡人数估计，根据Z. Brzezinski, Out of Control: Global Turmoil on the Eve of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1993)；人口总数估计，根据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OECD, Paris, 2001), p. 241。

[3] 查科战争（Chaco War）是玻利维亚与巴拉圭两国为争夺查科地区所爆发的战争。查科地区位于两国交界之处，19世纪，两国就曾为此区的国界爆发过多次冲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谣传该区发现石油矿床，更加使得两国都想将该地占为己有。战争爆发之后，两国均伤亡惨重，最后在各国的斡旋之下，达成和议，并于1938年签订和约，由巴拉圭取得该区四分之三，其余地方则归玻利维亚。这场战争对两国战后的政治局势都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两国的军事领袖，后来都成了该国的政治首领，引发了国家革命和武装政变。——译者注

[4] See Stiftung Entwicklung und Frieden, Gobale Trends 2000: Fakten, Ana-lysen, Prognosen (Frankfurt a/M, 1999), p. 420, Schaubild 1.

[5] 数据来自UNHGR, The State of the World’s Refugees 2000: Fifty Years of Humanitarian Action (Oxford, 2000).

[6] 印度兵变（Indian Mutiny）指1857年至1858年间，因印度土兵对英国人统治的不满和憎恨所引发的民族起义。导火线是谣传英国发给印度土兵使用的新子弹上，涂了牛脂和猪油，触怒了把牛视为圣物的印度教徒和把猪视为不洁的穆斯林。叛乱从德里城外引爆，并一发不可收拾，甚至蔓延到印度中部与加尔各答，直到1858年6月才终于被英军平定。这场叛变之后，英国政府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对于印度的统治权，开始直接管理，同时英属印度总督，也开始实行比较温和的殖民政策。——译者注

[7] 关于这点最佳的指南是：Roy Gutman and David Rieff (eds), Crimes of War: What the Public Should Know (New York and London, 1999)。

[8] 当然，这类案例也是那些接受国际人道法律的国家，单方面地主张它们有权利在它们国家的法庭上，把该项法律应用到其他国家的公民身上——最著名的例子是，受到英国上议院支持的西班牙法庭，对前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将军（General Pinochet）所做的审判。

[9] 埃塔组织（ETA）为巴斯克祖国自由军的简称，全名为“Euskadi Ta Askatasuna”，是西班牙巴斯克地区分离运动的武装组织，成立于1959年，以脱离西班牙独立为目标，1968年后曾发动多次恐怖行动。——译者注

第2章
21世纪初的战争、和平与霸权 [1]

今天我要谈论的主题是战争、和平与霸权，但我将以回顾过去的方式来说明当前的问题，因为这是历史学家的工作。我们无法谈论这个世界的政治未来，除非我们牢牢记住，我们正在经历的这段历史，也就是人类生活和社会的变革历程，以及人类对全球环境所造成的冲击，一直是以令人眩晕的步伐加速进行。如今，这股向前的速度，把人类和自然环境的未来，推入了危险之境。在柏林墙倒塌之时，有位轻率的美国人曾宣称历史终结了，因此，我有点儿犹豫是否要使用这个显然已不具公信力的词组。然而无论如何，从20世纪中期开始，我们就已进入世界史的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终结了我们先前所知的历史，那个超过一万年以上的历史——从定居农业文明以来的历史。我们确实不知道，自己正在走向何方。

我曾经在《极端的年代》一书中，为这场突如其来的戏剧性断裂描画出大致的轮廓。科技与生产方式的转变明白可见。单是通信革命的速度，就已经彻底消解了时间与距离。在2004年的今天，因特网才不过发明了10年而已。我也在书中指出这场断裂与未来国际发展有关的四大社会面向。一是农民的急速分解与衰落——直到19世纪，农民始终是所有人口当中最大的一群，也是人类经济的基础。二是明显居于优势地位的都市社会应运而生，特别是人口以千万计的超级城市（hyper-city）。三是普遍具有阅读能力以及手写或机器书写的世界，取代了口语传播的世界。四是女性地位的转变。

务农人数的锐减，这点在发达国家尤其明显。今日，这个数字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只占4%；在美国更只有2%，其他地方也差不多。20世纪60年代中期，欧洲还有5个国家其半数人口是以务农维生，美洲有11个，亚洲有18个。但今日的情况已截然不同。就营生而言，目前欧洲和美洲已经没有任何国家有超过半数的农业人口；伊斯兰世界也一样。即便是巴基斯坦，这个数字也已低于50%；土耳其的农民比例则是从原本的3/4下降到1/3。就算是在小农经济的大本营东南亚，也已经有好几个地方出现了缺口：印度尼西亚从67%下降到44%，菲律宾从53%下降到37%，泰国从82%下降到46%，甚至连中国，也从1950年的85%跌落到现在的50%左右。事实上，除了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大多数国家之外，农业社会仅剩的稳固堡垒——2000年时农业人口超过60%的地区——就只有英法两国的前南亚殖民地国：印度、孟加拉国、缅甸和越南。然而，在工业化急速发展的趋势下，这种情况还能持续多久呢？以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为例，20世纪60年代末，仍有半数人口务农，如今则只剩下8%和10%。过不了几十年，我们将不再是人类自出现以来的那个物种——那个其成员主要以采集、打猎和生产食物为主的物种。

我们也将不再是乡野之子。1900年时，全世界只有16%的人口居住在城镇；195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26% ；今日则只比半数略低一点儿（48%）。 [2] 在发达国家和地球上的其他许多地方，即便在农业生产区，乡野都可说是一片绿色荒野，很少能在汽车与小聚落之外，看到人类的踪影。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以此类推法变得有点儿困难。没错，老资格的发达国家如今早已高度都市化，但它们不再是当前标准的都市化典型，如今的典型是采取直接从乡村飞蹿为超级城市的模式。今日发生在发达世界都市里（即便是那些正常成长的都市）的现象，是在原先的市中心外围所进行的郊区化现象。如今，全球人口数超过1000万的前50大城市中，只有10个位于欧洲和北美，其中更只有两个跻身于前18大的名单之列。人口超过百万人的城市中，成长最快速的，除了一个例外［葡萄牙的波尔多（Porto）］，其他都位于亚洲（20个）、非洲（6个）和拉丁美洲（5个）。不论这项发展造成了哪些后果，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彻底改变了人口高度集中的都市，以及人口分散各处的乡村之间的政治平衡关系，尤其是在那些选举议会代表或总统的国家。

关于教育变革我不打算谈论太多，因为社会与文化对整体知识程度的影响，很难和政治与文化对传播革命的影响区分开来；今日的我们，全都置身在这场突如其来、史无前例的公共与个人媒体的革命狂潮当中。且让我指出其中的一项重要事实。今日，总计有20个国家，其就学年龄的人口中有超过55%的比例在完成中等教育之后继续攻读高等教育；这20个国家当中，除了韩国之外，其他全都位于欧洲（旧资本主义和前共产主义国家）、北美和澳洲。就储备人力资本的能力而言，老资格的发达国家依旧大大领先于那些21世纪的主要新来者。亚洲，特别是中国和印度，能以多快的速度迎头赶上？

关于过去100年来这项最重大的社会变迁，在此，我将不再多说，只提出一项观察作为补充：判断女性权利提升的最佳指标，就是看她们在教育上赶上男性甚至超越男性的程度。了解这一点后，还需要我告诉你们，印度依然是属于严重落后的世界吗？

在回顾鸟瞰了过去半个多世纪的空前变革之后，接着，且让我降回地面，针对21世纪初，影响战争、和平与权力的一些因素，做一番仔细观察。一般性的趋势不一定能成为现实实际面的指南。例如，很明显的，在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口已不像过去那样，由世袭亲王或外国代理人进行由上而下的压倒性统治。如今，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某种独立国家当中，它们的政府常借由“人民”或“国民”的称号来宣称其合法性；最常见的情况（甚至包括所谓的独裁政权），是通过真正或假造的选举或公民投票来确认其正当性，以及（或）利用定期性的群众公开仪式来象征政府当局与“人民”之间的结合。于是乎，人民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从先前的臣民变成了公民——而且不只包括男人，还包括女人。然而事实上，大多数政府所拥有的，严格说来都是某种自由民主宪政的变体，有竞选没错，但经常会被军事统治中断，人们总说这类统治必然是暂时性的，但却往往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上面所说的自由民主趋势，和我们今日的实际状况究竟有多符合呢？并没有多少符合。

不过，有一种普遍的趋势倒是可以在这个星球上的大部分地区看到，亦即独立的主权国家的地位已经发生了改变。独立的主权国家在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逐渐演变成人类最基本的政治和机制单位。在独立主权国家的起源地，也就是北大西洋地区，该政体是奠基在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几项发明之上。这种政体垄断了所有的权力工具和强制手段——军队、警察和监狱——并通过中央政府和其代理人，根据日积月累的信息收集能力，对发生在国家领土范围内的事务，执行越来越强力的控制。该政体的行动范围以及影响公民日常生活的能力不断增强，并进一步利用居民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效忠之心，成功动员他们。这种模式的国家发展形态，在40年前左右达到了最高峰。

另一方面，想想西欧20世纪70年代所谓的“福利国家”。在这类国家中，“公共领域的消费”（public consumption）——亦即国内生产总值用在公共目的上的部分——约占20%~30%。接着，想想公民们不但志愿让公共部门单位收取税金去提高业已如此庞大的金额，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还确实接受征召，“为他们的国家”奋战捐躯，奉献出百万生命。直到20世纪70年代，有超过200年的时间，这种形态的现代政府不断兴起发展，而且与意识形态或政治组织无关，不论是自由的、社会民主的、共产主义的或法西斯的国家，全都采用这种形式。

然而今日，情况不再如此。潮流正在转向。如今，我们拥有一个快速全球化的世界经济，这套经济建立在跨国性的私人公司之上，而这类公司正用尽一切手段想生存在国家的法律与赋税范围之外，从而严重限制了政府对于国内经济的控制能力，即便是强大的政府也无法例外。的确，拜弥漫全球的自由市场神话所赐，国家确实放弃了许多最传统的直接行动——邮政、警政、监狱，甚至是最重要的武力——把它们交到以创造利润为导向的私人承包商手上。据估计，现在约有3万多个这样的“私人军事承包商”活跃于伊拉克。 [3] 拜这项发展所赐以及冷战期间高效能小型武器的泛滥全球，军事武力如今已不再由国家和其代理人所垄断。即便强大如英国、西班牙和印度，也曾在某段时期里，学会如何和那些威胁政府但又无法消灭的武装异议团体长期共存。我们看到好多联合国成员国，基于不同原因快速瓦解的例子；其中虽然并非全部，但大多是20世纪帝国解体后的产物；在这些国家里，名义上的政府其实无法治理或掌管境内的大多数领土和人口，有的甚至连政府机构本身都无法搞定。

几乎同样醒目的另一项趋势是，居住在国家领土内的人民或臣民，对于国家正当性的接受度以及志愿对统治当局尽义务的程度，都已大幅下降。在大多数情况下，任何实际建立的政权，即便是相对少数的外国政权，如果没有广大的人口随时准备承认其正当性，那么，19世纪和20世纪的那种帝国主义便不可能存在。以往，外国政权只有在诸如阿富汗和库尔德地区这几个少数地方尝到败绩，未得到当地人民理所当然的承认。但如今，如同伊拉克战争所显示的，人民在面对政权时，甚至是面对具有压倒性武力的优势政权时，已经不再有先前那种自然而然的服从本性，这就是今日帝国卷土重来时所面对的景象。我很怀疑，如今有哪个国家，能够征召到愿意为“他们的国家”奋战到死的军人来投入战争。如今，也没有几个西欧国家，也就是所谓的“发达国家”，能够像以往那样，建立在一个大体而言遵守法律且有秩序的人口之上，再也无法期待将犯罪或其他骚乱行为控制在社会秩序的范围之内。以科技或其他手段——监视器、电话追踪、取得个人数据和计算机——让公民时时处于监控之下的做法日新月异、快速成长，然而此举只是减少了公民的自由，却无法让政府及法律相对更有效率。

所有这一切都是发生在一个急速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在世界各地造成了区域性的不平等，因为全球化生产的本质，正是不均衡与不对称的成长。这同时也凸显出，当代生活中臣服于全球化和全球标准化压力之下的那些方面（科技、经济、各式各样的基础设施，以及程度较小的文化机制），与未受到影响的那些方面（特别是国家和政治）之间的矛盾。例如，全球化顺理成章地带动了移民劳工从贫穷地区流往富裕地区，但这股潮流却在许多受到影响的国家内部——大多是北大西洋地区的富裕国家——导致了政治和社会上的紧张，虽然以全球观点而言，这项移动的幅度其实相当温和：即便在今日，居住于出生国之外的人口总数，也不过占世界总人口的3%而已。然而与资本、货物及传播的流动不同，直到目前为止，国家和政治人物依旧在劳工迁徙的路途上，架设了各种强有力的路障。

在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种种失衡现象当中，最新也最引人瞩目的，除了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戏剧性的去工业化之外，就是世界经济的重心快速从北大西洋周边地区移往亚洲的某些部分。目前还只是其开始阶段，但脚步已越来越快。毋庸置疑，过去10年世界经济的成长，大多是由亚洲这部发动机负责拉动，尤其是中国工业产品的惊人增长；以2003年为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高达30%；该年全世界的平均增长率为3%，北美和德国更只有0.5%。 [4] 当然，这项结果尚未严重改变亚洲和北大西洋旧世界的相对地位——美国、欧盟和日本依然占了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70%——但已足以让亚洲地区感受到自己的全新比重。以购买力而言，南亚、东南亚和东亚所代表的市场已经比美国市场大了2/3。这场全球变动究竟会对美国的经济力量造成怎样的影响，当然是21世纪国际前景的核心问题之一，稍后我会再讨论。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锁定在新世纪的战争、和平与国际秩序可能会如何发展。乍看之下，世界和平的前景肯定会比20世纪要来得好，毕竟20世纪那两场世界大战和原子弹规模的死亡程度是无与伦比的。然而，根据英国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事实上，2004年时，英国人对世界大战的恐惧，比起1954年第一次询问这个问题时的比例要高。 [5] 恐惧的原因，大多是由于下面这个日益明显的事实：在我们生存的这个时代，全世界的武装冲突已经变成了某种痼疾，冲突通常是发生在国家内部，但因为外国势力的介入而扩大。虽然就20世纪的标准而言，这些冲突的规模都很小，但它们的主要受害者越来越多是平民，所造成的冲击也相当巨大且持久。自从柏林墙倒塌之后，我们再次生活在一个种族灭绝和大量人口被迫迁移的时代，如在非洲、东南欧与亚洲部分地区看到的那样。据估计，在2003年底，大约有3800万难民居住在他们的国家内外，这个数字可以和“二战”结束后大规模的人口移置 [6] 相比拟。举个简单实例：2000年，在缅甸因战争而死的人数不超过500人，但“内部移置”的人数却将近有100万人——大部分是因为缅甸军队的行为所致。 [7] 根据20世纪的标准，伊拉克战争的确规模不大，但却造成了不成比例的巨大灾难。

20世纪的战争标准形式，也就是国与国之间的交战，已迅速式微。虽然这类冲突在非洲和亚洲的多个地区，以及国内稳定程度处于危险边缘的国家，并无法完全排除，但目前我们的确没看到任何这类战争正在进行。然而另一方面，爆发全球战争的危险，虽然不是立即性的，但也并未衰减，其中最可能的原因，大概是美国不愿接受中国成为另一个超强敌手。当然，避免这类冲突的机会比起1929年后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概率要来得乐观；不过无论如何，这类战争在未来数十年内，依然有真实存在的可能性。

尽管传统型的国际战争不存在，不论小或大，但今日几乎没有哪个稍具现实感的观察家，会期待我们的21世纪是一个没有武装和暴力冲突的世界。不过，我们应该要抗拒布什总统和布莱尔首相那种非理性的恐惧修辞，那只是他们找来的借口，目的是为了让他们的全球帝国政策具有正当性。除了作为某种隐喻之外，当前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反恐战争”或对抗恐怖主义这样的事情，有的只是对抗某些特定的政治行动者，这些行动者只是把恐怖主义当成战术而非纲领。作为一种战术，恐怖手法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无论实行该手段的是非政府组织或国家，在道德上都是无法为人所接受的。国际红十字会认为野蛮主义正在高涨，它同时对伊拉克战争的双方提出谴责。人们对于小型恐怖主义组织采用生化武器一事非常忧虑，不过，唉，对于克隆这项新技术（包括克隆人）一旦脱离控制之后——它必然会如此——所可能导致的更为可怕且更无法预测的危险，却反而没那么关心。事实上，由泛伊斯兰恐怖主义网络所发起的对抗行动，也就是美国所宣称的“世界战争”，对这个世界或任何稳定政权的危害程度，都是微不足道的，就算把当前所有运作中的恐怖主义事件加起来，也构不成严重威胁。虽然它们杀害的人数比先前者高出许多，但在统计学意义上其实相当有限，而且比起国家政府所杀害的人数，更是小巫见大巫。就军事侵略的目的而言，它们根本不值一提。除非这类团体取得了核武器——这并非无法想象，但也不是立即可能发生的事——否则面对恐怖主义时，我们需要的是冷静的头脑，而非歇斯底里的恐惧。

然而，这个世界的确陷于混乱无序之中，我们也的确又将迎接一个武力冲突和人类灾难的世纪。我们有可能把这种失序状况再度安置在某种全球性的控制之下吗？就像从滑铁卢战役到苏联解体这175年当中的大部分时间那样（只有1914年至1945年那30年例外）。

由于以下两个原因，这个问题在今日变得更为棘手。首先，无法控制的自由市场全球化正在急速发展，而这正是抱怨与动荡的天然摇篮。最近有人观察到，“即便是最先进的军事体制，也无法应付法律秩序的普遍崩溃” [8] ，而我先前提到的那种国家危机，让这项观察比以往更接近真实。其次，再也没有任何多元性的国际强权体系，有足够的地位可以力挽狂澜，让局面不致走向全球大战一途，这样的体系以往是存在的，只除了1914年至1945年那段大灾难的时期之外。这套体系的假设基础，可回溯到17世纪三十年战争结束后所签订的条约，亦即：在这个世界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由某些规则所统治，其中最重要的，是不得介入他国的内政事务；同时，战争与和平之间也有着标准而明确的界线。这两点在今日都不再有效。此外，17世纪以来的这套体系，也是建立在多元权力的世界现实之上，即便这所谓的多元只是少数几个“头等”国家，只是一小撮“强权”，或1945年后的两个超级大国。然而无论如何，并没有哪个国家拥有绝对的优势；而且在除了美洲地区之外，即便是地区性的霸权，也总是暂时性的。苏联政权瓦解以及美国优势武力压倒一切这两件事，终结了这套权力体系。更有甚者，自2002年起，美国仗着自己在高科技攻击战争中所享有的长期优势（这使得它成为唯一一个有能力在世界任何地方一接获通知就立刻发动主要军事活动的国家），完全废弃了这套国际体系赖以建立的条约义务和惯例。

美国的意识形态专家和他们的支持者，将这视为新纪元的开端；自此，世界将在美利坚全球帝国的利益之下，进入和平与经济成长的新时代；他们将这种前景误比为19世纪大英帝国所创造的“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说他们错误，是因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帝国从未替自身领土之外的世界，创造过任何和平与稳定。如果说，重大的国际冲突真的是因为少了某种东西才使得它们层出不穷，那么就算有大英帝国存在，情况也不会改变。因为所谓的“征服者的善意”或他们带来的善果，都只是帝国主义的修辞罢了。帝国总是会为自己的行为合理化，有时还是相当真心诚意，充满了道德感，不论是宣称要将（他们版本的）文明或宗教传播到蒙昧地区，或是将（他们版本的）自由带给遭压迫的受害者，或是如同今日这样，把自己当成捍卫人权的战士。当然，帝国确实曾经带来一些正面结果。宣称帝国主义将现代观念传入了落后世界，这点在今日虽然无法成立，但在19世纪时却不完全是假的。然而，若说帝国主义大大促进了附属地区的经济成长，恐怕就不太禁得起检验，至少在欧洲人的海外聚居地以外的地区是如此。1820年到1950年间，西欧12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4.5倍，然而在印度与埃及，却丝毫没有提升。 [9] 至于民主，我们都知道，那些强大的帝国都把民主牢牢留在自己国家内部，只有衰弱的帝国会在这部分稍作让步。

不过真正的问题是，由单一国家领导全球这种史无前例的计划，是否有成功的可能性，以及美国的压倒性军事优势是否能够完成这项计划，进而把它维持下去。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帝国常常是靠武力建立，但想要维持却需要武力以外的东西，这就像拿破仑曾经说过的一句古老格言：“你可以拿刺刀做任何事，除了坐在它上面。”——这点在今日尤其正确，压倒性的武力本身已不再能带来缄口不语的默从。事实上，以往大多数的帝国都采取间接统治，往往通过当地精英来运作当地的机构。当他们无法在臣民当中赢得足够多的朋友和合作者时，武力就不再够用。法国已经认识到，即便有100万的白人殖民者，加上一支80万人的占领军，以及利用有系统的大屠杀和酷刑平定了军事上的暴动，结果依然不足以把阿尔及利亚留在法国手上。

但我们为何要问这个问题？因为它为我引出了下面这个难题，我想以它作为这场讲座的结论。为何美国要放弃自1945年以来的政策，毕竟那些政策曾经在全球大半地区——亦即非共产主义和非中立主义的部分——维持了真实而长久的霸权，当初美国之所以能运行这项霸权，并非来自摧毁对手，或直接运用军事武力迫使其附属国加入。当时，这种做法受到了核武自杀威胁的限制。美国的军事力量只有当它看起来比其他军事强权更厉害的时候，这股力量对于其霸权才具有意义——也就是说，在冷战时期，北约组织的欧洲国家希望借由美国的支持来对抗苏联的军事力量。

在20世纪的下半叶，美国的霸权并非建立在炮弹之上，而是建立在它的巨额财富，以及其强大经济在全世界所扮演的核心角色上，特别是在1945年之后那几十年。政治方面，则是奠基于北半球富裕国家的普遍共识，认为他们的社会比共产党统治下的社会要好；至于在那些不具有这类共识的地区，例如拉丁美洲，则是通过与国家统治精英和惧怕社会革命的武装力量结盟。在文化上，它靠的是由美国所享有和宣传的富裕消费社会的吸引力，这点曾为美国的霸权开荒拓土，并由好莱坞征服了全世界。意识形态上，毫无疑问的，美国从对抗“暴政”之“自由”斗士与模范的角色，获益良多。

所有这一切，在冷战结束之后，都很容易继续下去，也确实曾继续下去。为什么不该有其他国家出马竞逐世界超强的领导权，作为如今大多数国家都已接受的选举式民主的代表？为什么不该有其他国家出马竞逐最伟大的经济强权的地位，投入如今已横扫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因为美国的影响力非常巨大，它那些意识形态家与商业经理人的影响力也非常巨大。它的经济虽然慢慢失去世界核心角色的地位，也不再是产业界的领袖，甚至从20世纪80年代起，也无法主导外国投资，不过其规模依然相当庞大，而且聚集了惊人的财富。那些遵行美国帝国政策的国家，总是得小心翼翼地用圆滑老练的“志愿结盟”来掩盖美国凌驾于联盟之上的事实。美国知道，即便在苏联瓦解之后，美国在这世上也非无可匹敌。但它也知道，自己正用分配到的牌、在有利于它的规则之下，玩一场全球赛局，而且，看起来似乎没有实力相当并拥有全球利益的对手国家会出现。得到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真诚支持的海湾战争，以及“9·11”事件所引起的立即反应，全都显示出美国在后苏联时代的地位与力量。

然而自从“9·11”事件之后，美国妄自尊大的政策，却大大摧毁了它先前得以发挥霸权影响力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基础，让美国难以强化冷战遗产，而只能是一个众所公认的具有威胁性的军事强权。这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解释。也许这是有史以来头一次，大多数的国家和民族都把美国孤立为不得人心的国家。军事力量凸显出美国经济的弱点，它的巨额贸易赤字如今是由亚洲投资者在支撑着，这些投资者已经快速抽手，不再把经济利益放在支持不断滑落的美元之上。它同时也彰显出欧盟、日本、东亚，甚至是第三世界主要生产者所组成的集团组织的经济影响力。在世界贸易组织里，美国再也无法与顾客谈判。事实上，单是从布什用“威胁美国”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修辞来为其侵略行为合理化一事，就可以看出美国对于它未来的世界地位，具有一种根本性的不安全感。

坦白说，我无法理解“9·11”事件后，美国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会让一群政治狂人想要去实现这样的计划，想要在没有伴奏的情况下一人唱完世界霸权这首曲子。我相信，这意味着美国社会内部有某种危机正在滋长；其具体表现，就是这个国家自南北战争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分裂和文化分裂，以及对比悬殊的地理差异；差异的一端是经济全球化的两大沿海地区和文化开放的大城，另一端是广大、愤懑的内陆和文化保守的地区。今日，有一个激进的右派政权试图动员“真正的美国人”来对抗邪恶的外部势力，以及不愿承认美国之独一无二、至高无上和昭昭天命的世界。我们必须了解，无论美国为世界其他地区带来多少巨大而毁灭性的冲击，它的全球政策其实是目标对内而非对外。这套政策并非为了打造成功的帝国或霸权而设计。拉姆斯菲尔德的原则——以快速战争攻击容易击败的对手，然后快速撤退——也不是为了征服全球。然而，这并未让这项政策变得比较不危险，相反的，如同事实所证明的，它已经给全世界带来了动荡不安、无法预测、侵略、非预定计划，以及几乎是灾难性的结果。今日，世界战争最大的危险源，正是来自华盛顿这个无法控制且显然非理性的政府所抱的全球野心。

那么，我们该如何生活在这个危险、失衡又暴戾的世界？该如何生活在社会、政治、国家和国际结构都处于重大变动的时代？如果我是在伦敦谈论这件事，我会警告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不论他们对世界各地人权受到侵害的情况有多愤慨，都不应一厢情愿地哄骗自己，相信美国的海外军事干预也和他们有着一样的良善动机，或可能带来他们想要的结果。我希望在德里我无须如此警告。至于对政府的建言，我认为其他国家所能做的最佳应对，就是委婉但坚定地拒绝加入由华盛顿政府所提议的、可能导致军事行动的邀请，特别是在中东和东亚地区，借此展现出它们对美国这个世界强权的孤立，进而限制它的影响力。对国际政治而言，当前最立即而紧迫的任务，就是为美国制造一个最好的机会，让它体会到必须放下自大狂妄的念头，恢复合理的外交政策。因为，不论我们喜不喜欢，美国仍将是世界超级大国，即便它的经济地位已经很明显在走下坡路，但它依然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强权。我们只能希望，它是不那么危险的一个。

[1] 　本文乃2004年应《印度书评》（Indian Review of Books ）之邀，在德里查克拉瓦特纪念讲座（Nikhil Chakravarty Memorial Lecture）发表的演说。

[2] Paul Bairoch, De Jéricho à Mexico: Villes et économies dans l’histoire (Paris, 1985), p. 634.

[3] Patrick Radden Keefe, “ Iraq, America’s Private Armies” i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 12 August 2004, pp. 48-50.

[4] 澳洲、法国、意大利、英国和荷比卢经济联盟是负增长（CIA world fact-book up to 19 October 2004）。

[5] Daily Mail (London), 22 November 2004, pp. 48-50.

[6] “二战”结束后，澳洲、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间达成协议，接受经由国际难民组织核定为难民与申请庇护者，在1945年后形成较大规模的移民行为。——译者注

[7] Margareta Sollenberg (ed.), States in Armed Conflict 2000 (Uppsala, 2001); Internal Displacement: A Global Overview of Trends and Developments in 2003 (http://www.idpproject.org/global_overview.htm).

[8] John Steinbrunner and Nancy Gallagher, ‘An Alternative Vision of Global Security’ in Daedalus , summer 2004, p.84.

[9] Angus Maddison, L’Economie Mondiale 1820-1992 . Analyse et Statistiques (OECD, Paris, 1995), pp. 20-21. 埃及的数字始于1900年。

第3章
为何美利坚霸权不同于大英帝国 [1]

历史是话语（discourse），有人这样告诉我们。除非我们了解人类思考、谈论和做出决定的语言，否则我们无法了解历史。在那些受到所谓“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之引诱的历史学家当中，有些人甚至认为，某一时期之标准用语所蕴含的概念和想法，正足以解释当时发生了什么和为什么发生。不过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以及我这场梅西讲座的主题，应该足以让我们对这种假设保持怀疑态度。因为这两者都充满了哲学家霍布斯所谓的“无意义的言说”（insignificant speech）以及它的次品种“委婉说法”（euphemism），还有奥威尔的“官说新语” [2] ，亦即借由错误描述而刻意误导的语言。然而，除非事实本身发生改变，否则不论改了多少名称，事实终究是无法改变的。

当前有关帝国的讨论就是个好例子，就算我们把其中的广告诠释和明白可见的伪善因素全都摆到一边也一样。这些讨论的意指对象，正是当前美国政府所宣称的全球霸权。支持这个想法的人，倾向于把帝国解释成好的；不喜欢这个想法的人，则倾向诉诸历史悠久的反帝国主义论述。但是这些宣称和反宣称，它们所关心的都不是帝国真正的历史。他们只是试图把旧名词套用在未必符合于旧现实的历史发展上，使这些旧名词几乎不具任何历史意义。当前的讨论尤其模糊不清，因为最接近于当前美国政府意图在全世界所建立的那种霸权的模拟词汇，就是“帝国”和“帝国主义”，但是这组词语却正好与美国传统上对政治的自我定义相反，而且这组词语在20世纪的全球各地几乎都是不受欢迎的。这组词语和美国政治价值系统中同样根深蒂固的几个正面信念，例如“自决”和“法律”也有冲突。别忘了，国际联盟和联合国这两个组织基本上都是由美国总统提出和促成的。然而同样麻烦的是，没有任何历史先例符合美国政府当前想建立的全球霸权，而且，在所有富有见识的历史学家和理性的世界局势观察家眼中，美国的这项野心必然会以失败收场。即便是帝国主义学派最聪明的历史学者弗格森（Niall Ferguson），也毫不怀疑这项大业可能失败，只不过他和我等不同，他对这种可能的结局深感遗憾。 [3]

在当前试图复苏世界帝国，以便作为21世纪之政治模式的局势背后，有四项发展正在进行。第一，1960年起快速进行的全球化，以及这个过程所带来的经济、科技、文化和其他方面的结果与至今仍未被全球化渗透的政治活动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这个主流形式之下，全球化也在各国内部和国际之间，造成了惊人且具潜在爆炸性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

第二，“二战”以降的国际均势体系的崩溃，这套体系曾经力挽全球战争的狂澜，也曾让世界上的大多数地区不致沦落到失序或无政府的状态。苏联的终结摧毁了这套平衡体系，但我认为，早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这套系统就已经开始磨损。这套建立于17世纪的系统，其基本规则如下：原则上，主权国家的官方行动必须尊重另一国家的疆界，并不得干预其他国家的内政事务。这项规矩已于2002年由布什总统正式宣告废止。既然稳定的超强均势已告终结，全球的政治局势又如何能够稳定下来？说得更通俗点儿，当一个适用于多元强权的国际体系在20世纪末只剩下一个强权的时候，它的结构该改成怎样？

第三，主权民族国家所面临的能力危机。主权民族国家在20世纪下半叶变成几乎是全球人口的普遍政府形式，以其基本功能来维持和控制发生在它疆域内的事务。如今，这个世界已经进入所谓“不合格国家”的时代，很多国家正处于失败当中，或已经失败了。这项危机也是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变得明显起来，当时，即便强大稳定如英国、西班牙和法国，也必须学习和诸如爱尔兰共和军、埃塔组织以及科西嘉分离运动等武装团体共存周旋达数十年，因为它们没有能力消灭那些组织。根据乌普萨拉（Uppsala）数据库的记载，在2001年到2004年间，世界上有31个主权国家发生过武装内战。 [4]

第四，人类大灾难再度出现，包括大规模的民族驱离和种族灭绝，以及随之复活的普遍恐惧。我们已经在艾滋病的流行风潮中，经历过某种类似中世纪黑死病的卷土重来；造成几十万人死亡的“禽流感”，引起了全球性的神经紧张，害怕它会蔓延扩张；而许多公共讨论谈起全球变暖问题的口气，简直就像世界末日那般歇斯底里。战争和内乱重新现世，甚至连欧洲也逃脱不了——柏林墙倒塌之后的战争次数，超过了整个冷战时期——而且，尽管战斗的人数和战场上的伤亡比起20世纪的大规模战争要小，但对于非战斗人员的影响却是不成比例的大。根据统计，2004年底，全世界有将近4000万难民居住在自己的国家之外和之内（后者的数量越来越多）， [5] 这数字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世界人口移置的总数。由于这些人如今是集中在地球上的少数几个区域，再加上今日在我们客厅的屏幕上就可以目睹逃难实况，这种凄凉悲伤的景象对于富裕国家人民的冲击，比起以前要更巨大也更直接。只要想想巴尔干战争在20世纪90年代所引起的反应，便可见一斑。当然，生活在富裕国家的人们想必会觉得，自己必须做点儿什么事，来挽救许多贫穷地区似乎就要掉入的可怕深渊。

简言之，当今世界似乎越来越需要以超国家的解决方案来解决超国家或跨民族的难题，但却找不到任何全球性的权威组织有能力做出政策决定，遑论将这些政策付诸实践。全球化一旦碰到政治领域就止步不前，不论是国内政治或国际政治都一样。联合国不具备独立的威望或权力。它依赖的是诸多国家的集体决定，并受制于五个拥有绝对否决权的国家。即便是1945年之后成立的国际财经组织，像国际货币基金（IMF）和世界银行，也只有在强权国的恩庇之下才能有效行动（所谓的“华盛顿共识” [6] ）。唯一可以不必仰赖强国鼻息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1995年起改名为世界贸易组织），却发现国家是阻碍协定的最大障碍。国家是唯一的有效行动者。而就指挥一场全球规模的主要军事行动而言，目前只有一个国家有这个能力，那就是美国。

曾经有人说：“支持帝国的最佳理由，永远是为了追求秩序。” [7] 在一个日渐失序与动荡的世界里，自然会梦想出现某种力量，可建立秩序和稳定。帝国就是这种梦想的名称。这是一种历史的迷思。美利坚帝国怀抱着“美利坚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的希望，回头去僭取所谓的“不列颠治下的和平”；那是19世纪在大英帝国统治之下所出现的一段全球化与世界和平的时代；至于“不列颠治下的和平”这个名词本身，则是套用了古罗马帝国时代所创造的“罗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但这些都只是哗众取宠的话语。如果说“和平”一词在当前的脉络里有任何意义的话，指的也只是声称要在某一帝国内部而非国际之间建立和平。可即便是那样，大半时候也只是在吹嘘罢了。历史上的帝国，很少在它们的领地上停止军事行动（当然啦，在自己的母国疆域内它们的确是不会动武），只不过这类行动很少会影响大都会的平民生活。在19世纪与20世纪的帝国主义时期，帝国并不会把对抗非白人或低下种族——吉卜林所谓的“没有法律的低等人种”——的战争视为正统战争，也就是说，这类战争不须遵从正规战争的惯例规则。斯特罗恩（Hew Strachan）问得好：“除了布尔战争（它被视为白人之间的战争）之外，其他在英国殖民冲突中被抓到的囚犯在哪里？他们通常是套用什么样的司法程序？” [8] 布什总统在阿富汗与伊拉克逮捕的“非法战斗人员”（unlawful combatants），既无法套用一般法律也无法援引《日内瓦公约》；它们所能遵循的，是帝国主义的前例。

世界和平甚或是区域和平，一直是历史上所有已知帝国力有未逮的境界，当然更非当今任何强权可以企及。如果说拉丁美洲是最近200年来地球上唯一一块几乎对主要国际战争免疫的地区，其原因当然不是由于“门罗主义” [9] （“几十年来……那不过是某个美国佬的自吹自擂罢了” [10] ）或美国的军事权力。美国的军事权力对南美洲的任何国家从不具有直接的强制力量。直到我写下这段文字的此刻，美国的力量依然只能施加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的一些侏儒国家身上，而且也不总是能够直接指挥。1913年到1915年，在威尔逊总统就任期间，美国曾在墨西哥（或说1848年后墨西哥的残余部分）实行过军事干预，包括试图强迫“政权转移”。 [11] 这项行动被威尔逊称为他的“道德帝国主义方案”，目的是要“以美国的力量持续而带点儿迂回地迫使墨西哥民族去处理它那构想糟糕的设计”， [12] 没想到随之而来的却是灾难一场。所幸，华盛顿政府自此之后便做出聪明的决定，不再和它加勒比海后院的唯一大国玩这种真枪实弹的五角大楼游戏。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权，并非建立在美国的军事力量之上。

至于英国，如同“光荣孤立”（splendid isolation）一词所显示的，它始终意识到自己无法控制它置身其中的国际权力体系，而且它在欧洲大陆上也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大英帝国的确从各个强权之间的百年和平获益良多，但它并非那个百年和平的创造者。我将把帝国、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关系概述如下。帝国主要是由侵略和战争所打造，如同大英帝国。接着，是战争——通常是如弗格森正确指出的，敌对帝国之间的战争——为帝国而战。历史证明，对帝国而言，赢得大战就像输掉大战一样致命——华盛顿当局应该把从大英帝国历史中学到的这一点牢记在心。并非帝国创造了国际和平，而是国际和平给了帝国幸存的机会。《被遗忘的军队》（Forgotten Armies ）这部杰作，生动而详尽地描绘出，大英帝国在东南亚地区看似辉煌稳固的欧洲霸权，何以会因1941年至1942年间那几个星期的事件 [13] 而土崩瓦解。 [14]

除了16世纪的西班牙和17世纪的荷兰之外，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英国以及在那之后的美国，是绝无仅有的两个名副其实的全球帝国，两者都拥有世界性而非区域性的政治视野和权力资源——19世纪英国的海军优势，以及20世纪美国的空军优势——有独一无二且基础合宜的世界网络加以支撑。然而不论以往还是现在，仅拥有这些并不足够，因为帝国依赖的不只是军事胜利或安全，更需要长久持续的控制。另一方面，在现代经济全球化尚未存在之前，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同时享有先前帝国不曾有过，或说不可能有过的有利条件：它们主导了工业世界的经济。它们之所以能做到这点，靠的不只是身为“世界工厂”的生产极具规模——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的高峰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囊括了全球工业（制造业）产出的40%， [15] 直到2005年，它依然是最大的工业国，虽然其“制造业增加值”（manufacturing value added）只占22.4% [16] ——也因为它们是经济发展的模范，是科技与组织的先锋和引领潮流者，是世界金融和货物流通系统的中心，也是大体上决定了世界金融和贸易政策走向的国家。

当然，英美两国也发挥了不成比例的文化影响力，凭借的当然不只是全球通行的英语。不过，文化霸权并非帝国权力的指标，帝国对文化的依赖也不强。若文化真是帝国成立的要素，那么，从15世纪到18世纪，不论意大利有多分裂、多衰落、多贫穷，它都应该是国际音乐和艺术生活的主导者。更有甚者，在那些国家权力和威望已告衰落，但文化权力依然残存下来的地方——罗马帝国，或法国的绝对主义王权——这种文化权力也只是过去的遗迹罢了，例如源自法文的军事术语或国家公共体系。

当然，我们必须把帝国直接统治所产生的直接文化效应，与经济霸权所带来的文化影响区分开来，也必须把这两者与独立的“后帝国发展”（post-imperial development）分别清楚。棒球和板球的传播的确是一种帝国主义现象，因为这些运动只在英国军队或美国海军曾经驻扎过的地方流行开来。但这无法解释一些道地的全球运动的大获全胜，像足球、网球和商业经理人最爱的高尔夫球。那些就像目前国际上所进行的所有运动一样，包括攀登阿尔卑斯山和滑雪，全是英国在19世纪发明出来的新玩意儿。其中有些，诸如纯种赛马，可以把它们的组织和扩散全球的情形，归功于19世纪英国统治阶级在国际上所享有的声望；他们同时把上层阶级的男装风格硬套在全世界男人身上， [17] 就像巴黎的声望主导了上层阶级的女性时尚一般。至于其他项目，特别是足球，则是拜19世纪散居世界各地受雇于英国海外公司的英国人之赐，而高尔夫球，或许应感谢苏格兰人在帝国与经济发展中所享有的超高比例。然而它们的发展早已超出了自身的历史起源。如果把下一届的世界杯足球赛当成大不列颠“软实力” [18] 的展现，那才真是荒谬可笑。

接着，我要把焦点转向英美这两个国家之间的重大差异。第一个明显的差异，是大都会的潜在规模。英伦三岛有其固定的边界。英国不存在美国意义中的边疆。英国在某些时期，曾经是欧陆帝国的一部分，例如古罗马时代、诺曼人征服之后，以及都铎王朝的玛丽嫁给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之后的那段时间，不过英国从来不曾是这类帝国的基地。当英国乡间繁殖出过多的剩余人口，他们便移居他处或在海外设立殖民地。英伦三岛成了最主要的移民来源。至于美国，从前它主要是人口的接收者而非输出者，今日依然如此。它以自身不断增长的人口和来自海外的移民填满境内的空地，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这些海外移民主要来自西北欧和中西欧。与俄国（除了犹太殖民区外）一样，美国也是不曾发展出大型离散移民社群的主要帝国。自苏联1991年解体以来，情况已非昔比，但美国依然把这项纪录保持至今。在所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本土出生居民当中，美国移民人口所占的比例，皆低于日本以外的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 [19]

在我看来，美利坚帝国似乎是这种跨越大陆的扩张形式的副产品。在美国年轻人眼中，他们的共和国就和整个北美洲分享着同一条边界。对那些把欧洲农业人口密度带到这里的移民者而言，这块土地简直是无边无际，且大部分地区都还处于低度使用的状态。的确，拜欧洲人带来的疾病之赐，美洲原住民迅速在非刻意的情况下遭到宛如种族灭绝的命运，于是，这块土地上的大部分地区很快就变成空荡荡一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会很惊讶，在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的“边疆拓荒论”（frontier thesis，他用这点来解释美国历史的形成）中，竟然完全看不到美洲原住民的影子，毕竟这些人在库珀 [20] 笔下的美国，就已经是非常明显的存在了。 [21] 北美洲绝非“处女地”， [22] 而是用欧洲版的经济取代了原住民的版本，并对其领土进行大规模的使用，这两种情况都意味着得扫除原住民，甚至得把殖民者的信念摆在一旁，认为上帝已将这块土地整个赐给他们。到头来，美国宪法还特别把美洲原住民从“得以享有‘自由赐福’之天赋人权”的政治实体中排除。 [23] 当然，这种实际根绝原住民的做法，只有在原初人口相对稀少的地方才有可能实现，例如北美洲和澳洲。在那些无法有效根除的地区，例如阿尔及利亚、南非、墨西哥和巴勒斯坦，即便殖民人口的规模再大，也必须与广大的原住民生活在一起，或说，生活在他们之上。

此外，美国不同于英国和欧洲其他所有国家，它从来没把自己视为敌对的国际政治强权体系中的一个实体。这套体系正是门罗主义宣称要从西半球加以排除的东西。在这个属于去殖民化的附属国家的半球里，美国没有任何对手。美国同样没有殖民附属国的概念，因为它认为，北美大陆的所有地区迟早都会融为美国的一部分，甚至连加拿大也一样，后者曾试图脱离大英帝国但未成功。于是，当它在处理不符合这套模式的毗邻地区时，问题就来了，主要是因为这些地区并不是由盎格鲁白人所殖民或有本事殖民的——例如波多黎各、古巴和太平洋上的附属国。在这些领地中，只有夏威夷最后被纳为美国一州。独立且蓄奴的南方，对于少数的自由统治者与广大不自由人口之间的差别早就习以为常，也很习惯融入英国的全球贸易系统，假使美国内战是南方战胜北方，美国很可能会变成一个与欧洲类似的帝国，但最后胜利的是北方：自由，保护主义，以无边无际的广大国内市场作为发展基础。如我们所看到的，美利坚帝国对其大陆心脏地区以外的地方，所采取的典型模式既不像英联邦，也不像大英殖民地国家。那种模式不能算是自治领——也就是逐渐分离出去的白人殖民区，不论有没有包括当地原住民（加拿大、澳洲、新西兰，甚至南非）——因为它并未派出任何海外移民者。自从北方赢得内战之后，在任何情况下，联邦内部的任何一部分都不可能合法脱离联邦，这点不管在政治上或意识形态上都是不可能的。美国霸权在自身领土之外的典型模式并非殖民，也不是在直接控制的殖民架构下进行间接统治，而是一种卫星国或顺从国的系统。这点更加重要，因为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利坚的帝国霸权并未扩及全球，而只是区域性的——实际上只限于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因此，它没有能力像大英帝国那样，取得完全掌握在手中的军事基地网络；英国建立的军事网络如今大多还存在，只是已失去昔日的重要性罢了。直到今日，美国霸权在海外的几个重要基地，严格说来，都是建立在其他国家（例如乌兹别克）撤退之后的沃土上。

第二个明显的差异是，美国乃革命之子——或许，如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言，美国是18世纪启蒙思想之世俗希望所激起的现代革命历史上最持久的一场革命。 [24] 如果说它需要某种帝国使命，那将会是奠基在带有救世主含义的基本信念之上，亦即美国的自由社会优于其他所有社会，并注定成为全世界的典范。美国的政治，就像托克维尔（Alex de Tocqueville）所看到的，必然会是民粹派和反精英的。英格兰和苏格兰都曾在16世纪和17世纪发生过革命，但是两地的革命并未延续下去，而且其所产生的效应又重新被合并成一种现代化但仍带有社会阶级的资本主义体制，直到20世纪，英国一直是由一个地主统治阶级的亲属网络所统治。殖民帝国很容易适应这样的框架，就像在爱尔兰那样。英国当然也有强烈的信念，认为它的社会优于其他国家，但它绝对没有救世主式的信仰，渴望让其他民族皈依奉行英国的政府形式，甚至是某种意识形态上的民族传统，亦即反天主教的新教主义。大英帝国并非由传教士所建立，也不是为了传教士所建立；事实上，在它的核心附属国印度，帝国当局甚至还强力劝阻传教士的活动。

第三个差异是，《末日审判书》 [25] 之后的英格兰王国以及1707年后的不列颠，是环绕着一个强有力的法律和政府核心所建立，运作着全欧洲最古老的民族国家。自由、法律和社会阶级，伴随着独一无二的君主政权（“王在议会”）一起发展。请注意，1707年时，苏格兰是加入一个与英格兰共组的联合王国，由单一的中央政府所统治，而非采用联邦式的安排，因而苏格兰在其他各方面仍与英格兰保持分离——法律、国教、行政结构、教育，甚至其语言的腔调。在美国，自由是中央政府的敌人，或说是所有州政府的对手，在任何情况下，这个政府都被分权设计刻意弄成跛脚状态。这点只要比较一下美国的边疆史和英属加拿大的边疆史，即可见一斑。美国蛮荒西部的英雄都是些枪手，在没有法律的土地上执行他们约翰·韦恩式的私人律法；而加拿大西部的英雄则是皇家骑警（Mounties），一支成立于1873年的国家警力，负责维持政府的法律。毕竟，根据1867年英属北美法案（British North America Act）所创立的加拿大自治领，其目标是“和平、秩序和良好政府”，而非“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不是吗？

让我再简单提一下这两个民族国家的另一项差异：年龄。民族国家需要建国神话，像是国旗和国歌等等，因为对“国族”（nation）这个现代建构物而言，最方便的做法就是借用古老的历史来组装。但美国无法像英国甚至革命的法国那样，从古老的历史中撷取它的建国神话——连斯大林都能利用亚历山大·涅夫斯基 [26] 来鼓动俄国人的爱国主义，对抗德国入侵。但在美国这块土地上，却找不到比第一批英格兰殖民者更早的可用祖先，因为清教徒对自己的定义正是“非印第安人”，而美洲原住民就像奴隶一样，根据定义，是不属于“美国国父”所谓的“人民”。和西属美洲的克里奥尔人（Creoles）不同，美国人无法在独立战争中动员原住民帝国——阿兹特克和印加——的记忆。他们无法结合美洲原住民战士的英雄传统（虽然他们的知识分子很崇拜这些战士），只因为殖民者的政策将最可能接受招徕的候选人拉进了某种“泛美”意识形态当中，于是易洛魁联盟（Iroquois Confederacy）的大多数成员都与英国结盟。唯一将自己的民族认同与美洲印第安人连上关系的，是欧洲的威尔士人，一支弱小而孤立的民族；他们的浪漫探险家认为，他们必须把马达克王子 [27] ——他们确信，他曾经在哥伦布之前发现美洲——的后裔视为密苏里河上说威尔士语的曼丹人（Mandans）。 [28] 既然美国是从反抗英国的革命中诞生的，它与那个古老国家之间唯一未被斩断的关联就只有文化上的，或说语言上的联系。但是请注意，即便在这方面，韦伯斯特（Noah Webster）都想借由坚持独立的拼写法来打破这层关联。

因此，美国的民族认同无法借鉴与英国共同的历史来建构，也无法诉诸先前非盎格鲁–撒克逊的大量移民。它主要得借由它的革命意识形态和新的共和机制。大多数的欧洲民族都有所谓“代代相传的他者”（hereditary others）——永远的邻国，好几个世纪的冲突记忆，可用来界定自我的敌对他者。至于美国，除了南北战争之外，没有其他战争曾威胁过它的存在；它有的只是意识形态上的敌人：那些反对美国生活方式的人，不论他们是谁。

国家如此，帝国亦然。在这方面，大英帝国和美利坚帝国同样大不相同。对英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权势而言，正式或非正式的帝国都是必备的要件。对美国而言却非如此。对美国而言，最关键的是，它从一开始就决定不要当诸国当中的一国，而要当整个北美大陆的巨人，将整块大陆的人口纳入其统治之下。对它的发展来说，重要的是土地而非海洋。美国从一开始就是个扩张主义者，但不是采用海外帝国的方式，例如16世纪西班牙的卡斯蒂利亚王国（Castilian）和葡萄牙，17世纪的荷兰和英国，这种方式可以建立在面积不大或人口稀少的国家之上，通常也正是如此。美国的情况比较类似俄国，从位于莫斯科的中央核心区跨越平原向外扩张，直到它同样可以宣称“从海到光亮的海”，亦即从波罗的海到黑海到太平洋。美国就算没有帝国，也依然是西半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以及地球上人口第三多的国家。俄罗斯尽管目前的面积已缩小为彼得大帝之前的规模，但与其他国家比起来依然相当巨大，更别提在这片广大领土上所能取得的天然资源。然而英国若是少了其殖民附属国，不论以往或现在，都只会是在许多国家当中的一个中型经济国，即便在它曾经统治了地球上四分之三的土地和人口之时，它也不曾忘记这点。

更贴近的说法是，英国的经济本质上与全球经济贸易联结在一起，大英帝国在很多方面都是19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核心角色。这并非因为它拥有帝国之名。英国在加勒比海以外的拉丁美洲地区没有任何重要的殖民附属国，而且英国还刻意不让自己以海权或军事力量介入该地；虽然如果它想，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介入。然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拉丁美洲都更像是英国主导的世界经济的一员，远比它与美国之间的关联要紧密得多：1914年时，英国在拉丁美洲的投资超过美国的两倍； [29] 即便是在美国资金集中的墨西哥（和古巴），英国的势力也可以与美国分庭抗礼。 [30] 事实上，19世纪的英国可以说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互补者，两者相得益彰。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英国的巨额投资至少有四分之三是投资在发展中国家。 [31] 就算在战争期间，英国也有超过一半的出口品输送到正式或非正式的英属地区。这就是为什么，与英国之间的联结可以为拉丁美洲的南端地区带来繁荣，而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联结，却只能让墨西哥变成它北方邻居的廉价劳动力提供者。随着欧陆和美国的工业化，英国很快就从世界工厂的宝座上退位，除了在国际运输结构的建构这块领域之外，然而它依然是世界商人、世界银行家以及世界的资本出口者。我们也不该忘记，在英国经济霸权处于巅峰之际，它也是主要物资的世界市场——食物和原料。尽管土地面积和人口都相当有限，但迟至19世纪80年代，它都是国际进出口生棉的最大买家，并囊括了35%的国际进出口羊毛。它同时还消费了将近半数的国际进出口小麦和国际进出口肉品，以及大部分茶叶。 [32]

美国的经济和世界经济之间则从来不曾有过如此有机的联结。作为地球上遥遥领先的工业经济大国，它的影响力纯粹来自辽阔的北美大陆以及美国佬在科技和商业组织上的原创性（这点使它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变成世界其他地区的楷模）；另外就是20世纪之后，它浮现为第一个大众消费社会。一直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都采取严格的经济保护政策，几乎完全依赖其国内资源和国内市场。和英国不同，美国直到20世纪末，都是相对小规模的货品进口国；至于出口的货物和资本，更是不成比例的小：在1929年其工业实力达到巅峰之际，美国的经济出口总值只占其国民生产总值（1900年的价格）的5%，而德国是12.8%，英国是13.3%，荷兰是17.2%，加拿大是15.8%。 [33] 没错，虽然自19世纪70年代起，美国就是全球第一大工业国，拥有全世界工业产出的29%，然而它在全球的实际出口数量，直到1929年经济大萧条前夕，都未达到英国的水平。 [34] 直到今天，它依然是世界上最不依赖国际贸易的经济国之一——甚至比欧元地区都低很多。 [35] 虽然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政府便利用税赋减免和免受反托拉斯法限制等措施来鼓励美国出口商， [36] 但是美国企业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都未认真思考该如何打入欧洲经济，之后的大萧条又让它的进展速度慢了下来。大体而言，这个新世界的经济真正征服了旧世界，大约是冷战时期的事情，但无法保证这股优势能持续很久。

因为这场征服和19世纪英国在全世界的领先情况不同，这只是所谓的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主要生产国）之间的全球劳动分工的一个结果罢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这次大跃进，其基础是建立在发达工业国家那些类似又敌对的经济体之间日益全球化的交替，而这也正是发达世界和贫穷世界的鸿沟之所以急速加宽的原因。不过，投入自由市场全球化一事，之所以会让美国这个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经济也不得不依赖那些它所无法控制的力量，其道理也就在这里。

我们无须在此分析最近这段时间，经济权力如何迅速从大西洋两边的旧中心转移到印度洋与太平洋地区，也无须讨论随之而来的那些弊端。这两者都非常明显。让北美洲以及欧洲、日本和澳洲这些幸运地区的大部分居民，得以在新世纪之初享有至少高于全球平均值5倍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37] 享有20世纪头10年的贵族生活水平，和史无前例的社会安全境况的那些历史优势，正在冰消瓦解当中。那些过去从全球化市场经济中获取不成比例之好处的人，可能无法再如此；那些全球化的先锋，很可能成为自己的受害者。全美最大的广告代理商智威汤普逊公司（J. Walter Thompson），将21世纪的营销手法带给全世界，但自己却在1987年被英国一家营销公司并购，该企业如今在全球83个国家里面经营40家公司。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面对了欧洲和美国的工业化，尽管当时它仍是工业化大国，仍是全世界最大的贸易商和投资者，但它却立刻把其市场和资本投资转移到正式和非正式的整个帝国体系之中。21世纪初的美国可没有这样的选择，而且就算有也做不到，因为它已不再是商品和资本的主要输出国，甚至还得向世界工业的新中心举债来支付如今它已无法生产的商品。事实上，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88年之间这70年，美国经济的外汇储备从未有余额。 [38] 1945年之后由美国经济所累积的可见和不可见的资本资产相当庞大，不是那么容易侵蚀殆尽。然而无论如何，美国的优势必然会因为它的相对衰落，以及工业权力、资本和高科技的转移到亚洲而受到严重损害。在全球化的世界里，市场和文化美国化这类“软实力”不再能强化美国的经济优势。美国一马当先地打开了超市市场，但是在拉丁美洲和中国，超市的经营却是由法国的家乐福所掌控。

美利坚帝国和大英帝国不同，总是得依赖它的政治霸权。美利坚的全球霸业，从一开始就和政治混同一气，这可上溯到1916年威尔逊总统在底特律一场营销大会上所发表的演说；他告诉那些销售员，美国的“商业民主”必须在“以和平方式征服世界的这场战斗”中， [39] 扮演带头的角色。美利坚帝国的世界影响力毫无疑问是拜下列两者之赐：一是它所展现的企业典范，二是它那广袤的幅员，然而也是因为它幸运逃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这两场大战耗竭了欧洲和远东的经济，却让美国臻于繁荣顶峰。美国政府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为美元外交创造了多么巨大的优势。“我们必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这个世界施予经济援助，”威尔逊总统如此认为，“而对世界提供经济援助的人，必须以他们的精神和他们的心智去理解这个世界，统治这个世界。” [40]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亦即从1940年的租借法案 [41] 到1946年的英国贷款法案 [42] ，华盛顿方面从未隐瞒其目的除了战胜轴心国之外，也同时要削弱大英帝国的影响力。

冷战期间，美国企业在全球的蓬勃发展，乃是受到美国政治方案的庇荫，大多数的美国CEO（首席执行官）就像大多数的美国人一样，都参与了这项方案。为了回报他们，加上其身为世界强权的身份，美国政府坚信，世界任何地方的美国人都应该接受美国法律的保护，并以相当大的政治力量在背后支撑。就像20世纪50年代（经常被错误引用）的谚语所说的：“对美国政府有利的事就对通用公司有利，反之亦然。” [43] 当然，美国这个最早的大众消费经济，确实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那黄金20年间，富裕的欧洲大众消费社会纷纷兴起而获益良多。但毕竟是美国发展出这套经济的生产能力、大型生产公司、相关机制、关键技术（know-how），甚至这类社会的语言。如同一位法国小说家在20世纪30年代所预言的，广告卖的不只是货品，还包括谈论它们的形容词。这点——而非下面这个幸运的事实：拜大英帝国所赐，英语成为全球通用的语言——正是美国文化霸权的本质。然而无论如何，除了示范作用之外，美国对20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贡献，都是由该国的政治所支撑：在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在占领日本期间的土地改革，以及在亚洲为了朝鲜战争和稍后的越南战争所进行的军事指挥。假使少了冷战期间它在“自由世界”所享有的政治优势，单凭美国的经济规模，是否足以把美国做生意的方式、美国的信用评级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商业合约惯例，更别提有关国际金融的“华盛顿共识”，变成全球通行的标准？这点很值得怀疑。

正因如此，古老的大英帝国并非也无法成为美利坚世界霸权计划的典范——只除了一点。英国知道自己的限制，特别是其军事实力在当前和未来的限制。作为一个中量级的国家，英国深知自己无法拿下世界重量级冠军，这让它得以免除妄自尊大的狂想，而那是可能成为世界征服者的职业病。大英帝国所占领和统治的地区与人口，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曾经占领或可能统治的地区和人口都要来得大，但英国知道它并未也无法统治整个世界，而它也不曾尝试这样做。英国的海军虽然有很长一段时间在海上享有霸权，但并不是一支适合征服世界的军队。一旦英国以成功的侵略和战争确立了它的全球地位，它便尽其可能地置身于欧洲国家的政治之外，也完全不插手西半球的事。它努力维持世界其他地区的稳定，好让自己得以顺利发展商业，但它并不会告诉那些地区该做什么。当西方的海外帝国时代在20世纪中宣告结束之际，英国也比其他殖民者更早察觉到“改变之风”已经吹来。而且，因为它的经济地位并非建立在帝国权力之上而是奠基在贸易之上，所以它也比较容易调整它在政治上的损失，就像它曾经在早年历史中调整过最严重的一次挫败，亦即失去美洲殖民地那次。

美国会汲取这次教训吗？还是会不顾一切地利用它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来维持它备受侵蚀的全球地位？而它在这么做的同时，它所带来的将不是全球秩序而是失序，不是全球和平而是冲突，不是文明进步而是野蛮主义。套用哈姆雷特的话，“这是个问题”。答案只有未来能告诉我们。还好，历史学家不是预言家，提供答案不是我分内的工作。

[1] 　本文为2005年哈佛大学梅西讲座（Massey Lecture）的讲稿。——译者注

[2] “官说新语”（newspeak）又译“新语”“新话”，是英国小说家奥威尔在《1984》一书中所创造的新词，指的是极权主义的“老大哥”如何借由改变一句话来改变历史和控制人心。——译者注

[3] Niall Ferguson, Colossu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Empire (London, 2005).

[4] Uppsala, Uppsala Conflict Data Project (Armed Conflicts 1945-2004) . At prio. no/cwp/ArmedConflict. Consulted 17 June 2006.

[5] UNHCR, The State of the World’s Refugees: Human Displacement in the New Millennium (Oxford, 2006), cap. 7. fig. 7.1.

[6] 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为20世纪90年代为解决拉美经济危机所提出的政策方法，强调财政纪律和改革公共部门的资源配置，主张金融、贸易自由化和放松利率、汇率及投资管制，是典型的自由经济主义。——译者注

[7] Ferguson, op. cit., p. xxviii.

[8] TLS (London), 29 July, 2005.

[9] 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指美国总统门罗于1823年所提出的政策，目的在限制欧洲对西半球事务的影响力。——译者注

[10] Ferguson, op. cit., p. 42.

[11] Friedrich Katz, The Secret War in Mexico: Europ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exican Revolution (Chicago and London, 1981).

[12] Howard F. Cline, Mexico, Revolution to Evolution (Oxford, New York and Toronto, 1962), p. 141.

[13] 这里指的是日本自偷袭珍珠港事件之后，于1941年至1942年间迅速从大英帝国手上夺取了东南亚殖民地。——译者注

[14] Christopher Bayly and Tim Harper, Forgotten Armies: The Fall of British Asia 1941-1945 (London, 2004).

[15] League of Nation, Industrialisation and Foreign Trade (Geneva, 1943), p. 13.

[16] UNIDO, Research Update No. 1 (Vienna, January 2006), table, p. 5.

[17] Ann Hollander, Sex and Suits :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Dress (New York, 1994).

[18] 软实力（soft power）指一个国家以其制度上、文化上和政策上的优越性或道德性所展现的吸引力，相对于“硬实力”（hard power），亦即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译者注

[19] Jean-Christophe Dumont and Georges Lemaitre, “Counting Immigrants and Expatriates in OECD Countries: A New Perspective” in OECD Social Employment and Migration Working Papers No. 25 (OECD, Paris, 2003/2006).

[20] 库珀（Fenimore Cooper，1789—1851），美国小说家、历史学家和社会评论家，最著名的作品是《皮袜子故事集》（The Leatherstocking Tales ），描写美国拓荒者与其印第安同伴的冒险故事。——译者注

[21] F. J. Turner, “Western State-making in the Revolutionary Era” 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I , 1 October 1895, pp. 70ff.

[22] Henry Nash Smith, Virgin Land: The American West as Symbol and Myth (New York, 1957).

[23] Eric Foner, The Story of American Freedom (London, Basingstoke and Oxford, 1998), p. 38.

[24] Hannah Arendt, On Revolu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1963).

[25] 《末日审判书》（Domesday Book ），指1085年由征服者威廉下令进行的全国土地调查情况的汇编。目的在于了解王田及国王的直接封臣的地产情况，以便收取租税，加强财政管理，并确定封臣的封建义务。由于他派出的调查员个个如凶神恶煞，调查内容又极细致，让被调查者如履薄冰，好像在接受上帝使者的末日审判一样，所以调查结果被称为《末日审判书》。——译者注

[26]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Alexander Nevsky，1220—1263），俄罗斯民族英雄，16世纪被东正教会追封为圣者。基辅公国大公，曾多次击败瑞典人和条顿民族的入侵。大导演爱森斯坦曾以他的事迹为主题拍过一部同名电影。——译者注

[27] 马达克王子（Prince Madoc），传说中的威尔士王子，曾在1170年率领120名成员离开威尔士，并在北美某处海岸建立殖民地，之后又返回威尔士，召集了一支由10艘舰船所组成的探险队前往巩固美洲的殖民地，之后便没有他的消息了。到了18和19世纪，因为密西西比河流域出现一支讲威尔士语的印第安部族曼丹人，使这个传说再度引人注意。——译者注

[28] Gwyn A. Williams, Madoc: The Making of a Myth (Oxford, 1987).

[29] Angus Maddison, L’Économie Mondiale 1820-1992, Analyse et Statistiques (OECD, Paris, 1995), table 3.3.

[30] Calculated from Herbert Feis, Europe, The World’s Banker 1870-1914 (New Haven and London, 1930), p. 23, and Cleona Lewis, America’s Stake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 (Washington DC, 1938), app. D, p. 606. 美元与英镑的兑换率约略以4.5:1计算。

[31] Eric J. Hobsbawm, with Christopher Wrigley, Industry and Empire (London, 1999, new edition), table n.32.

[32] Dr F. X. von Neumann-Spallart, Uebersichten der Weltwirthschaft von Dr F. X. von Neumann-Spallart Jahrgang 1883-84 (Stuttgart, 1887), pp. 189, 226-227, 352-253, 364-366.

[33] 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and Perspective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Paris, 2001), app. F5.

[34] W. W. Rostow, The World Economy: History and Prospect (London and Basingstoke, 1978), pp. 72-73, 75.

[35] The Economist, Pocket World in Figures, 2004 edition (London, 2003), p. 32.

[36] Victoria de Grazia, Irresistible Empire: America’s Advance Through Twentieth-Century Europe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2005), p. 213.

[37] United Nations Program for Development, World Report on Human Development (Brussels, 1999), table 11.

[38] Jeffry A. Frieden, Global Capitalism (New York and London, 2006), pp. 132, 381.

[39] De Grazia, op. cit., p. 1.

[40] Frieden, op. cit., p. 133.

[41] 租借法案（Lend-Lease Act）为1940年由美国总统罗斯福下令财政部研拟，1941年3月经国会批准的法案。是“二战”期间，美国对其友邦提供援助的一项法律措施。该法案允许美国总统授权制造国防物资的厂商“贩卖、移转所有权、交换、租赁、贷款或卖断”任何物资给美国总统认为该国国防对美国极重要的国家。——译者注

[42] 英国贷款法案（British Loan Act）提的是1946年美国国会为资助英国战后经济重建所通过的贷款法案。——译者注

[43] E. O. Hirsh, Joseph F. Kett and James Trefil, The New Dictionary of Cultural Literacy (Boston and New York, 2002).

第4章
论帝国终结 [1]

请容我感谢你们，将这所杰出大学荣誉博士的头衔颁授给我。塞萨洛尼基 [2] 对我而言是个极富意义的名字，不只因为我是犹太人，总是会回想起这个地中海地区最大犹太社群的荣耀和悲剧，也因为我是个社会主义者和劳工历史学家。希腊社会主义最初就是通过萨罗尼卡劳工联盟 [3] 加入第二国际。由于长久以来萨罗尼卡一直是个多民族的城市，因此其劳工运动有（也必须有）一种国际主义的意识。套用一句早期领袖的话，它试图成为这样一种运动，“可以让所有民族无须放弃他们的语言和文化而支持该运动”。1936年，萨罗尼卡奋起而反抗迈塔克萨斯 [4] 的独裁政府，能在拥有这段历史的城市里接受这项荣誉，真是莫大的光荣。请接受我深深的致谢。

新博士必须发表就任演说。我打算针对帝国终结这个主题做些评论。

在我出生之时，所有欧洲的国家，都是传统的王朝帝国或19世纪殖民帝国的一部分，除了瑞士、北欧三国，以及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上的前附属国臣民——其中有一些人，例如萨罗尼卡的居民，才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脱离奥斯曼帝国。非洲的居民几乎无一例外全都生活在帝国统治之下，同样毫无例外的是，太平洋地区和东南亚大小岛屿上的居民。不过，由于腐败的大清王朝在我出生前6年结束了自己的历史，所以我们可以说，亚洲的所有国家都是帝国的一部分，或许只有泰国（当时称为暹罗）和阿富汗可以在敌对的欧洲列强之间维持某种独立。唯有美国以南的美洲，主要是由相对独立的国家所组成，虽然它们在经济和文化上皆属于依附状态。

随着我的年岁增长，这一切都已成为往事。第一次世界大战将哈布斯堡帝国击成碎片，并彻底瓦解了奥斯曼帝国。要不是十月革命，这也将是严重衰落的俄国沙皇帝国的命运，以及失去其帝国头衔和殖民地的德意志帝国的命运。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曾由希特勒短暂实现的德意志帝国的潜力，它也摧毁了帝国主义时代大大小小的殖民帝国：英帝国、法帝国、日本帝国、荷兰帝国、葡萄牙帝国、比利时帝国，以及残余的西班牙帝国。（顺便一提，这场战争也让美国在菲律宾和其他一些领地所进行的以欧洲为模式的短暂殖民之旅宣告结束。）终于，在20世纪终了之际，欧洲共产主义政权的瓦解，使得作为多民族单一实体的俄国（如同先前沙皇统治下的情况）以及作为中欧那个更为短命的苏维埃帝国的苏联，同时画下了休止符。中心主宰国失去了依赖于它们的附属国，也失去了主宰它们的权力。只剩下一个具有帝国潜力的强权留了下来。

30年前，面对这场全球政治面貌的剧烈震动，我们大多数人皆保持欢迎的态度；现在有许多人依然如此。然而如今，当我们从这个动乱不断的新世纪向后回顾时，今日的我们似乎不复具有冷战时期那种相对的秩序感与可预测性。帝国的时代已经远去，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可以实际取代它的东西出现。自1913年来，独立国家的数量已增加了四倍，其中大部分是前帝国瓦解之后的产物。理论上，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独立民族国家的世界，根据威尔逊和罗斯福总统的说法，这个世界取代了帝国的世界；然而实际上，今日的我们可以说，这个世界乃处于一种极度不稳定的国际和国内的全球失序状态。在这些政治实体当中，有些显然无法执行领土国家的基本功能，或是饱受分离主义运动的威胁，而且数量有日渐增多的趋势。更有甚者，自冷战结束之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在大多数的亚洲、非洲和欧洲，以及太平洋的部分地区，无法控制或只能勉强控制住的武装冲突，已变成了根深蒂固的地方病。那种种族灭绝的大屠杀和大规模的人口驱离（“种族清洗”）卷土重来，规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仅见的。我们难道不该怀疑，在某些国家里，那些前帝国的幸存者恐怕会对这样的发展深感懊悔？

为什么那些帝国应该被怀念？在某种程度上，官方与民众的记忆是建立在帝国消失了多久之上，而非它是否留下了继承人。罗马帝国，不论是西罗马或东罗马，都已彻底毁灭，而且已经毁灭了很久，根本找不到任何继承人，然而它在这个世上所留下的印记，即便是在它不曾统治的地区，都非常巨大而惊人。亚历山大的帝国早已远去，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的也是，倭马亚（Ummayads）与阿拔斯（Abbasids）的伊斯兰帝国亦然。比较晚近的哈布斯堡帝国，已于1918年完全崩溃，由于哈布斯堡帝国在结构上是完全去民族的，所以和今日那个被称为奥地利的民族小国并没有任何实质上的连贯性。然而，某些连贯性经常是存在的，尤其是因为许多帝国都是最近才宣告终结，在先前的宗主国里，往往有一段时期会伴随着相当程度的政治和心理压力。确实，今日没有哪个曾经统治过殖民帝国的国家打算复辟或有可能复辟，但是，在那些前帝国的核心国以实体国家（通常是采取民族国家方式）存在的地方，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人们总是会带着骄傲与乡愁频频回顾过去那段伟大的岁月。可以理解的是，人们也总是会夸大帝国的好处，说帝国曾经为其臣民带来种种德政，像是法律和秩序；还有，有些（但非全部）逝去的帝国比起后来继承它们的民族国家更为宽容种族、语言和宗教上的多元性——这点倒是比较公允一些。然而，如同一位谈论帝国的作者在评论马佐尔教授 [5] 那本关于其出生城市的社会史名作时所指出的，“这种帝国的理论好到不可能是真的” [6] 。帝国的的现实不应落入有选择的怀旧当中。

今日，只有一种集体性的帝国记忆具有实务性。那就是在情感上认为，帝国得以征服和统治世界的优势，乃建立在优越的文明之上，这种情感很容易和道德优越感或种族优越感产生共鸣。在19世纪，这两种优越感通常携手并进，但是纳粹德国的历史经验已经排除掉文雅有礼的种族优越感论述。然而，以心照不宣而非公开明言的方式表达西方人具有道德优越性的情形依然存在。它表现在坚信我们的价值和制度比其他人的好，而且，为了他们的利益着想，可以或应该把这些价值和制度强加到他们身上；如果有需要，甚至不惜使用武力。

就历史而言，帝国和帝国主义确实为落后地区带来文明，为当地的无政府状态赋予秩序；这种说法虽然不全虚假，却颇值得怀疑。从3世纪到17世纪，大多数帝国都是来自亚洲或地中海文明外围的勇士部落进行军事征服的产物。这些征服者在文化上是比较落后的，它们对往往较为先进的被征服地区除了刀剑之外，根本没带来任何东西；假使他们想在当地维持政权，就必须使用被他们击败地区的基础建设，并和当地的专家合作。只有阿拉伯人，带着他们的书写文字和宗教，为被征服地区带来了一些新东西。征服美洲、非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欧洲人，在科技上确实优于当地的社会；不过对亚洲和伊斯兰地区而言，一直要到19世纪这项优势才告出现。殖民附属国最后终于被整合到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之中。但我们大可质问，除了对殖民美洲的欧洲移民后裔之外，这张殖民时代的资产负债表对美洲居民到底有多正面？或举一个更近的例子，对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居民又有多正面？

至于帝国的前臣民，他们对于帝国的记忆就比较含糊。先前帝国的大多数殖民地或其他附属国，如今都已陆续转型为独立国家；这些国家不论多新或多无前例，仍像所有的国家一样，都需要国旗和历史。因此，它们对于前帝国的记忆，几乎都是由新国家所创造的历史来主导，这些历史多半是采取抗争建国或解放建国的神话形式。于是很自然的，这类历史对于帝国统治的时代，往往保持千篇一律的负面看法。对于这类历史，我们通常要用历史怀疑论来检验。这类叙述倾向于夸大解放军的独立角色，低估未参与解放运动的当地势力，并过度简化帝国与其臣民之间的关系。即便是在拥有长期解放抗争历史的国家，脱离帝国的过程往往也比官方民族主义版的历史所允许的要复杂。事实是，导致帝国终结的原因，很少只是因为其臣民的奋起抗争。

帝国与其臣民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因为帝国得以持续统治的权力基础也是复杂的。短时间的外来占领基本上可以依赖军事力量以及敢于采取高压政策和恐怖主义，然而单凭这些并无法确保外来统治长久持续，特别是因为这类统治几乎总是由相对甚至绝对少数的外来者所执行。请记住，负责统治4亿人口的印度帝国的英国文官，从未超过1万人。从历史上看，帝国可以靠武力征服，以恐怖打造——套用美国五角大楼的说法，就是“震撼与威慑”——但如果想维持下去，就必须依赖两个主要工具：一是与当地利益和统治权力的正当性合作，二是利用其对手与臣民之间的不团结（分裂而控制）。伊拉克当前的形势便说明了，一旦少了这两项工具，即便是最强大的占领军也得面临重重困难。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古老的帝国时代才无法于今日复活，更别提是由单一的超级大国来恢复。西方帝国主义的最主要资产之一是：在那时，“西化”乃落后经济得以现代化和衰落国家得以强大的唯一途径。这点使得西方帝国或传统帝国的现代化都市，对于渴望战胜当地落后旧势力的当地精英而言，具有一种内在式的信誉。即便当本地的现代主义者最终转而反抗外国统治者时，西化依然是他们追求的目标，就像印度与埃及所示范的那般。于是我们会看到一种非常吊诡的现象，那就是，印度国歌的创作者，竟然是曾经在英属印度的文官机构里服务多年的印度人。然而，工业经济的全球化已经让全世界都现代化了。韩国根本不必从美国那里学习什么，反倒是美国得从印度“进口”软件专家，然后把办公操作系统出口给斯里兰卡，而巴西如今的出口产品可不只是咖啡，还包括公务专用飞机。亚洲人可能还会认为把子女送到西方接受教育是有益的，在那里，他们往往是接受亚洲移民教授的教导，但他们已经不再需要西方人在他们的国家里进行社会现代化的工作，更别提发挥在当地的政治权力和影响力。

然而那些自称为帝国的国家，甚至得面对更严重的不利条件。他们再也无法依赖其臣民的顺从。而且，感谢冷战所遗留下的财富，那些拒绝顺从的国家如今可以取得充足而强大的武器阻止大国迫近。过去，这类国家可以由相对少量的外国人来统治，因为当地人民早已习惯接受由上而下的统治，所以不会拒绝任何具有实质权力的政权，不管统治者是当地人或外国人。帝国统治一旦确立之后，唯一会面对的抵抗，是来自那些拒绝接受任何中央政权（不管是当地人或外国人）的人民，而这些人民多半是居住在诸如阿富汗、柏柏尔（Berber）和库尔德山区，都是一些文明控制无法触及的地区。但即便是这些人，他们也知道自己必须与苏丹、沙皇或王公的强权和平共存。今日，如同非洲的前法属殖民地国家所展现的，在正式去殖民化后的数十年间，单凭少数的法国军队，再也无法维持当地政权。今日，事实已经证明，有好几十年的时间，即便是全副武装的政府，也无法在他们的领土上维持不受挑战的统治——例如斯里兰卡、印度的克什米尔、哥伦比亚、加沙走廊和约旦河西岸或贝尔法斯特。如今，国家的权威和政府的合法性确实面临了普遍危机，即便是在诸如西班牙和英国这类古老而稳定的欧洲国家的本土区域亦然。

在上述种种条件之下，我们看不出有任何前景可以恢复过去的帝国世界，更何况是史无前例地由美国这样一个单一国家所建立的全球帝国霸业；不论美国的武力有多强，都不足以维持这样的帝国。帝国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们必须寻找另一种方式，来组织21世纪的全球化世界。

[1] 　本文为2004年在希腊萨塞洛尼基（Thessaloniki）大学接受荣誉学位时发表的就任演说。——译者注

[2] 塞萨洛尼基，即萨罗尼卡（Salonika），希腊东北部马其顿地区的首府。由于位于欧亚两洲以及希腊半岛与大陆之间交通孔道，自古就是个多民族混居的城市，也是东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混融地区。1944年，占领该城的纳粹德军，曾在此地屠杀大量犹太人。——译者注

[3] 萨罗尼卡劳工联盟（Workers Federation of Salonica），1909年由萨罗尼卡犹太工人阶级成立的组织，1918年与希腊其他左翼组织结合，共组希腊社会主义劳工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 of Greece）。——译者注

[4] 迈塔克萨斯（Metaxas，1871~1941），希腊首相，军人出身，支持君主专制政体，1936年出任首相，并在国王的默许下，实行独裁统治直到去世为止。——译者注

[5] 马佐尔（Mark Mazower，1958— ），著名的巴尔干史和欧洲史学者，出生于希腊萨罗尼卡，著有《新黑暗大陆》（Dark Continent ）、《巴尔干》（The Balkans ）和《鬼城萨罗尼卡》（Salonica, City of Ghosts ）等书。——译者注

[6] Jan Morris, “Islam’s Lost Grandeur” in the Guardian , 18 September 2004, p.9.——a review of Mark Mazower, Salonica, City of Ghosts: Christians, Muslims and Jews 1430-1950 (London, 2004).

第5章
新世纪的民族与民族主义 [1]

今日，讨论民族与民族主义之本质与历史的学术研究越来越多，而且主要是在20世纪80年代几部影响深远的著作出版之后相继问世。 [2] 自此，针对相关主题的讨论便持续不断，然而，随着21世纪的到来，我们或许应该停下脚步，想想过去几十年来，有哪些重大的历史转变影响了这项讨论。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就是自1989年起，一个国际动荡的时代拉开了序幕，至今仍无法预见其可能的终结时间。而这正是我们要注意面对的问题。

此刻，我们比较容易为冷战和苏联终结的深远结果及其影响范围做出评断；从事后的观点分析，冷战与苏联这两者，皆可视为政治上的稳定力量。自1989年起，国际强权体系就已停止存在；在欧洲历史上，这是18世纪以来的头一遭。想以单边力量建立全球秩序的企图，至今仍未成功。与此同时，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看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出现了明显的碎片化，主要是因为苏联和巴尔干共产党政权的解体——也就是说，这是帝国主义时代的欧洲帝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70年代进行去殖民化以来，获得国际承认的主权国家数量最大规模的一次增加。联合国的成员数自1988年以来增加了33国（或说超过20%）。这段时期也看到了所谓“失败国家”（failed states）的涌现，失败国家也就是中央政府处于实质崩溃状态的国家，或是在某些名为独立国家的某些区域内部，其武装冲突如痼疾般无法根绝；这类国家在非洲和前共产主义的后继国尤其常见，但在拉丁美洲至少也有一块地区是如此。事实上，在苏联刚解体那几年，即便是它最主要的继承者俄罗斯，看起来也差点儿要加入“失败国家”的行列；所幸普京总统（President Putin）的政府努力恢复了国家的实际权力，希望将之扩展到联邦共和国全境；除了车臣之外，目前看起来似乎是成功的。然而整体说来，这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依然是处于国际和国内的双重动荡之中。

这种不稳定的情况，又因为长久以来一直掌握在政府手中的武力独占权逐渐衰落，因而出现戏剧性的恶化发展。冷战为小型但火力超强的武器以及各种毁灭性装置留下了全球性供应网，可供非政府组织使用；这些组织也很容易从急速扩张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那个巨大而无法控制的半合法部门里，取得财政支持。当前美国战略讨论中所谓的“不对称战争”（asymmetrical warfare），正是由这类非国家的武装团体所组成，它们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几乎无限期地与外国或本土政权对抗。

上述发展所导致的恼人结果之一，是自“二战”结束那几年之后，全球头一回再度陷入流行性的屠杀、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狂潮。1994年80万人在卢旺达遭到屠杀一事 [3] ，只是这一系列大规模谋杀中最严重的一例罢了；20世纪90年代甚至有更为持久的大规模驱离行动——在西非和中非，在苏丹，在一度是共产主义国家的南斯拉夫的废墟上，在外高加索，在中东。被20世纪90年代几乎不曾中断的战争与内战所吞噬的伤亡人数，目前依然很难估计，但在这悲惨的十年里随之而来的难民和其他移置人口的洪流，其强度和“二战”及其余波时期那几年绝对是同等巨大。根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2005年所做的估计，全世界的难民总数计有2080万人，其中又以西亚、南亚、非洲和东南欧的某些地区占有压倒性的多数；不过若根据基督教会世界服务社（Church World Service）2005年12月所出版的《失去家园人口统计》（Statistic s of Uprooted Peoples ）中的记载，这个数字提高到3300万人，而另一项估计又增加了200万人。

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大体上维持了世界各国疆界的完整性，协助它们对抗来自内部与外部的威胁。自从1989年后，再也没有这类先驱防御部队挡在路上，来阻止1945年至2000年间成立的许多名义上的独立主权国家的中央政府走向崩溃，甚至连哥伦比亚这样的老牌国家也无法幸免。于是这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发现自己重新陷入一种局势；在这种局势里，那些强大而稳定的国家，基于种种原因或假借种种托辞，以武力介入那些不再能得到国际安全保护的地区，或那些其自身政府无法控制的地区。在诸如伊斯兰世界这类重要区域，当地人对于自己在脱离殖民统治没多久之后再次遭到西方人入侵和占领一事深感愤慨，而这股愤怒已变成强有力的政治要素。

第二个影响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的新冲击，是全球化进程在近几十年来的急速成长，以及它对人类的移动和流动性的影响。它影响了暂时性与持久性的跨国界移动，而且两者的规模都是史无前例的。20世纪末，全球航线每年大约运输了26亿人次，全球平均每两个居民就有过一趟空中之旅。至于全球化的国际大迁徙——通常是从贫穷经济国迁往富裕经济国——其规模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类国家尤其明显，因为它们对于移民并未施加太多限制。这三国在1974年至1998年间，从世界各地接收了大约2200万移民，比1914年之前那个伟大移民时代的总数还多，而且每年涌入的人数是1914年之前的将近两倍。 [4] 单是1998年至2001年，这三国就流入了360万移民。即便是欧洲，这个长久以来都有大量居民移出的地区，也在这段期间吸纳了将近110万名外来者。这种流动的速度到了新世纪更是有增无减。1999年到2001年间，总计有大约450万移民迁入欧盟15国境内。试举一例说明，1996年至2003年间，合法居住在西班牙境内的外国人数增加了两倍之多，从50万增加到160万，其中三分之二是来自欧盟以外的地区，大多是非洲和南美。 [5] 富裕国家大城市里令人咋舌的全球化现象，正是其明显的结果之一。简言之，在欧洲这个民族主义的发源地，世界经济的转型正在迅速吞噬由20世纪的战争以及种族灭绝和人口大量迁徙所导致的结果，亦即一幅由同一种族构建之民族国家所拼成的巨图。

感谢科技界在运输通信价格及速度上所做的革命，21世纪的长距离移民再也无须和他们的故乡切断实际联系，不像他们19世纪的老前辈那样，只能借由信件和偶尔的返乡与家园联系，或是通过移民组织的“长距离民族主义”来资助故国的政治组织。发达的移民如今可以在新旧国家的家庭之间，甚至在工作和事业之间取得联系。北美各机场一到周末，就被中美洲人给淹没，他们带着各式新潮见面礼返回某个萨尔瓦多或危地马拉的村落。只要一接获位于某一国（新或旧）的家庭聚会通知，就会有来自全球三块大陆的朋友和亲戚飞去参与。即便是最贫穷的移民，如今也能以价格非常便宜的电话打回孟加拉国或塞内加尔，并将汇款定期寄回故乡；这类汇款金额在2001年到2006年间增加了两倍，如今已变成其本国经济的支柱；大约占北非和菲律宾国内生产总值的10%，占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10%至16%；在约旦、黎巴嫩和海地这类经济低迷的国家，其百分比更高。 [6] 在2004年之前那10年间，允许双重国籍的国家数量增加了一倍，计有93国。 [7] 事实上，移民如今已不再意味着得在两国之间做出永久性的选择。

这场在民族与民族主义旧观念中非比寻常的跨国界移动，其效应究竟如何，今日我们还无法判断，但无疑是相当巨大的。就像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敏锐观察到的，21世纪代表身份的最重要文件不再是民族国家的出生证明，而是代表国际身份的证件——护照。实际或潜在的双重国籍——例如，前共产主义国家政治人物的美国背景，以及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政府的认同——其影响到底有多深远？或者，这对公民的国族的忠诚度究竟会有多大的影响？ [8] 当一个国家有相当大比例的居民不管任何时候都不住在其领土内，以及当有相当高比例的永久居民其权利低于土生土长的公民时，所谓“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究竟意味着什么？这种大规模的合法和非法迁徙，促使国家控制境内事务的能力日益衰落，甚至是对其境内的人口数越来越无法明确掌握——例如美国和英国所做的人口普查已越来越不可信——又产生了多大的影响？这些都是我们必须探讨的问题，但目前仍找不到任何解答。

第三点是对于外国人的无理仇视，这点并非21世纪的新现象，但在我先前讨论现代民族主义的著作中却低估了它的程度和意义。在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历史发源地欧洲，以及诸如美国这类由大量移民所组成的国家，这波全球化的新迁徙运动，已经强化了长久以来大众对于大规模移民的仇视，并对群体文化认同产生威胁感和抗拒心理。这种仇外心态的力量之强，使得从全球化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有能力能够主导国家政府和国际机构的政策，也能够确保资本和贸易在国际上自由流通，但却没法让劳工在国际间自由流动，此处便可见一般。没有任何民主国家胆敢支持这样的流动。然而，这种仇外心理的明显升高就和大规模的国际人口流动一样，可说是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社会剧变和道德崩溃的反映。这种结合具有爆炸性的本质，特别是在种族、信仰和文化认同感很高的国家，或那些不习惯外来者大量涌入的地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最近挪威境内有人提议把一座长久闲置的基督教礼拜堂改建成清真寺，好作为日渐兴盛的大量移民的宗教的祈祷所时，这个素以宽容平和著称的国度，竟也为此而引发一场短暂的骚动；也正是因为如此，在旧欧洲这个民族主义发源地里阅读本书的每一位读者，几乎都会对这样的反应心有余悸。

全球化、民族认同和仇外心理这三者的辩证关系，在足球这项同时结合了三种特色的公共活动身上，得到最戏剧性的写照。拜全球化电视所赐，这项全球流行的运动，已经转变成一种遍及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工业复合物（虽然和其他全球化的商业活动相比，它的规模并不算太大）。有段话说得很好：“在民族情感和旧世界最后的情感庇护所，以及跨国性和通往新世界之跳板这两股力量的撕扯之下，足球迷和所有被这项运动吸引的人，就像患了名副其实的精神分裂症。其复杂万端的特质，正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暧昧世界的完美写照。” [9]

几乎从这项运动一取得广大群众的喜爱开始，它就是以下这两种群体认同的催化剂：当地的（俱乐部）和国家的（从球队选出的国家代表队）。在过去，这两者是互补的，但是当足球转型为一种全球事业，特别是在1989年和1990年间足球运动员的全球市场急速兴起之后（尤其是在1995年欧洲法院做出博斯曼条例 [10] 之后）， [11] 国家、跨国企业、政治、经济和民众情感之间的利益，就变得越来越无法兼容。本质上，全世界的足球事业乃是由少数几个拥有全球品牌的跨国企业的帝国主义所掌控——以某些欧洲国家为基础的少数几家超级俱乐部，对抗另一个既是国家更像国际的联盟。它们的队伍成员是跨国的。它们的成员当中通常只有少数，甚至是极少数的本国球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更是经常从非欧洲人中引进新鲜血液，尤以非洲人居多；据说，2002年时，总计有3000名非洲人在欧洲各家俱乐部队踢球。

这项发展的效应是三重的。只要俱乐部依然是关注的焦点，就会严重削弱所有那些不属于国际超级联赛和超级竞赛者的地位，尤其是那些身为球员主要输出地区的俱乐部，特别是美洲和非洲——这点从先前拥有众多俱乐部的巴西和阿根廷如今所面临的危机就足以证明。 [12] 至于欧洲内部，小俱乐部则主要是靠购买便宜的球员——例如有天分的海外新秀——来维持与超级俱乐部的竞争，希望能借此把它们发掘的新秀转卖给超级俱乐部。来自纳米比亚的年轻球员在比利时踢球，来自尼日利亚的去了卢森堡和波兰，来自苏丹的在匈牙利，来自津巴布韦的在波兰，等等。

效应二是，企业的超国界逻辑与足球作为一种民族认同的表征有所冲突，因为它倾向支持超级俱乐部之间的国际竞赛胜于传统的国家联赛和国家杯，也因为超级俱乐部的利益，与担负民族认同之政治和情绪重责的国家代表队的利益，是处于竞争态势，而国家代表队又必须从那些具有合格国家护照的球员中遴选。国家代表队和超级俱乐部（其中有些确实比国家代表队要强）不同，它们是暂时性的。如今，它们比较像是球员的集合，其中有许多球员——以巴西的情况为例则是大多数——是在某个海外球队踢球，在他们因为入选为国家代表队而必须接受短期集训的那段缺席时间，他们原本所属的海外球队可是每天都在损失金钱。从超级俱乐部和超级球员的观点来看，俱乐部往往比国家重要。然而与经济无关的民族认同感，还是强大到足以让俱乐部和球员参与这场游戏，也的确强大到足以把世界杯这场国家足球队之间的竞赛，打造成全世界足球经济绩效中最强有力的一环。确实，有几个非洲和亚洲国家，其球员如今在主要的俱乐部经济中变得相当有名（和有钱）；对这些国家而言，国家代表队的存在已经为它们建立了（有时甚至是头一次建立了）一种独立于地方、部落或信仰认同的民族认同。因为“数百万人的想象共同体似乎因为一支由11个有名有姓的人所组成的队伍而变得更真实”。 [13] 没错，即便是最近才刚复活的英格兰民族主义，也是在大规模的国际英格兰足球队队旗（有别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公开展览中，找到第一次向公众发声的机会。

第三重效应或许可以在足球迷（男性占压倒性多数）中日益明显的排外心理和种族主义行为中看到，特别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足球迷。它们一方面对自己的超级俱乐部或国家代表队深感骄傲（包括他们的外籍或黑人球员），一方面又对长久以来被他们视为低下人民的竞争对手越来越杰出的表现愤愤不满。这些在足球场上爆发间歇性民族主义的国家，都不是先前以种族主义闻名的国家——西班牙、荷兰——而这种足球流氓与极端右派政治的结合，正是这类紧张关系的具体表现。

然而，如同我已经指出的，当一个拥有普及教育且利用媒体相当容易的民族国家，其排外性的集体认同政治——不管是种族的、宗教的、性别的或生活方式的——努力想在日益疏离的社会中，复兴一种虚假的共同体，这种排外心态其实也反映了想在民族国家内部以文化来界定民族认同所面临的危机。当初将农民转变成法国人以及将移民转变成美国人的过程正在反转，这个反转的过程把大群体的民族认同压碎成利己主义的团体认同，甚至碾碎成“造福我者，是我祖国”这种反民族的个体认同。而这又反映出，民族国家的正当性对居住在其领土上的居民而言已日渐衰落，而民族国家能加诸公民身上的命令也越来越少。如果说21世纪的国家比较喜欢用职业军人去打仗，或甚至与私人承包商签订军事服务合同，其原因不只是基于科技考虑，更是因为国家如今已无法依赖用数百万征召而来的公民志愿在沙场上为祖国效命。男人或女人可能更愿意为钱而死（或说更愿意为钱而战斗），或为其他更小或更大的利益而死，但在欧洲这块民族起源地上，已经没人愿意为民族国家而死了。

那么，在21世纪，是否有任何东西可能取代民族国家而成为人民政府的普遍模式呢？我们现在尚不知晓。

[1] 　本文为2004年为德文版《民族与民族主义》所写的新版序。——译者注

[2] ① Notably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Oxford, 1983);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xions on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1983); and A. D. Smith, Theories of Nationalism (London, 1983). See also Eric Hobsbaw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Cambidge, 1990).

[3] 卢旺达大屠杀，指1994年4月6日卢旺达胡图族总统的座机遭地对空导弹击落之后，所引爆的屠杀事件。相互残杀的两方，是占卢国境内约八成人口的胡图族，与人口虽少但多属于各阶层精英的图西族。这两个部族曾在1956年爆发内战，并导致20万图西人逃亡到邻近的乌干达。——译者注

[4] 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Paris, 2001), p. 128.

[5] El Pais , 13 January 2004, p. 11.

[6] Stalker’s Guide to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able 5, “Developing Country Remittance Receivers” (2001); (http://pstalker.com/migration/mg_stats_5.htm).

[7] http://money.cnn.com/2004/10/08/real_estate/mil_life/twopassports/.

[8] Benedict Anderson, 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Nationalism, Southeast Asia and the World (London and New York, 1998), pp. 69-71.

[9] Pierre Brochand, “Economie, dipolmatie et football” in Pascal Boniface (eds), Géopolitique du Football (Brussels, 1998), p. 78.

[10] 博斯曼条例（Bosman Ruling）：博斯曼是比利时职业球员，效命于乙级球队列日（RFC Liege），1990年他和俱乐部的合约到期，打算转队到法国的敦刻尔克（Dunkerque），但敦刻尔克无法支付列日要求的转会费，所以列日拒绝让博斯曼转会。与此同时，博斯曼被列日从一队名单中剔除，并遭到减薪，博斯曼于是将列日告上欧洲法院。1995年12月15日，欧洲法院判决博斯曼胜诉。从此之后，所有欧盟国家运动员都可以在合约期满后自由转会。——译者注

[11]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Centre for the Sociology of Sport, Fact Sheet 16: The Bosman Ruling: Football Transfers and Foreign Footballers (Leicester, 2002).

[12] Cf. David Goldblatt, The Ball Is Round: A Global History of Football (London, 2006), pp. 777-779. See also “Futbol, Futebol, Soccer: Football in the Americas”. Institute of Latin American Sutdies Conference, 30-31 October 2003, London (http://www.sas.ac.uk/ilas/sem_football.htm).

[13] Eric Hobsbaw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Canto edition), p. 142.

第6章
民主的前景 [1]

有些字眼，没有人想和它们公开扯上关系，例如种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相反的，有另一些字眼，却是每个人充满热情汲汲想展现的，例如母亲和环境，民主也是其中之一。大家不妨回想一下过去有段时间那些“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叫些什么名字，即便是最风马牛不相及的政权，比方说朝鲜、波尔布特的柬埔寨和也门，也会在它们的官方头衔中放进“民主”两字。当然啦，到了今天，除了某些伊斯兰神权政府和亚洲的世袭王国与酋长国之外，根本找不到任何政权不会在宪法或社论上对通过竞选产生的议会和总统表达官方的称颂。在人们的观念中，拥有这类属性的国家总是优于没有这类属性的国家，例如后苏联时代的格鲁吉亚相对于苏联时代的格鲁吉亚，以及腐败的巴基斯坦文人政府相对于巴基斯坦的军人政权。不管瑞典、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塞拉利昂三国之间的历史和文化有多不同，在形式上人们还是会根据它们宪法中的共同特质，也就是民选总统制度的存在，而把它们划归为同一类，然后把巴基斯坦和古巴划分为另一类。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一方面需要公开理性地讨论民主，但另一方面，这样的讨论却又极其困难。

此外，假使撇开所有的修辞因素，今日就如同邓恩教授（Professor John Dunn）所说的，不论多么短暂，至少是“人类历史上头一次，有一种单一而明确的政府主流形式，亦即现代化的立宪议会民主共和国”。 [2] 不过我们还是必须指出，今日，我们可以在君主立宪政体中找到最高比例的政治稳定系统，而且这些国家在所有公正无私的观察家眼中都可称之为民主，因为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也就是在欧盟和日本，这种政体似乎生存得最好。

的确，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论述中——这个时代的所有政治论述，套用伟大的霍布斯在《利维坦》（Leviathan ）一书中所说的，都是“无意义的言说”——“民主”就意味着标准的政府模式：即保证会实施法律统治，并授予种种公民权以及授予政治权利与自由的宪政国家；由包括议会在内的政府当局所统治；议会必须通过普选产生，并得到大多数公民的授权；这类选举必须定期举行，并有彼此竞争的候选代表或组织机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可能会正确地提醒我们，这并非民主的原始意义，当然更不是唯一的意义。不过就这篇文章的宗旨而言，这已是题外话。我们今日所面对的民主是所谓的“自由主义式民主”（Liberal Democracy），而其前景则是我今日要探讨的主题。

不过稍微回忆一下下面这段历史，或许和我们的主题还是有关的，那就是：构成“自由主义式民主”的那一整团形形色色的成分之间，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关联。非民主国家也有可能是建立在法律统治（Rechtstaat）的原则之上，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无疑就是这样的代表。而宪法，即便是实际付诸执行运作的宪法，也不必然是民主的。自从托克维尔和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之后，我们都知道自由和容忍少数这两件事，经常是受到民主的威胁而非保护。而自从拿破仑三世之后，我们也都了解，靠着政变取得权力的政府，只要在取得权力之后借助男性普选这项工具，就可以成功赢得多数人的支持。另外，虽然在美国的政治修辞中，资本主义和民主几乎就像连体婴儿一样不可分离，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不论是朝鲜半岛或智利，都未表现出这两者之间具有任何有机性的关联。还有，既然我们讨论的主题是当前政治和社会的实况而非理论，那么除非能举出足够的例子证明大多数的自由主义式民主都是建立在其宪法的自由成分之上，而非其民主成分之上，或更确切的说法是，而非其选举成分之上，否则所谓的自由主义式民主，就只是一种学术空言罢了。自由投票并不能确保人民的权利，它只能让人民从理论上罢免不受欢迎的政府。

接下来这三项批判性的看法就跟本文的主题息息相关。

第一点相当明显，但其重要性常遭人忽略。自由主义式民主就像其他政体一样，需要一个让它可以运转的政治制度，通常是那种被称之为“民族国家”的国家。它无法适用于不存在这类制度的地方，或看起来快要有这类制度的地方，尤其是与国际事务有关的制度，无论那些事务对我们而言有多迫切相关。不论联合国的政治可以被形容为什么，它都无法套入自由主义式民主的框架，除了作为演讲的主题之外。至于欧盟能否如此，还有待观察——这是相当保留的一种说法。

第二点是要对一般人广泛保持——在美国的公共论述更是普遍保持——的看法提出质疑，亦即：自由主义式的民主政府总是优于非民主的政府，至少是比较受到人民欢迎的。在其他条件全都相同的情况下，这无疑是真的，但其他条件往往并不相同。我不会要你们拿贫困的乌克兰当例子，该国取得民主政治（或多或少）的代价是，至少失去了该国在苏联时期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还是来看看哥伦比亚吧，就拉丁美洲的标准而言——事实上，是就今日普遍接受的标准而言——该国的宪政议会制民主政府堪称是独一无二的罕见珍宝，不但货真价实而且持续不断。两个竞选党派——自由党和保守党——就像理论上要求的那样，在政治事务上彼此竞争。哥伦比亚在军人或民粹强人掌权下的统治时期都很短暂。然而，虽然该国从未卷入国际战争，但是过去50年来，该国有数以百万人遭到杀害、镇压及被驱逐出家园。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数字远超出西半球的任何国家，而且肯定比这块素以军事独裁恶名远播的大陆上的任何国家，都要来得多。这么说并不表示我认为非民主政权比民主政权更好。这么说只是要提醒大家注意这个经常被忽略的事实，国家的安定繁荣并非建立在是否具有任何单一品牌的机制之上，不论那种机制在道德上多么值得赞美。

第三点是丘吉尔的名言：“除了其他所有不断地被实验过的政府形式之外，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尽管这句话一般都被认为是支持议会制的自由民主政体，但这句话其实表达了非常深刻的怀疑精神。无论选举纲领说得如何天花乱坠，政治分析家和参与者始终非常怀疑议会制的大众民主，是否能作为运作政府或任何机构的有效方式。这套架构对民主而言基本上是负面的。即便是作为其他系统的替代性选择，我们也只能一边叹气一边为它辩护。在20世纪的大半时间里，这点并不太构成困扰，因为挑战它的其他政治系统——在“二战”结束之前，挑战者是左右两派的独裁主义者，而在冷战结束之前，则主要是来自左派的独裁主义者——都很糟，至少比起大部分的自由主义式民主似乎都很糟。一直要到作为一种政府制度的自由议会式民主，其内在缺陷在严肃思想家和讽刺作家眼中都变得极为明显时，问题才开始严重起来。的确，即便连政客们也对这些缺点广泛讨论、直言不讳，甚且非常不理智地公开说出他们心中对于投票大众的真正想法，完全忘了那些大众正是他们的选票父母。在早已建立议会制政府传统的国家里，人们之所以接受这套制度不仅是因为其他选项糟多了，也是因为——不像在世界大战和全球经济大灾难的那个可怕年代——很少人真正觉得有必要取代这项制度，尤其是在一个经济普遍繁荣、即便连穷人的生活都有所改善，而且公共福利制度相当完善的时代里。这么说当然并不意味着，全球如今于名义上采用代议制政府的国家，大部分都处于类似这样的幸福时光。

批评自由主义式民主政府的选战修辞，向来是件无聊的事。然而有一点倒是不容否认：除了神权国家之外，“人民”（不论是根据何种定义所界定的人类群体）如今已成为所有国家政府的基石和共同的参照点。这不只是无可避免更是理应如此的事，假使说政府有任何宗旨，当然就是应该以全体公民之名发言，并照顾全体公民的福祉。在这个人民的时代，所有政府都是人民的政府，也是为了人民而统治的政府，不过很明显的是，在任何操作意义上，这类政府都无法由人民所统治。这点通用于所有类型的政府，不论是自由民主的、共产主义的、法西斯或民族主义的都一样，尽管它们对于如何构建、表达和影响“人民的意志”，想法并不相同。这正是20世纪这个总体战争与统合经济的时代留给21世纪的遗产。其基础不只是建立在平等主义之上，亦即人民不愿意再屈居于社会阶层里的低下位置，接受“天生”高人一等者的统治，也是因为直到目前为止，现代化的民族国家、经济和社会体制，若是少了绝大多数公民的支持甚或是积极参与及动员，势必将无法运作。即便是打算对其人民采取无限制高压统治的政权，也不得不借助大众媒体宣传这项必备工具。一旦失去了人民对政权的顺服，就算是独裁政治也无法长久维持。正因如此，当人民的不满达到爆炸点时，东欧那些所谓的“极权”政府——拥有忠诚的国家机制和运作完善的压迫机器——才会如此迅速无声地消亡。

这是20世纪的遗产。到了21世纪，这还会成为人民政府，包括自由主义式民主政府的基础吗？本人的看法是，在全球化资本主义发展的现阶段，这块基石已经遭到侵蚀，而且就目前所知的情况，这对自由主义式民主将产生严重的影响，并且已经开始发酵。今日的民主政治乃建立在两个假设之上，一是道德性的，或大家比较喜欢称之为理论性的；二为实际层面的。就道德层面而言，它需要大多数的公民表示自己愿意支持该政权，而所谓的公民，一般指的是该国居民的大部分成员。然而，在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无论这项安排对当地白人而言有多民主，但一个长久剥夺其大多数居民的选举权的政权，无论如何都谈不上民主。这种表达某人同意某政治体制之合法性的行为，例如在选举中如期投票，其实只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罢了。事实上，在那些拥有众多人口的国家里，真正能持续而积极地参与政府或民间组织事务的，只有其中一小部分，这点长久以来一直是政治学者们的基本共识。这对那些领导者而言是相当方便的设计，事实上，沉稳派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向来都渴望人民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钝感。 [3] 但这类参与行为还是相当重要。我们今日所面对的公民，是一群明显远离政治领域的人。在大多数的自由民主国家中，参与选举的人数正日渐下滑。假使人民选举是议会民主的基本判断标准，那么，对于一个只由公民总数三分之一的选民所选出的机构（美国众议院），或只由10%到12%的选民选出的代表（如近来英国的地方政府或欧盟议会），我们能说它具有民主的合法性吗？还有，一位得票率只勉强超过半数的美国总统，又该怎么说呢？

在实际层面那边，现代的领土国家或民族国家——任何政府——是建立在三个前提之上：第一，它们所拥有的权势超过境内任何实际运行的机构；第二，其境内居民大体上愿意接受它们的威权；第三，政府可以提供给人民其他组织根本无法或无法以同等效率提供的服务，例如众所周知的“法律和秩序”。在过去30到40年间，这三项前提正在逐日失效当中。

首先，虽然国家的力量还是远远超过国内的其他对手，但是如同过去30年来北爱尔兰的情况所显示的，即便是最强大、最稳定、最有效的政府，也已失去了它对胁迫性武力的绝对垄断权；这得感谢崭新又轻巧的便携式武器泛滥成灾，让小规模的异议团体轻而易举就可以弄到手，还有现代生活的不堪一击，只要一起轻微事件，就可让它瞬间崩溃。

其次，支撑稳定政府的两根最强大支柱，都已经开始动摇；一是（在具有普遍合法性的国家）公民对国家的志愿效忠和服务，二是（在不具合法性的国家）愿意屈从于具有压倒性优势或已经建立之政府的顺服心态。少了第一项，以义务兵役和全国动员为基础的总体战争，以及想调高现今国家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例的想法，都是不可能的。请容我提醒你们，在有些国家这项比例已高达40%；即便在美国和瑞士，也有20%左右。少了第二项，就像非洲与亚洲大多数地区的历史所显示的，一小群欧洲人再也无法以相对低廉的代价长久维持殖民地的统治。

侵蚀第三项前提的因素不只是国家的权力日渐弱化，还包括自20世纪70年代起，一些政治家和意识形态专家又重新回头拥抱超激进派的自由放任主义，以此批评国家，认为应该不惜代价地淡化国家的角色。该派以更像是神学信念而非历史证据的论证指出，但凡国有单位所能提供的服务，若不是让人不快，就是可以由“市场”以更好、更有效率和更便宜的方式供应。自此之后，国有服务（连带还包括合作制度）便出现了大规模的私人替代品或民营化服务。诸如邮政、监狱、学校、供水和福利措施这类属于国家或地方政府的标准业务，都已转手给或转型为企业单位；公务员则调任到独立代办处，或由商业转包商取代。甚至连某些福利事业也都转包出去。当然，私人公司所秉持的利润极大化的经营模式，也变成了政府机构所渴望达到的模范。这项趋势已经发展到国家宁愿依赖私营的经济机制，也懒得以积极或消极的方式去动员其公民。与此同时，不容否认的是，在全球的富裕国家当中，蓬勃的经济发展更关心的乃是大多数的消费者，而非政府或集体行动在比较贫穷时期曾经许诺或提供的东西。

而这正是问题所在。市场主权并非自由主义式民主的成分，而是它的替代品。没错，它是任何政治的替代品，因为它不认为政治决定有其必要性；所谓的政治决定，指的是与公共或团体利益有关的决定，与个人为了追求私己偏好所做的理性或非理性的选择总数无关。无论如何，市场主权在发掘人民想要什么这点上，可以掌握住其中变化不断的细微差异；关于这点，市场（和市场研究）所能提供的，当然比偶尔求助于残酷的选举式数人头数要来得更有效率。市场参与取代了政治参与；消费者取代了公民的地位。福山先生更进一步指出，人民选择不去投票，就像选择去超市购物而不去在地摊小店买东西一样，“反映了全体人民所做的选择。他们想要的是消费者主权” [4] 。他们无疑是想要如此，但这项选择可以和自由民主政治系统中的其他要素兼容共存吗？

于是，作为民主政体或其他政体之基本框架的主权领土国家或国家组合，其衰弱的程度在今日更甚于以往。其活动的范围和效率也比以往低落许多。它越来越无法自由支配其臣民或公民的消极顺从或积极服务。有长达两个半世纪的时间，现代领土国家，不论其政权的本质或意识形态为何，其动员境内居民的权力、范围、野心和能力，一直处于不断增长的状态，但这股趋势显然已走到尽头。现代国家的领土完整，亦即法国人所谓的“唯一且不可分割的共和国”，已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再过30年，是否还会有单一的西班牙、意大利或联合王国存在，可作为其公民的首要效忠核心？这是近一个半世纪以来，头一回可以把这个问题当成真实存在的现象提出来。而所有这一切，肯定会影响到民主的前景。

首先，公民和公共当局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遥远，两者间的联结则越来越薄弱。快速失去这种“自有神明护身”保护的人，不只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君王，还包括在任何合法政府（尤其是民主政府）中作为国家凝聚和公民效忠的公共象征：总统、王朝，以及国会（这点在英国最为明显）。在我们的电视屏幕上，国会给人的官方形象，就是一个只想要以各种花招去掩饰空荡荡的绿色长椅上只坐了几个人的机构，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它的没落呢？再也没人报道它的议程，即便在大报上都找不到它的消息，除非是那里又爆发了什么冲突或闹了什么笑话。在集体动员穷人的大型政治运动或政治机器方面，也出现严重衰退，然而这些才是真正能赋予“民主”这个字眼某些真实意义的活动。

因此，不仅是公民参与政治的意愿降低了，阶级的功能也告衰微，而根据传统的理论，唯一可以合法执行公民权的渠道，就是借由普选选出代表“人民”的人并由他们负责统治人民。而介于两次选举中间的时期——一般而言总有好几年——民主的存在，充其量也就是只能对那些议员和他们政党的竞选连任具有潜在的威胁功能罢了。然而不论从公民或政府的观点而言，这显然都是不切实际的。于是，民主派政客的公开演说变得越来越低劣和愚蠢，尤其是碰到在民主政治的实务层面上越来越重要的两大因素：一是现代媒体的角色，二是借由直接行动（或不作为）所表达的公共舆论。

因为媒体是发动机，人民可以通过它们在非选举期间对政府的行为施加某种控制。这两大因素的发展同时也弥补了日益式微的公民参与和议会政府传统效率的不彰。报纸头条或无可抵抗的电视影像，是所有政治宣传最直接的目标，因为它们远比动员上万群众要来得有效。当然，也容易多了。部长办公室为了回答即将登场的国会质询而把所有工作放到一边的时代，已经过去很久了。如今只有调查记者的报道可以得到这样的待遇，他们甚至可以让唐宁街十号的工作整个停摆。然而不论是国会辩论也好，媒体社论也罢，没有一个能把大众的不满强烈表达出来，强烈到足以让拥有多数选票的政府必须在非选举期间注意他们——注意到人头税、燃料税，和讨人厌的转基因食品这类问题。就算真有人替他们说话，也是说得含混不清、不得要领，三两下就可以被打发成与选举无关和不具代表性的一小撮少数人的事，虽然往往也真是这样。

大众媒体在现代政治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是拥有专利权。拜它们所赐，舆论的力量如今变得比以往强大；正因如此，各式各样想要影响媒体的专门行业才会层出不穷。一般人比较不理解的，是媒体政治与直接行动之间的重要关联；所谓的直接行动，指的是由下而上、跳过议会政府这个中介机制、试图直接影响决策顶层的行动。在没有中介机制存在的领域，这类行动最为明显——跨国性事务。我们对所谓的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效应都非常熟悉，那指的是：对于电视上可怕的暴行影像——在库尔德地区、东帝汶或任何地方——油然生出一种“应该做点儿什么”的情感，这种情感具有强大的政治催发性，但整体上毫无结构可言，不过总是足以促使政府做出某种多少是属于敷衍性的行动。近来，在西雅图和布拉格举行的示威活动显示，由一小群有良心的摄影团体所发起的目标明确的直接行动，确实是有效的，即便面对的是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类排斥民主政治程序的组织。假使哪天有个今日头条出现了诸如“世界财经领袖请注意以下警告” [5] 这样的字眼，至少有部分是因为该团体拍下的斗殴照片很适合摆在最显眼的位置；照片中戴着黑头套的歹徒帮伙与钢盔盾牌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简直像在进行一场中世纪的战斗。

所有这一切都得去面对自由民主和它最急迫而严重的问题。在一个日益全球化与跨国际的时代，民族政府必须与不同的势力并存；这些势力对其公民日常生活的影响力至少和政府一样大，但却在不同程度上超出政府的控制。然而在那些势力超出政府的控制之前，政府并不存在“放弃退出”这个选项；就算它们想放弃，也没办法。宣布自己对长期的油价趋势无能为力，这可不是政策；因为当事情出差错的时候，公民们，包括企业经理人在内，可是理所当然地认为，政府可以也应该做点儿什么；即便是在人民对政府几乎不抱什么期望的意大利，以及大部分选民并不相信政府的美国也一样。毕竟，这就是政府之所以存在的目的。

但是，政府能做些什么？又该做些什么？比起以往，今日的政府每天都得承受更大的压力不断去监视大众舆论的动向，而且政府对于舆论也比以往更敏感。这无疑会让它们束手束脚，无法放手决定。然而，政府不能停止统治。事实上，政府的公共关系专家一直逼迫它们，必须不断做些可以被看到的统治行为；其结果就是让政治姿态、宣告和往往不怎么需要的立法事件成倍增加，就像我们在20世纪末的英国历史上所看到的。然而，就算没有公共关系专家的训诫命令，甚至敢拂逆梦想家们渴望用亚当·斯密（Adam Smith）那只“看不见的手”来统治全世界的愿望，政府机构还是得天天去面对与公共利益有关的事情并做出技术性和政治性的决定。在这点上，民主投票（或消费者所做的市场选择）根本不具任何指引功能。投票充其量也只能扮演油门或刹车的角色而已。汽车交通无限制成长所造成的环境后果，单靠公民投票并无法找出最好的解决方式。更何况，这类做法已经证明是不受欢迎的，而在民主国家里，告诉选民他们不想听的东西是一种不明智的做法。当政府坚信任何数量的增税提议都无异于竞选自杀，而竞选大战因此成了财政谎言竞赛，且政府的预算就是在这种一团混乱的国库中执行时，国家的财政该如何合理地安排计划呢？简言之，“人民的意志”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表达，都无法真正决定政府的专门业务。就像那些饱受忽视的民主理论家一样，韦伯夫妇（Sidney and Beatrice Webb）在有关工会的研究中精辟观察到，人民的意志无法评断计划，只能评断结果。投票反对某事某物远胜于投票支持某事某物，而当投票实际赢得它的某项消极胜利之后，例如在意大利或日本推翻长达50年的战后腐败政权，投票本身并无法进一步提供替代方案。不相信我们可以看看，这在塞尔维亚能否办到。

然而，政府是为了人民而存在的。它的功效必须由它为人民做了什么来评断。不论“人民的意志”多无知、多轻率、多愚笨，也不论探查“人民的意志”的方法有多不足，它都是不可或缺的。除此之外，我们还能用什么标准来评估各种技术——政治解决方案呢？无论这类方案在其他方面多专精、多可行，但与人类有关的问题，最终影响的毕竟是活生生的人民生活。苏维埃制度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在那些“根据人民利益”做决定的人与那些认为这些决定乃硬加在他们头上的人之间，不存在可以沟通的双向通道。过去20年来，自由放任的全球化体制，也犯了同样的毛病。根据最具权威性的技术型经济学专家的建议，政府的工作就是有系统地把所有阻碍自由放任全球化的障碍给排除。这20年来，对于完全松绑的全球资本主义究竟给社会和人类带来了哪些影响，政府始终疏于关注，所以世界银行的行长会做出这样的结论：对大多数的世人来说，“全球化”这个字指的是“恐惧与不安”而非“机会与包容”。 [6] 甚至连格林斯潘和美国财政部长萨莫斯（Larry Summers）也同意，“对于全球化的反感已深入人心”，确实有可能“从市场导向的政策撤退，回归到保护主义一方”。

尽管如此，我并不否认，在自由民主的体制之下，要倾听人民的意志确实会让政府变得更难做事。过去的理想解决方案：那就是医疗界和航天驾驶过去所依赖，并在今日这个越来越猜忌的世界中仍试图依赖的基础，亦即：人们普遍相信我们与他们享有同样的利益，根本是现今政府不敢梦想的。我们并未告诉他们该做些什么，因为我们不是专家；我们没能力告诉他们，但除非出了差错，否则我们会信赖他们。今日，已经没有几个政府能享有这种先验性的信任基础。在自由主义也就是多党制的民主国家中，连能够代表大多数投票者的政府都相当罕见了，更何况是代表大多数具有选举资格的人？（在英国，自1931年起，从没任何单一政党赢得超过50%的选票；而自战时联合政府之后，也没任何政府能代表明确的多数。）旧式的民主党派，亦即曾经在人民的先验信任和坚定支持的基础上提供“他们的”政府的大众政党和组织，已如明日黄花消失无踪。在这个媒体无所不在又大权在握的时代里，宣称可以和政府匹敌的社会公共分子，将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政府的绩效提出批评。

在这种情况下，对民主政府而言，最方便、有时也可能是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尽可能把大多数的决定保持在宣传与政治的范畴之外；至少也要避开议会政府的程序，亦即最终的选民以及由选民选出的议会和代理人。（美国是一般公认的极端案例，其功能只是让国家的政策得以连贯，因为总统有时得找方法绕过极端可笑的民选国会。）即便在英国，原本便已相当强大的决策权力的中央集权化，虽然一度进行得令人印象深刻，但随着下议院的地位低下，加上保守党和工党执政期间，把许多功能转移到非选举产生的国有机构，如今也无以为继。许多政治都转移到台面下协商与决定。而这自然会增强公民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并降低他们对政治人物的评价。政府必须不断以游击战去对抗组织完善的少数宣传势力的结盟，还有媒体。这些少数势力和媒体会越来越相信，自己的政治功能就是将政府想要默默进行的政策公之于世，而政府则指望它们的评论家能用各种评论填满这些媒体的屏幕和版面——在一个信息与娱乐无限流动的社会里，这真是莫大的反讽。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自由政府的未来究竟如何？理论上，它们看起来不会太悲惨。除了伊斯兰教权制度之外，再没有其他强有力的政治运动曾从原理上挑战这种政府形式，而且在可见的未来似乎也不会出现。20世纪下半叶乃军事独裁者的黄金时代，这些独裁者比西方和独立的前殖民选举政权的危险性，可大得多了。21世纪对这些独裁者而言，看来似乎没那么讨人喜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后共产主义国家，没有一个选择步其后尘，而几乎所有的独裁政权都没有足够的勇气敢彻底反对民主信念；它们全都宣称自己是宪法的拯救者，直到回归（日期不定）文人统治为止。这么说并不表示我们不会再看到有人站在街头的坦克上面宣布政府成立，特别是在许多贫穷和社会动荡不安的地区。

此外，不论自由市场在1997年至1998年的金融危机之前看起来有多繁荣，如今的情势已非常明显，那种无政府式的全球性自由市场的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这世上的大多数人，当然包括那些名副其实的自由民主政权统治下的人民，仍将继续生活在实际运作的国家之下；虽然在某些不幸的地区，其国家的权力和行政单位已处于实质瓦解状态。总有一天，联合国的大多数成员将会充分利用这个崭新时髦的政治体系，或（如大部分的拉丁美洲地区）这个早已熟悉但不时中断的体系。这一天不会太早来临，但总会到来的。因此，政治也将持续下去。既然我们仍将生活在政府必须考虑人民而人民也不能没有政府的平民主义世界，那么，民主选举也将会继续存在。如今，民主选举几乎是普世公认的授予合法性的最佳渠道；它们也连带给了政府一个方便的途径可“咨询”人民，但又无须做出任何具体明确的承诺。

简言之，我们在21世纪将面对的是，一堆问题以及一堆根本不适合处理这些问题的政治机器。它们的效力仅限于民族国家境内，民族国家的数量越来越多，而它们得对抗的，是一个超乎其运作范围的全球世界。现在我们甚至还无法看出，这套机制在诸如欧盟这类不具有共同政治架构的异质性广大领土上，究竟能适用到何种程度。它们所面对和与之经济竞争的世界，是由截然不同的单位（跨国公司）所运作；对这些单位而言，政治合法性的考虑和公共利益并不适用，它们也会避开政治。在一个人类行为对自然和地球的冲击已经和地质力量不相上下的时代，政府首先要面对的，是与世界的未来发展相关的最基本问题。而想要解决或减轻这些问题，政府所需要——且必然需要——的手段，肯定是无法从计算投票数或判断消费者喜好中找到。不论是就民主或地球的长期规划来说，这都不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

我们面对第三个千禧年的心情，就像那个不知名的爱尔兰人被问道，该怎么走才能抵达巴利纳欣奇（Ballynahinch）时，他沉吟了一会儿然后回答：“如果我是你，我不会从这里开始。”

然而，这里正是我们的起点。

[1] 　本文最初是2000年在诗人会社讲座（Athenaeum Lecture）发表的演说。——译者注

[2] John Dunn, The Cunning of Unreason: Making Sense of Politics (London, 2000), p. 210.

[3] Herbert Tingsten, Political Behaviour: Studies in Election Statistics (London, 1937), pp. 225-226; Seymour Martin Lipset,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paperback edition New York, 1963), pp. 227-229.

[4] Prospect , August-Setember 1999, p. 57.

[5]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 2 October 2000, p. 13.

[6]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 2 October 2000, 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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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传播民主 [1]

此刻，我们正投入一场大业，一场由强权国家有计划重整世界秩序的大业。它们想借由“传播民主”来创造世界秩序，而它们在伊拉克与阿富汗发动的战争，只是这项全球大业的一部分。这不仅是堂·吉诃德式的狂想，还是非常危险的举动。围绕着这场“十字军”行动的一些说法，暗示着这套制度可以用标准化的（即西方化的）形式施行，在任何地方都能成功，可以治疗目前的跨国性难题，并可以带来和平而非播下混乱的种子。不，它不可以。

民主当然是受到人民欢迎的。1647年，英国平等派 [2] 大力宣扬“所有政府皆须取得人民自由同意”这项信念。当时他们想要争取的，是所有人的投票权。当然，普选权并无法保证任何特定的政治结果，选举则甚至连自己的长命百岁都保不住——看看魏玛共和国。选举式民主也无法产生有利于霸权或帝国强权的结果。（如果伊拉克战争是建立在“世界社群”自由表达的同意之上，它根本就不会发生。）但这些不确定性，都不会减少选举式民主的吸引力。

除了民主本身的深孚众望之外，有其他几个因素可以解释下面这种可怕且虚幻的信仰：认为用外国武力来培植民主或许真的是合理可行的。全球化告诉我们，人类事务正朝向举世皆然的模式发展。既然全世界的加油站、iPod和计算机黑客都长得一模一样，为什么政治机构就不行？这种看法低估了世界的复杂性。此外，流血事件和无政府状态在世界各地卷土重来的明显态势，也让传播一种新秩序的想法变得更具吸引力。巴尔干的历史似乎告诉我们，陷入灾祸与人类惨剧的地区，需要强大与稳定的国家介入，必要时甚至可使用武力。在缺乏有效的国际政府的情况下，某些人道主义者已准备好要支持由美国势力所加诸的世界秩序。然而，当军事强权宣称要借由击败和占领弱国来造福受害者和这个世界时，我们永远都应保持怀疑的态度。

还有另一个因素或许是最重要的：美国已经准备好并认为有必要把来自其革命源头的自大狂和救世主主义结合在一起。今日的美国，在科技军事上享有无可挑战的地位，并且坚信该国的社会系统是全世界最优越的。由于长久以来，美国一直扮演最伟大的征服帝国角色，因此自1989年后，它再也不曾想起，美国的物质力量其实是有其限度的。就像威尔逊总统一样（在他那个时代，他可是个惊人的国际失败者），今日的意识形态专家看到一种社会典范已经在美国开始运作：一种结合了法律、自由主义式自由、私人企业竞争和定期举行的普选选举之制度。它唯一未完成的工作，就是以“自由社会”的形象重新改造全世界。

这是一种吹口哨壮胆的危险想法。虽然强权行动可能会有许多道德上或政治上令人满意的结果，但它也知道这是危险的，因为国家行动的逻辑和方法并非普世公义的逻辑和方法。所有国家都会把自己的利益摆在第一位。假使它们握有权力，并认为该项目标是绝对必要的，那么国家就会为夺取该目标的手段合理化（虽然很少是公开的），尤其是当它们认为上帝是站在自己一边的时候。不论是善良或邪恶的帝国，都让我们这个世纪变得野蛮化，而这，也正是目前所谓的“反恐战争”正在造的孽。

只要威胁到诚实正义的普世价值，传播民主的战役就不可能成功。20世纪的历史告诉我们，国家不可能轻轻松松就重造这个世界，或缩减历史的发展进程。国家也无法借由跨越国界的机制更换而一举达到改造社会的成果。即使是在领土独立的民族国家当中，具备健全完善之民主政府的条件者也很罕见；这条件指的是：一个享有合法性和全民同意的既存国家，并且有能力调解国内各团体的冲突。缺乏这类一致性，便不可能出现单一的主权“人民”，因此也不可能有所谓的多数合法性。当这种一致性——可以是宗教的、族裔的，或两者——不存在时，民主就会悬置（如同拥有民主机制的北爱尔兰），国家就会分裂（如同捷克斯洛伐克），或社会会陷入永无止境的内战（如同斯里兰卡）。1918年和1989年后那两次“传播民主”的行动，全都在多民族和多自治体的地区加剧了种族冲突，并导致国家分裂，徒然创造出凄凉而无望的前景。

除了成功的机会渺茫之外，传播标准化的西方民主的努力，同时也得承受一项基本矛盾。不论从哪个角度，我们都看不出它能作为一种解决方案，来处理我们这个时代最危险的跨国界问题。今日，人类的生活有越来越多部分是超乎选票所能影响的范围；在跨国性的公共和私人实体中，并不存在选民，至少没有民主型的选民。而选举式民主也无法在诸如民族国家这样的政治单位之外，发挥实际功效。因此我们可以说，强权国家目前是在试图传播一种连他们自己也认为不足以应对当前挑战的制度。

这点可以从欧洲得到证明。诸如欧盟这样的组织之所以无法发展成强而有效的结构，正是因为它除了一小群政府成员之外（尽管数目正在增加中），并没有选民存在。欧盟无处没有“民主赤字”，而欧洲议会也不会有未来，因为并没有“欧洲人民”，有的只是“成员国”的集合体，其中半数以上懒得在200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时出门投票。“欧洲”如今是一个运作中的实体，但和民族国家不同，它并未享有人民赋予的合法性和选举产生的权威。于是乎，当欧盟的角色超出在政府与政府之间做协调，而成为会员国民主选战的主旋律时，各种问题当然就会立刻涌现。无论我们有多渴望，民主终究不是解决国际或跨国问题的有效工具。

即便是以比较间接的方式，传播民主的努力依然是危险的：它会给那些不具备这种政府形式的人一种幻觉，以为那些拥有民主政府的国家确实是由民主所管理。但果真如此吗？如今我们都知道，出兵伊拉克的决定，至少是由两个无可置疑的民主国家所做的，亦即美国和英国。除了制造出各种欺骗和隐瞒的复杂问题之外，这两国的民主选举和议会机构与这项决策过程根本毫无关联。这些决定是由一小撮人私下做出的——这和它们想要推翻的非民主国家的做法没什么两样。幸运的是，在英国，独立的媒体没那么容易受骗上当。然而，可以为新闻自由、公民权和独立司法做出必然保证的，并非选举式民主。

[1] 　注：本文最初为2004年收录于《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

[2] 平等派（Levellers），英国第一次内战（清教徒革命）之后兴起的人民民主运动斗士；该派在1646年至1647年间四处散发小册子和请愿书，大力宣扬主权在民，以及人人平等的自然权利，要求每两年召开一次国会，进行激烈的法律改革，以及民主的政府必须建立在大众共同签署的“人民公约”之上。——译者注

第8章
恐怖行动 [1]

政治恐怖行动的本质，在20世纪末真的改变了吗？且让我们从斯里兰卡这个一直以来都非常平静、从没想过会有暴力事件发生的小岛开始谈起。这座小岛由两个民族分享，一是大多数信仰佛教的僧迦罗人（Sinhalese），他们的宗教和意识形态是暴力的最反面；二是少数的泰米尔人（Tamils），他们有的是几世纪前从南印度千来，有的则是在19世纪末长途迁移至该岛当开垦劳工（他们的印度教也不倡导暴力）。反帝国主义运动在斯里兰卡并不特别好战也不怎么激昂，该国相当平静地维护它的自由；事实上，它是印度独立的副产品。斯里兰卡确实曾在殖民时代发展出一支共产党，而且有趣的是，还有一支势力较大的托洛茨基派；两派都是由受过教育又迷人的西化精英所领导，而两者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也都反对恐怖主义。两者都没试图起义暴动。独立之后，该国追求一种宁静、温和的社会主义目标，对于人民的福利和生活预期都做得相当好。简言之，就亚洲的标准而言，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斯里兰卡，是一座罕见的谦和之岛，类似哥斯达黎加（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和拉丁美洲的乌拉圭。然而今日，该地却一片血腥。

泰米尔这个少数族群，在受过教育的高等专业阶层中，占有25%的高比例；当僧迦罗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决定以僧迦罗语取代英语作为这个国家的官方行政语言时，泰米尔人自然发出强烈的怨恨之情。20世纪70年代，一个主张分离主义的泰米尔运动，得到印度南部的某个邦的支持，发展出武装组织，也就是今日泰米尔猛虎解放组织（Liberation Tigers of Tamil Eelam）的老祖先，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实际发动了一场内战。他们是自杀式炸弹攻击最有名的先驱之一，大概也是最大规模的实施者；顺便一提，由于他们的意识形态是世俗性的，其中没有常见的宗教动机。泰米尔人尚未强大到足以脱离政府而独立，斯里兰卡政府军则虚弱到无法以军事方式击败他们。由于双方都不肯妥协，所以尽管有各种第三方团体（印度、挪威）试图调停斡旋，但战争依旧持续。

与此同时，占多数的僧迦罗社会发生了两件事。种族和语言上的紧张，在僧迦罗人当中产生强烈的反作用力，而且这股力量因为僧迦罗的语言属于印欧（“雅利安”）语系，而采用了以佛教和种族优越为基础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模式。奇怪的是，这种种族主义是植根于印度教的印度传统；事实上，在斯里兰卡就像在巴基斯坦一样，至今依然可以在官方表面上高喊的平等主义底下，找到印度教种姓制度的痕迹。与此同时，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极左团体人民解放阵线（JVP）组织了一起重要的暴动事件；这个团体主要以找不到适当工作且受过教育的僧迦罗年轻人为基础，高举着卡斯特罗派理想，以及对于老派社会政治精英的仇视和怨怼。该派相当强硬，有许多年轻人都曾被囚禁过一阵子。在这个1968年派的年轻反叛团体的遗迹之上，出现了一个好战的恐怖主义组织；主要以僧迦罗乡间为基地，并产生了热情激昂的僧迦罗佛教种族沙文主义。20世纪80年代，该派组织了一连串有系统的暗杀行动对付政治上的反对人士，让高层政治变成一项高危险性的活动。（最近刚退休的斯里兰卡总统，曾经目睹身为前总理的父亲和自己的丈夫在眼前遭暗杀，并在某次谋杀她的行动中失去了一只眼睛。）恐怖行动也以同样有系统的方式在乡镇地区建立控制权。

就像20世纪80年代秘鲁的光明之路 [2] 运动一样，我们无法弄清楚人民解放阵线有多少成分是建立在最初的群众支持之上，这项支持又有多少被恐怖行动转移了方向，而恐怖行动又有多大的比例是出于憎恨政府的压迫，以及对革命的怀疑。但有两件事很清楚。一是人民解放阵线在从事劳动的乡下僧迦罗人口中拥有广大的支持，其中受过教育的成员成为该派的干部；二是人民解放阵线组织了许多谋杀事件，一些是由拉丁美洲人所谓的“杀手”（sicarios）干部负责执行，一些则是群众谋杀者。人民解放阵线争权夺利的方式也和拉丁美洲所谓的“肮脏战争” [3] 如出一辙，亦即以根除叛变领袖和主干成员为目的。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左右，据估计大约有6万人在这些冲突中丧生。自20世纪60年代末期创立之后，人民解放阵线便一直在斯里兰卡的官方政治中进进出出。

显然，斯里兰卡只是20世纪末愈演愈烈、层出不穷的政治暴力的一个例子罢了。另一个更为突出的现象，是小团体恐怖主义的兴起，并以种种理论把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谋杀活动给合法化。除了少数例外，这类行动一直遭到早期恐怖主义运动的鄙弃；最近的西班牙埃塔组织和英国的北爱尔兰共和军，也避免采取这样的做法。在伊斯兰世界，这种以神学为名的合理化行为——例如，任何不遵守最严格之正统宗教的人，都可以“叛教者”之名格杀勿论——似乎在20世纪70年代初因为一支极端主义的前基地组织而告复苏，该团体是从历史悠久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分离出来的。根据本·拉登宗教顾问的说法，正式宣告可以残杀无辜的“教杀令”（fatwa），要到1992年底才首次发布。 [4]

对于这个议题，问“为什么”似乎太空泛了，因为在这段期间，西方社会对于暴力行为（想象的和实际的）或直接行动的接受度已普遍提高，而我们很难把小团体恐怖主义的兴起和这种现象分割开来。在大多数的这类社会中，紧接着看到的，就是一段漫长的时期，认为文明已经终止了。

人们常常以为，一般性的社会暴力和政治暴力没什么关联，因为某些最残酷的政治暴力，是发生在一些完全没有政治和社会暴力传统的国家，例如斯里兰卡和乌拉圭。然而，在那些具有自由传统的国家中，这两者其实息息相关，因为在20世纪的最后三十几年里，这类国家内部的非官方政治暴力行为变得非常显著；其所导致的结果，就是政府的反暴力行为也变得越来越强烈。在独裁或威权国家中之所以看不到这种现象，因为它们根本不让非官方的政治暴力有任何活动的机会。

暴力行为的普遍提升，是野蛮化过程的一部分；如同我在其他地方提过的，这个过程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逐渐增强。这股趋势在拥有强大稳定的政府和（理论上）自由政治机制的国家内部，表现得尤其明显；在这类国家中，公共论述和政治机制不是“暴力的”就是“非暴力的”，完全没有灰色空间。因为这是民族国家合法取得武力独占权的另一种方法，在19世纪的国家发展过程中，这点与“平民人口完全不得配备武器”就像连体婴儿一样，总是如影随形；唯一的例外是美国，因此该国在实际层面上对于暴力的容忍度总是较高，虽然在理论上并非如此。不过，自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国家已逐渐失去对于某些权力和资源的独占权；更严重的是，还失去了令其公民遵守法律的正当性。单是这点，就足以说明暴力兴起的主要原因。

自由主义的修辞总是不愿承认，所有社会都需要若干政治暴力才有办法运作，即便是以罢工纠察队或群众示威这类伪象征的形式出现。而暴力也有其程度差别和游戏规则，只要暴力是社会纹理和社会关系的一部分，生活在这些社会里的人就都知道这一点，而国际红十字会也不断试图以这点提醒20世纪那些日渐野蛮化的交战国。基地组织或“秘密引渡” [5] 捍卫者之所以需要神学或法律诡辩，正是因为它们破坏了众所接受的规则——《古兰经》禁止杀人，以及对虐囚的嫌恶——而这些规则是如此的深入人心。但是，当原本不习惯使用高度社会暴力的社会或社会团体发现自己开始采用这种行为，或是当传统暴力社会里的正常规则崩溃破产的时候，原先所建立的使用暴力或暴力程度的限制，也会跟着消失。例如，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乡野生活和行为虽然一般而言是比较野蛮的，但传统的农民起义并不特别嗜血，其野蛮程度通常都低于压迫他们的政权。他们的屠杀或暴行，往往都直接针对特定的某些人或某类人，以及某种财产形式——例如乡绅的大宅——反之对其他人则充满期待，因为他们素有好名声。这种暴力行为并非随心所欲，而几乎可以说是根据不同的情况而有明确的规定。让俄罗斯乡间陷入全面屠杀惨况的，并非1917年的大革命，而是之后的俄罗斯内战。然而，一旦那些用来约束日常行为的控制系统发生故障，结果就会变得非常恐怖。哥伦比亚的贩毒帮派在美国之所以能如此成功，我认为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与敌人火拼时，已不再遵守黑社会的传统惯例，亦即不能杀害对手的妻子和小孩。

这种政治暴力的病变，同时适用于暴动者和政府武力。城内生活日益严重的混乱状态让这类病变日趋严重，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并因为毒品文化和私人枪械的散布而加重。与此同时，旧式征兵制度的没落以及全职性职业军人的兴起，尤其是诸如空军特勤队（SAS）之类的特种部队的出现，解除掉军事人员基本上仍应维持平民身份的禁令，而这些以使用武力为唯一工作的人，也不再具备国家代理人的团队精神。与此同时，媒体变得越来越无所不在、无所不包，而传统上对于哪些内容可以在媒体上登载播出的限制，也完全废止了。于是，各种凶残至极的暴力景象、声音和描述，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此一来，社会对于暴力行为的控制能力自然是日渐衰微。在苏联统治下的俄罗斯，或至少在拥有低犯罪率的城市里，大约80%~85%的杀人行为是受到酒精的影响。我们再也不需要任何禁令。

然而，今日还有另一种更危险的无限暴力生产者，亦即1914年后主导国际和国内冲突的意识形态信念，也就是：我方秉持的理由是如此合乎正义，而对手却是如此凶残，因此所有追求胜利或避免失败的手段不只是合法的，甚至是必要的。这意味着政府和暴动者双方，都认为自己有道德上的正当理由可以实行野蛮行为。这点可以从20世纪80年代秘鲁“光明之路”组织的年轻民兵身上得到印证，他们完全是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随时准备杀害农民：他们不是以可能带有情感的个人身份在行动，而是以致力于达成目标的军人身份在行动。 [6] 那些拿政治犯的身体来训练新兵虐囚技巧的陆军或海军军官，私底下并不必然是残暴而变态的。然而就像纳粹的党卫军一样，他们是因为个人的杀人罪被处罚，因为他们接受的训练就是冷静地执行大屠杀，这使得他们的行为更应被指摘。 [7] 兴起于20世纪的这种大恐怖现象，反映的不只是“平庸之恶”，而是至高无上的命令取代了道德观念。不过无论如何，至少在一开始，人们可能认为这样的行为是邪恶而不道德的，就像我们在拉丁美洲的军事政权中所看到的；当时，某一单位的所有阿根廷军官都必须参与虐囚，好让大家在这起统统有份儿的丑恶行为中紧紧绑在一起。令人忧虑的是，21世纪对于酷刑的接受程度，已经变成某种常规了。

野蛮主义的程度一直以无规则的方式不断加剧。人类的残忍在1914年至20世纪40年代末达到最高峰，那是两次世界大战及其余波的时代，是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时代。冷战为第一和第二世界——也就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苏维埃政权——带来显著的改善，但在第三世界却不然。这并不表示野蛮主义真的消退了。在西方，大约于1960年至1985年间，我们看到了由官方训练的虐待者，并在拉丁美洲和地中海世界看到史无前例的军事政权狂潮对他们的公民进行“肮脏战争”。不过，在1989年的大变革之后，许多人以为曾经让20世纪一身湿透的宗教战争迷雾可望消散，连带把野蛮主义这个大发动机给带走。不幸的是，这项愿望并未成真。就在人类的苦难遭遇于20世纪90年代迅速恶化之际，受到世俗意识形态刺激的宗教战争，也因为各种牌号的“十字军”和“反十字军”宗教基本教义的卷土重来而日益加剧，或说被取代。

除了国与国之间或由国家支持的战争所造成的流血和毁灭之外——例如，越南战争，20世纪70年代两大超级大国在非洲、阿富汗、印巴战争和两伊战争的间接对抗——自20世纪60年代起，有三次大规模发作的政治暴力和反暴力浪潮。第一次，是所谓“新布朗基主义”（neo-Blanquism）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复苏，指的是，企图借由自行挑选的小型精英团体来推翻政权，或通过武装行动来达成分离派民族主义的目标。这类运动大多局限于西欧，其成员主要为中产阶级，在校园以外的地方普遍缺乏民众支持（北爱尔兰例外），以吸引媒体的恐怖主义行动为主（德意志联邦的“红色军团” [8] ），但也有目标明确、足以推翻政府高层政治的政变能力，例如1973年西班牙埃塔组织暗杀了佛朗哥将军的预备继承人，以及意大利红色旅 [9] 于1978年绑架并谋杀了意大利总理莫罗（Aldo Moro）。在拉丁美洲，这类团体多半是以游击行动起家，并由较大的单位发动军事作战，通常是以边远地区为主，但有些也会在城市进行（委内瑞拉和乌拉圭）。这类作战有些相当严重：在阿根廷为期三年的游击队员派 [10] 叛乱中，正规和非正规的武力冲突一共导致了1642人伤亡。 [11] 这类团体的限制在乡村游击战中特别明显，一定要得到相当程度的民众支持，才有办法在那里生存下去，更别提赢得胜利了。外来者企图在南美乡间建立古巴模式的游击运动，结果全部以失败收场；哥伦比亚是唯一的例外，因为该国的大多数地区都处于中央政府的行政和武力控制之外。

第二波暴力浪潮主要是和种族及信仰问题有关，它们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涌现，并因为20世纪90年代的内政瓦解和国家崩溃而大肆蔓延。非洲、伊斯兰世界的西部、南亚和东南亚，以及东南欧，是首要受灾区。拉丁美洲对于种族和宗教冲突依然具有免疫力，东亚和俄罗斯联邦（车臣例外）几乎不受影响，欧盟则因为仇外主义的兴起受到些许波及，但未出现流血事件。至于其他地区，这波政治暴力所导致的屠杀规模，是“二战”之后所仅见的，几乎可说是有系统的种族灭绝的死灰复燃。和通常缺乏群众支持的欧洲新布朗基主义不同，这时期的行动团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Al Fatah）、哈马斯（Hamas）、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Palestinian Islamic Jihad）、真主党（Hezbollah）——可以依赖其拥护者的强烈支持，以及源源不断的新血补充。因此，除非找不到其他方式可以响应占领国压倒性的军事武力（如在巴勒斯坦），否则个人式的恐怖行动并非这类运动的核心；充其量，也只能在内战期间作为一种发泄性的补偿，以抗议敌手优越的军事战备（如在斯里兰卡）。

这时期有一项重大发明事后证明极为可怕，那就是自杀式炸弹。自杀式炸弹最初是1979年伊朗革命的副产品，1983年，在黎巴嫩真主党对抗美国人的行动中，这项武器带着它强有力的伊斯兰什叶派意识形态，以及理想化的殉道精神，首次发挥了决定性的功效。由于成效惊人，很快便在1987年传入泰米尔猛虎组织手中；1993年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如法炮制；1998年到2000年间，则陆续在克什米尔和车臣的基地组织与其他伊斯兰极端组织的行动中派上用场。 [12] 这段时期，个人与小团体恐怖主义的另一项特点，是政治暗杀再度流行。假如说1881年到1914年间是政治人物频遭暗杀的第一个黄金时代，那么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就是第二个：埃及的萨达特（Sadat）、以色列的拉宾（Rabin）、印度的拉吉夫·甘地和甘地夫人、斯里兰卡的一群领袖、西班牙的佛朗哥指定继承人，以及意大利和瑞典总理（不过在瑞典一例中，其政治因素不太明确）。另外，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和1981年的里根总统也在暗杀目标之列，但未成功。这类行动并未带来革命性的结果，有时还造成十分不同的政治效应，例如在以色列、意大利，可能西班牙也包括在内。

然而，电视的无远弗届，让一些更具政治效应的活动，不再把目标瞄准决策者，转而变成如何让媒体冲击发挥到最高程度。最后，这类行动终结了美国20世纪80年代于黎巴嫩、90年代于索马里，以及2001年后于沙特阿拉伯的正式驻军。野蛮行为的不幸指标之一是，恐怖分子发现，只要是在世界屏幕的可见范围之内，大规模谋杀凡夫俗子是除了谋杀最驰名或最具象征性的目标之外，最能赢得头条版面的做法。

第三波，也就是在21世纪初占有主导地位的政治暴力，已发展成全球性的有系统行动；这主要是拜以下二者之赐：一是美国布什总统的政策，二是恐怖运动自觉地进行跨国性的活动的趋势，这或许是自19世纪末无政府主义之后的头一遭。在这波潮流中，大规模的民众支持再次变得无关紧要。最初的基地组织显然是个结构严密的精英组织，但它是以一种“去中心化”的运动方式运作；其中的每个孤立小组，都被设计成可以在没有任何支援或支持的情况下独立行动。它也不需要恐怖主义基地。因此，基地组织，或说受它启发的伊斯兰小组的松散网络，即便在失去阿富汗的基地以及在本·拉登的领导权被边缘化之后，依然能够生存下来。这个时期的特色是，那些不具有全球性大场景里的内战或其他冲突，例如斯里兰卡、尼泊尔和哥伦比亚绵延不绝的冲突，或那些已经失败或正在走向失败的非洲国家的种种麻烦，在西方只能引起间歇性的关注。

有两件事可说明这类新运动的特点。第一，它们是由少数小众所组成，这些小众可能享有他们为之奋战的大众的消极同情，而小团体行动就是它们的标准作业模式。爱尔兰共和军所谓的“现役部队”，据说每一次的总数都不过两三百人，而我认为意大利的红色旅和巴斯克的埃塔组织也不会多到哪儿去。至于基地组织这个最难对付的国际恐怖主义运动，在阿富汗那段全盛时期，总数大概也不会高于4000人。 [13] 第二个特点是，除了北爱尔兰这类少数例外，“其成员的平均教育程度和社会背景，都比他们所属的社群要高”。 [14] 20世纪90年代前往阿富汗受训的基地组织新成员，被形容成：“来自中上阶级，几乎都是健全家庭出身……大多大学毕业，绝大部分是读自然科学和工程……几乎没有来自宗教学校的。” [15] 即便是在巴勒斯坦，其成员有许多来自难民营，反映了占领地的人口横剖面，却也有57%的自杀性炸弹者具有中等教育以上的学历，明显高出15%的平均数。 [16]

这些团体尽管人数很少，却很可怕；政府往往要动员相对大量或压倒性的反制武力来对付他们。不过在这里，第一和第三世界会有一些有趣的差别（共产党政权所属的第二世界，在它们真正崩解为碎片之前，一直对这类运动完全免疫，即便在摇摇欲坠的时刻也一样），以后再叙。整体而言，至少在欧洲，在上面提到的前两个时期，新的政治暴力只遭遇到有限的武力反击，而且并未对宪政政府造成重大破坏；虽然确实有些歇斯底里的时刻以及一些严重的暴行，尤其是来自国家警力和正规与非正规的军队。难道这是因为欧洲的运动对国家政权不致构成重大威胁吗？没错，它们过去的确不曾，现在依然，不过北爱尔兰和巴斯克的分离主义运动，在北爱尔兰共和军及埃塔组织的武装行动帮助下，确实已几乎达成它们的政治目的。而欧洲的警察和特勤组织也确实有效率，可以渗透进许多这类运动内部，尤其是北爱尔兰共和军，大概还有意大利的红色旅。不过无论如何，有一点很重要，在爱尔兰和西班牙，尽管有一些由“不知名的官方机构”所发动的手段残酷的反恐主义，但两地都没有“肮脏战争”，没有拉丁美洲那种有系统的酷刑和暴政。在拉丁美洲，即便是以暴制暴，反恐行动的残酷程度也远超过叛乱者的政治暴力，例如秘鲁的“光明之路”。

这些恶名昭彰的“肮脏战争”，基本上就是针对这类团体，而且往往是由小型的专业特种部队负责执行，就像那些少数的恐怖分子一样。因此，在拉丁美洲，那些酷刑政权的目的，在它们还没出现政治病变之前，通常不是为了吓阻民众参与这类破坏行动，而是更具体地想要从行动分子身上得到有关该团体的信息。死亡小组的目的也不是威吓，而是想直接清除掉他们认为有罪的人，免去漫长的司法程序或冒着对方被无罪开释的风险。把全民都当成异议分子加以对付的暴政，往往都十分野蛮，就像在实施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和巴勒斯坦一样，但是拉丁美洲的情况更狂暴、更敏捷。在第二次“因提法达” [17] 之前，巴勒斯坦遭到杀害的人民总数，肯定是低于在智利皮诺切特（Pinochet）独裁政权下“失踪”的人数。显然，野蛮化已发展到远超过一天只产生一两具尸体的镇压程度，如今它们只比可自动登上头条版面的大屠杀略好一点儿。尽管如此，哥伦比亚和秘鲁这类国家，还是以无比残暴的手段对付境内的乡村游击运动。

自从2001年9月之后的“反恐战争”全球化，加上2002年强权国家废弃众所接受的国际冲突规则与惯例，以外国武力介入他国内政之后，这种情况就变得雪上加霜。新的国际恐怖主义网络对于发达国家和亚洲那些稳定国家的政权，实际上的危险性还非常轻微。在伦敦或马德里这类大都会交通系统上所发生的炸弹事件，虽然造成了数十或数百人伤亡，但对这类大城市的运作能力，其破坏性很少能超过几个小时。虽然“9·11”事件给纽约带来如此恐怖的重创，但对美国的国际霸权和其内部结构，却几乎毫无影响。如果说事情有任何恶化，原因并不在于恐怖分子的行动，而是因为美国政府的反应。印度这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民主政权，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让我们知道一个稳定的国家绝对有能力可以抵抗这样的攻击。尽管在过去20年里，印度有两位领袖遭到暗杀，克什米尔始终处于低度战争状态，东北方省份里有许多游击运动，某些部落地区还有马克思列宁分子（纳萨尔组织 [18] ）不时发起骚乱，然而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印度会因此而变成一个失序混乱的国家，这是连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事。

这足以凸显出当前恐怖主义运动的相对虚弱，甚至绝对虚弱。它们只是征兆，而非重要的历史行动者。这点并未因为小团体或个人的军备战术发生改变，以致大大提高了它们的平均破坏能力而有所不同，也没有因为某些恐怖主义团体所保持或宣称的乌托邦理想而有所改变。在拥有稳定政权的稳定国家里，只要没有人民的物资支持，这些恐怖行动只会是警政问题而不会是军事问题。即便某个小型恐怖团体隶属于某个普遍性的异议运动，像是伊拉克抵抗运动中的基地组织分支，它们也不会是这类运动的主要军事力量，而只会是它们的附属边缘而已。至于那些得不到同情民众谅解的行动，例如以色列的巴勒斯坦自杀客和伦敦的年轻伊斯兰狂热者，顶多也就是有一点儿宣传价值罢了。这么说并不表示不需要采取重要的国际警政措施来对抗小团体的恐怖主义，尤其是跨国型的小团体，因为它们有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设法拿到核武器并取得使用这类武器的能力。在一些形势不稳定或濒临解体的国家中，尤其是在伊斯兰世界，这类团体的政治潜力显然大多了；不过它们的潜力主要是破坏性的，我们不应把它和大规模宗教动员的政治潜力混为一谈。

我们不难理解，这类运动肯定让一般民众深感紧张，特别是在西方大城市里面，尤其当政府和媒体都为了自身的目的而大肆宣传，制造恐怖气氛（如今已经很少人记得，在2001年之前，政府面对这类运动——埃塔组织、红色旅、爱尔兰共和军——所采取的标准而又完全合乎理性的做法是：尽可能“不让宣传推波助澜、火上浇油”）。这是一种非理性的恐惧氛围。美国当前的政策便是想要恢复冷战时期那种世界末日的恐惧，但因为事实并非如此，于是只好发明“一些敌人”，好为自己扩张全球势力的行为找到正当化的借口。我再重复一次，“反恐战争”的危险并非来自伊斯兰世界的自杀式炸弹。

这种做法丝毫没有减轻真正的全球危机，这点从政治暴力的转型便可看出一斑。它们似乎反映了社会所有层面的严重错位，这种混乱是来自人类有史以来最快速又最戏剧性的激烈转变；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已全然改观，让人不知如何应对。它们似乎也反映了传统的威权、霸权和合法性系统在西方所遭遇的危机以及在东方和南方的崩溃，还有宣称可提供另类选择的传统运动所面临的危机。由于去殖民化在世界某些地区以失败收场，加上自从苏联解体之后，再也没有任何（更别提稳定的）国际系统存在，使得情势更加恶化。而这个日益恶化的危机将会证明，西方自由价值借由市场成长和军事干预所传播的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乌托邦，绝对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1] 　本文为20世纪90年代初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针对恐怖行动所发表的研讨论文。——译者注

[2] 光明之路（Sendero Luminoso）：秘鲁的一个反政府游击组织，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主张由工农阶级取代资产阶级。原为秘鲁共产党里的“红旗派”，1964年从主流中分离出来，20世纪70年代中期掌握了大部分的学生会，80年代开始从事武装暴动，并于80年代晚期实际控制了秘鲁领土的三分之一。1992年，秘鲁政府在美国中情局的协助下逮捕了光明之路的首领之后，该派的活动才开始减少。——译者注

[3] 肮脏战争（dirty war），指由政府赞助支持的暴力行动，目的是为了对抗国内人民的罢工、骚乱或政治颠覆行为。最著名的，是1976年至1983年发生于阿根廷的肮脏战争；该国接连几任的军事独裁政府，以各种威胁和残忍的恐吓手段，逮捕、拷打或杀害各类反政府人士；据估计，这段时间约有30000人在这场“战争”中凭空消失。——译者注

[4] Lawrence Wright, The Looming Tower (London, 2006), pp. 123-125, 174-175.

[5] 秘密引渡（rendition），这里指的是美国一种特殊的秘密引渡制度，适用于一些无法在美国本土调查、审理的恐怖主义案件，由情报组织秘密将人犯引渡到国外，由外国的组织加以处理。被引渡的人往往莫名其妙就失踪了，你无法在政府机关查到任何与这次引渡有关的记录，更无法通过任何渠道把人弄回来。——译者注

[6] Carlos Ivan Degregori et al., Tiempos de Ira y Amor: Nuevos actors para viejos problemas (Lima, 1990)。该书对于“光明之路”现象有极精彩的说明。

[7] Martin Pollack, The Dead Man in the Bunker (London, 2006)，论述了一名杰出党卫军军官的生平和事业。

[8] 红色军团（Red Army Fraction），“二次大战”后联邦德国地区最激进著名的好战左翼团体之一，成立于1968年，以共产主义“都市游击队”自称，经常四处谋杀政界和商界精英，被联邦德国政府列为恐怖主义团体。——译者注

[9] 红色旅（Red Brigades），意大利极左派的秘密恐怖组织，成立于1970年，宗旨为通过绑架谋杀等武力行动建立革命政府，并让意大利脱离北约组织独立。——译者注

[10] 游击队员派（Montonero），阿根廷亲庇隆（Juan Peron）的左翼游击团体，以政治绑架和暗杀等恐怖行动闻名。约成立于1970年，座右铭为“我们会赢”。——译者注

[11] Juan Carlos Marin, Los hechos Armados: Argentina 1973-1976 (Buenos Aires, 1996), p. 106, cuadro 8.

[12] 我采用Diego Gambetta的论述，参见Gambetta (ed.), Making Sense of Sui-cide Missions (Oxford, 2005)。

[13] Gambetta, op. cit., p. 260.

[14] Gambetta, op. cit., p. 270.

[15] Wright, op. cit., p. 301.

[16] Gambetta, op. cit., p. 327-328.

[17] 因提法达（Intifada），阿拉伯文“摆脱”的意思，指的是人民反对压迫、就地起义。1987年12月，一辆以色列坦克开入加沙难民营，压死四名巴勒斯坦人，引起当地人们的愤怒，就此展开与以色列当局长达六年的对抗，此即第一次因提法达。第二次因提法达发生在2000年。——译者注

[18] 纳萨尔组织（Naxalite）：印度一支激进暴力的共产主义革命组织，1967年于西孟加拉国地区Naxalbari小村发起叛乱，誓言建立革命反对政权。20世纪70年代分裂为许多小单位，往印度中部和东部的乡间发展。根据印度内政部估计，2004年时，该组织约有9300多个地下核心干部在四处发起游击运动。——译者注

第9章
暴力时代的公共秩序 [1]

在20世纪70年代的某些时刻，英国警官协会（Association of Chief Police Officers）告诫英国政府，如果不通过新的公共秩序法，他们将无法像过去那样阻止街头的公共失序事件。几年后，我想是80年代初，我受邀去挪威某地参加学术研讨会；我注意到，在研讨会举行的旅馆，位于某个旅游景点上的普通会议中心的订房手册上，竟然特别强调该旅馆拥有质量保证的防弹窗户。在挪威？是的，在挪威。就让我从这两起事件开始今天的演讲吧。21世纪已变得越来越暴力，包括影像在内。这点毫无疑问。今日演讲要谈的是，这意味着什么，以及政府应该做些什么来保护公民的日常生活。我将以英国为主要的探讨对象，因为该地公共暴力的恶化程度（反映在犯罪数据上）尤其惊人。不过，这个问题不只和一个国家有关，也不只和恐怖主义有关。这个主题涵盖的范围要大多了。例如，它还包括足球流氓，另一个在20世纪70年代诞生的历史新现象。

显然，如同我的挪威记忆所显示的，由于任何人都可以操作的强力毁灭性武器泛滥全球，并可以相当便宜的价钱由私人和小团体取得，因此这类暴力事件开始层出不穷。这原本是冷战时期的产物，但由于这类器械可以赚进大把钱财，其产品数量自然是猛增暴涨。自从1960年开始，每10年都可以看到生产这类武器的公司又兴起了一堆，特别是在西欧和北美。1994年时，全球52个国家当中，共有300家公司专门生产小型武器，比20世纪80年代中期增加了25%；到了2001年，这个数字据估计已上升为500家。换个方式来说：卡拉什尼科夫步枪（Kalashnikov）或说AK-47突击步枪，这款最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于苏联发展出来的枪械，是最可怕的一种小型武器；根据《原子科学家公报》（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 ）的估计，今日在世界上流通的这款步枪，绝对超过1.25亿支。你可以在网络上下单购买，至少在美国的“Kalashnikov USA”公司的网站上可以买到。至于手枪和刀具，谁有办法计算啊?!

但是，公共失序现象，即便是以恐怖主义的极端形式出现，当然也不是建立在高科技或昂贵的装备之上，就像2001年“9·11”事件所展示的。撞毁双子座大楼的劫机者，身上的所有武器就只是地毯切割刀而已。几个最长寿的武装团体，像是爱尔兰共和军和埃塔组织，主要靠的是炸药，有些还是土制炸药。英国7月7日事件 [2] 的炸弹客，也是自己制作武器。如果最近的报导正确的话，整起7月7日大屠杀所花费的炸弹金额，只不过几百英镑罢了。当然，还得加上他们的性命。所以，在我们牢记今日世界比以往充斥了更多杀人和伤人的玩意儿的同时，也别忘了这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而已。

公共秩序比以前更难维持了吗？政府和相关单位显然如此认为。自1971年起，英国的警力规模已增加了35%，而在21世纪末，平均每1000名公民可得到34名警察的保护，相对于30年前的24.4名（也就是提高了40%以上）。我还没把受雇于保安行业的大约50万人计算进去——自从1971年全世界最大的保安公司Securicor取得股票交易行情开始，过去30年来，保安这行的经济产值已连翻了好几倍。去年，这个行业大约包括了2500家公司。如同大家都知道的，自从英国去工业化以来，便产生出大量身心健全的失业人口；对他们而言，保安工作是他们少数能找到的几种受雇形式之一。你或许可以说，这一行再也不是建立在一个萝卜一个坑儿的规则之上，而是有一天会雇佣大量人力，做到一对一的保安。

投入其中的不仅是更多人力，还包括更多武力。今日防暴专家主要是依靠下列四种手段来处理麻烦的示威活动：化学武器（例如催泪弹）；诸如镇暴枪和橡皮子弹之类的“动力学”装置；水炮以及电击科技。这里有一张名单可说明各国控制死硬派群众的不同方式，从传统到现代都有：挪威四种都没用；芬兰、荷兰、印度和意大利只使用一种（化学武器）；丹麦、爱尔兰、俄罗斯、西班牙、加拿大和澳洲使用两种；比利时和其他真正重量级的国家——美国、德国、法国、英国，加上小国奥地利——则是四种一应俱全。显然，一度以其警察完全无须武装为傲的英国，再也无法生活在有如挪威或芬兰那样秩序井然的世界里了。

世局为什么会发展成这样呢？我想是因为发生了两件事。一是，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在《文明的进程》（The Process of Civilization ）这本书里所分析的现象发生了逆转。该书探讨了中世纪以降西方公共行为的演变，认为西方人的公共行为变得越来越不暴力、越来越“有礼”、越来越深思熟虑；这种情形首先出现在有限的精英当中，然后普及到多数民众。不过，这种说法已不适用于今日。我们对于公开骂脏话和刻意使用粗鲁冒犯的言语等行为，已经习惯到想不起来这其实是非常晚近的事。当然，“肏”和“蠢”这类字眼在诸如军队之类的男性团体中早已非常普遍，尤其是在进行严格粗暴的活动时，但我不认为有哪支西方军队曾经满口俄罗斯风格的淫言秽语。还有，虽然我在上次大战的军队中首次经历过这样的洗礼，但是当我离开军队之后，迎接我的依然是个彬彬有礼的世界。女性很少使用这类字眼，而且一直要到20世纪60年代，这类话语才变成一种普遍的社会习惯。大家应该还记得，60年代也就是“肏”（fuck）这个词首次进入英国印刷文化的年代。这个词1965年首次出现在英国的词典里，美国则是在1969年头一回看到。 [3]

与此同时，传统的社会规矩和惯例也日渐衰落。例如，青少年（介于14岁到20岁之间）犯罪行为显然是在20世纪60年代下半期开始出现不成比例地窜高。在睾丸素和男性气概的催化下，年轻男子总是倾向粗鲁喧闹，特别是成群结队的时候；比较理想的做法是给予某些限制，然后在某些情况下容忍他们。即便是沃德豪斯 [4] 笔下，德罗尼酒吧（Drones）里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也不例外。如果你们还记得，他们习惯在划船赛之夜敲掉警察头盔的癖好，最后把伍斯特送进了酒街监狱。然而饱受侵蚀的不只是社会规矩和惯例，还包括家庭的传统和关系，这使得今日的年轻人变成了维多利亚时代所谓的“危险阶级”。关于这点我将不再多言，还有时间更为长久的20世纪的野蛮化历程；这种野蛮化已进展到令人可耻的地步，西方的意识形态专家竟然会为酷刑拷打提供知识上的正当性，简直不可思议！关于这两点我将不再多说什么，但它们当然存在于背景之中。

第二个更为直接的现象，也是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那就是领土型民族国家的危机，亦即我们在20世纪全都生活于其统治之下的那种国家形态。大约在250年前的某个转折点后，民族国家的权力、资源、行动范围、知识和对其领土上所发生事务的控制能力，便一直不断增长。这种发展乃独立于政治和意识形态之外：在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国家中，都可看到。这种国家形态在“二战”之后实行福利国家和混合经济的黄金时代达到最高峰。然而这一切的基础，全在于国家对于法律所具有的先验独占权，以及国家法庭高于一切法律（例如宗教法和习惯法）。国家对武力的独占权也是如此。在19世纪那100年间，大多数的西方国家都将公民得以携带和使用武器的权利排除殆尽，只有国家的代理人有此资格（运动竞技除外），最后甚至连贵族和乡绅的决斗也一并禁止。（在这方面美国是重要的例外，在所有工业化国家中，过去200年来它的凶杀率始终维持攀升的趋势，和日渐下滑的欧洲恰成对比。） [5] 在英国，传统上甚至禁止在私人打斗中使用刀子和匕首，因为那是“非英格兰的”，转而采用拳架规则——业余拳击规则（Queensberry Rules）。在社会治安足够稳定的情况下，甚至连公权力也会在公共场合解除武装。在联合王国当中，只有北爱尔兰的警察佩带武器，以应付众所周知的潜在暴动，但是在英国本岛就非如此。公开的叛乱、暴动和抗议都已被机制化，也就是说，都已减缩为所谓的示威，而且经常都在事先便已和警察协商过。伦敦市长利文斯通（Ken Livingstone）才刚刚拿自从维多利亚时代以来发生在海德公园和特拉法加广场上的事情来提醒中国人。即便是在我们认为酷爱街头暴力的国家，像是法国，不论群众示威的口号喊得多激昂，情况也是如此。 [6]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1968年大巴黎地区的学生骚乱才没造成任何实质伤亡，双方都是。最近为了废止法国年轻人就业新法所引发的抗议动员亦然。

不过，导致这种国家力量的衰退还有另一个因素：公民对国家的效忠以及随时准备应国家要求奉献己力的意愿，正在不断流失。两次世界大战都是由交战国的征召军队所打的，也就是说，是由数百万准备“为他们的国家”杀敌捐躯的公民士兵所打的。但这种情形已不复再现。我很怀疑，如果今日政府在这件事上让公民可以自由选择，是否还会有任何政府能做到这点——美国当然不会，自从越南战争之后，美国就废除了普遍兵役。而这点也适用于公民是否愿意忍受法律的约束，也就是说，他们是否认为法律是具有道德正当性——只是情况比前者稍微好一点儿。假如我们觉得某条法律是正当合理的，我们就会愿意遵守。我们相信足球赛就是需要主裁判和边裁，因此我们信任他们执行他们的法定职能。如果我们不这么做，那得花多少力气去确立和维持场上的秩序？许多汽车驾驶员根本不接受测速照相器的道德正当性，因此会毫不犹豫地避开它们。如果你能偷走走私品又不被抓到，没人会觉得你有错。一旦法律不具合理性，就只能依靠害怕被抓或被惩罚的恐惧来使人遵守；这当然比志愿遵守困难，也昂贵许多。我想，应该没有几个人会怀疑，基于种种理由，今日公民愿意接受法律或社会日常行为惯例的程度，已经大不如前。

此外，全球化、快速提升的移动性，以及欧洲和其他地区大幅度取消边界管控等等，都让政府越来越难控制在它领土内进出的人员物资和发生的事件。因此严格说来，政府顶多只能管控那些从我们的机场口岸进进出出好让我们日常经济生活的步调不致停摆的容器里的一小部分内容。非法商人和交易贩子使尽全力善用这种现象，把政府无力控制或甚至监视国际金融交易当成它们的一大资产。奈姆（Moisés Naím）的《谁劫走了全球经济》（Illicit ），是晚近研究这种现象的名著；作者在书中断然说到：“在对抗全球非法贸易这场战役中，政府正节节败退……在这场游戏中显示……在非法交易中……因为大型网络，财富的急速大量逆转。”

凡此种种，在过去30年来，严重削弱了国家和政府的权力。在一些极端案例中，国家甚至失去了对于部分领土的控制权。美国中情局在2004年指出，全球有超过50个地区，是其中央政府几乎或完全无法执行管制的地区。“但是，”请容我再次引用奈姆那本讨论非法经济的书，“事实上，今日几乎没有哪个国家不存在不受法律约束的三不管地带，这些地区早已融入更大型的全球网络当中。” [7] 情况稍好的案例，比方说像是英国或西班牙这类稳定而繁荣的国家，倒是还可能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和境内那些政府军无法完全消灭的小型武装团体并存共处。尽管今日有关国家和人口的信息比起以往不知丰富了多少，但情况并未改善。虽然公共部门如今拥有各式各样优于以往任何时期的科技能力可以窥视其居民、监听他们的谈话、阅读他们的电子邮件，并可如同英国那样，通过无数的监视摄影机监看他们，但政府对于任何时刻确实居住在其领土之内的人民的身份和数量，他们住在哪里，以及正在做些什么，却无法像他们的前辈那样一清二楚。今日负责人口普查的人员，对于他们的调查数据已不像乔治四世或五世时代的同行那样有自信，而他们确实有理由如此。

以上各点都可解释，为何即便是运作良好的有效政府，也必须在某种程度上适应比以往高出许多的非官方暴力。想想最近30年来的北爱尔兰。拜武力和默许调停结合之赐，尽管处于准内战状态，但是政府和日常生活都还能有效运作，包括该省内外的运动。世界各地的有钱人，都靠着建立关卡重重的小区来解决穷人的暴力威胁，这点在英国是相当晚近的现象，而最明显的地方是港口住宅区（Docklands）。据说在英国大约有100个这样的小区，大多规模很小，不过这和有700万家庭住在这类堡垒住宅群的美国相比，可说小巫见大巫；在美国，有半数以上的这类小区，“其出入口有大门、密码、磁卡门禁和保安警卫重重防守”。 [8] 随着时代变得越来越暴力，这种趋势就蹿升得更为快速；凡是在过去几年到过里约热内卢或墨西哥城的人，都可证明这点。然而，我们能做些什么来遏止情势恶化吗？

这牵涉到两个问题。第一，在一个暴力的时代，这种新的公共秩序问题有可能被控制吗？答案必然是肯定的，虽然我们还不清楚能控制到什么程度。足球流氓就是很好的范例，告诉我们可以如何做到。在英国，足球流氓行为大约是在20世纪60年代变成一种常态性的群体现象，并在其他国家广为复制。20世纪80年代达到最高峰，发生了可怕的布拉福德事件 [9] ，甚至在1985年欧洲杯利物浦和尤文图斯（Juventus）两队的冠军赛中，在布鲁塞尔的海瑟尔球场（Heysel Stadium）夺走39条人命。当时有许多人表示需要采取极端措施，诸如必须携带身份证之类，但最后却是因为一些比较温和的做法，使足球流氓行为在英国大大减轻。这些做法包括一些技术性的改变，像是全座位的场地和闭路电视，更好的情报收集和协调，以及更有弹性的政策战术，像是以孤立已知的“流氓”来取代地毯式地“封锁”场地内外的所有球迷。此外，警方把管理场内秩序的责任交给俱乐部，因此可以集中力量来处理比较严重的事件。所有这一切都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非常高昂，包括金钱和人力。1996年在英国举行的欧洲杯，总共动员了一万名警力；至于2006年德国世界杯所花费的安保经费和人力，我还没看到相关估计。不过这的确达到了改善的目标，而且并未祭出当初建议的严厉手段。同样的，今日的纽约也是个比以往安全许多的地方；我们这些还记得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那个肮脏、危险的纽约人，都可以做证。这方面主要得归功于市长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而他之所以能成功，多半也是因为警察战术的改变（决不宽待），而非增加纽约警察早已令人咋舌的弹药量。

这接着导出了第二个问题：在控制公共秩序时，武力与信任感或说公信力之间的平衡点在哪里？在一个暴力的时代想要维持秩序，是一件更困难也更危险的任务，增加配备武力和科技化的警力并非最不重要的事，但更好的做法是将他们的执勤装备设计成用来抵御身体攻击，看起来像是持盾牌戴盔甲的中古武士。要让警察把自己看成是具备特殊专业知识的“守护”团体，独立于政治家、法庭和自由媒体（并无视于这些人的批评）。今日的世界——不只是欧洲以外的地区——充斥着抱持以下信念的警察和安全人员，他们认为，不管政府和媒体在大众面前说些什么，最终维持秩序的并非法律而是武力（必要时甚至是暴力），而这项信念让他们至少拥有政府和舆论的默许支持。在英国，继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平静安宁之后，面对爱尔兰共和军、矿工罢工和种族暴动这类新情势，政府的第一反应是展开攻击，升级冲突，甚至到达准军事状态的程度，即便在英国本土亦然。恐怖分子的挑战进一步助长了警力军事化。“直接开枪射杀”政策已经造成好几件其实可以避免的无辜牺牲，像是巴西人曼奇尼斯 [10] 。所幸，英国尚未步欧陆的后尘，用诸如法国防暴队（CRS）之类的特种武装镇暴部队来执勤。

另一方面，有两件事乃基本的警察常识。第一，警察不是空想家。他们可没想要完全消灭犯罪，他们的目标只是减低和控制犯罪，让平民不受伤害。这种想法虽然可能让某些人腐化堕落，但也让警察对政治斗争始终保持怀疑态度。第二，这点更重要，警察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公共秩序，当他们在孤立或追捕“麻烦制造者”时，不应和人民处于敌对立场。当警方过度使用武力，尤其是在面对团体的时候，很容易会引发这种敌对心态；就算警方没把全体公众都视为敌人，也会把那些他们认为包藏了大量无赖暴徒的大型团体视为敌人：黑人、城里的青少年、亚洲人等等。这么做，只会让公共秩序变得更加危险。20世纪70年代的诺丁山嘉年华暴动，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该起暴动是因为一名极度不分青红皂白的警察以“截停搜查”（stop and search）的方式来逮捕扒手，在当地民众看来，这完全是针对黑人的种族攻击。这才是真正的危险所在。在1981年的布里克斯顿暴动 [11] 中，警方无疑是把所有的黑人都当成潜在暴动犯，并因此恶化了与当地居民的关系。所幸，在北爱骚乱期间，英伦本岛的警察并未把所有爱尔兰人都当成爱尔兰共和军的潜在成员。不论是否处于暴力时代，想要维持公共秩序，都必须在武力、信任和智慧之间取得平衡。

在英国，正常情况下，我们对于由政府和公共秩序力量所建立的平衡，大多是有信心的，哪怕有一两次失控。但是自从“9·11”事件之后，情况已不再正常。我们被淹没在一波又一波的政治修辞当中，像是来自国外的不知名恐怖威胁，对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歇斯底里，恶名昭彰的“反恐战争”，以及“捍卫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对抗定义不明的外部敌人和其内部的恐怖主义代理人。这类修辞根本是唯恐天下不乱，只是为了让民众毛骨悚然，完全无助于对抗恐怖活动——至于其中的政治目的，我就留给你们去回答。因为制造毛骨悚然的恐惧情境，正是恐怖分子努力想要达到的目标。他们的政治目的并非借由杀人之类的行动来达成，而是大肆宣传他们即将展开屠杀，借此让民众陷入混乱失控。在英国真正面对恐怖分子不断挑战的那个时期，也就是爱尔兰共和军接连滋事那段时间，有关当局对付恐怖行动的基本原则是，尽可能不让他们有任何曝光或宣传反制措施的机会。

所以，让我们把这些垃圾想法理清楚。所谓的“反恐战争”根本不是一场战争，除非是作为一种隐喻，像是我们谈到“反毒战争”或“两性战争”时所指的意思。“敌人”根本无法打败我们，甚至无法对我们做出重大伤害。2005年由美国国务院针对全球恐怖主义所做的一项调查，列出了——刻意漏掉伊拉克这场货真价实的战争——7500桩“恐怖主义攻击”事件，其中6600桩曾造成人命损失，并指出这类攻击大部分是以失败收场。我们目前所面对的小型恐怖主义团体，就是我们一直以来所熟悉的那种，其中只有两个重要的新特点。其一是，和早期的恐怖分子不同，新恐怖团体打算进行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也确实以此为目标。事实上，他们已经犯下一起死亡四位数的屠杀、一些数百人死亡的屠杀和许多二位数死亡的事件。另一项是令人惊骇的历史新发明：自杀式炸弹。这两个新特点都相当严重，特别是在这个网络时代，以及极具毁灭性的小型可携带式武器很容易取得的情况下。我不想否认，当前的恐怖主义确实比先前的更具威胁性，有关单位为此祭出非常手段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请让我再重述一次，这并不是一场战争，也不会变成一场战争。这基本上只是一个相当严重的公共秩序问题。

公共安全，也就是人们所谓的“法律与秩序”，本质上该由承平时期的内政机制和当局来提供保护，包括警察在内。战争机制——也就是武力——只有在发生战争和非常罕见的内政机制崩溃的情况下，才可以动员。即便是处于局部战争的局势下，例如北爱尔兰的例子，长久以来的经验也告诉我们，以军队来维持公共秩序而缺乏独立于军队的正规警力，在政治上是非常危险的。虽然所有人都在谈论恐怖主义，但欧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正处于战争状态，或看似要进入战争状态，也没有任何一个欧盟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纹理脆弱到可以被小型行动团体严重颠覆。当前的国际恐怖主义之所以比先前的类似运动严重，是因为它的屠杀能力增加了，并刻意不分青红皂白地选取对象，而非因为它是某种政治或战略的代理人。我认为，当前恐怖主义的危险性仍比不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蔚为风潮的政治暗杀；后者之所以没那么吸引媒体的关注，是因为它并未对英国和美国造成影响。严重如“9.11”事件，都只让纽约的步调中断了几个小时而已，而且所有善后工作也是由正常的内政单位迅速而有效地处理妥当。

恐怖主义需要特别花费心力去应付，但重要的是我们别因此昏了头。理论上，一个处理过北爱尔兰问题长达30年且从未失去其冷静作风的国家，现在也不可能失去理智。而实际上，恐怖主义的真正危险并非来自一小撮匿名狂热者所制造的真实威胁，而是来自他们的行动所激起的非理性恐惧，而这正是今日的媒体和愚笨的政府火上浇油之处。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主要的危险之一，绝对比小型恐怖主义团体更危险。

[1] 　注：本文为2006年在伯贝克学院暴力系列讲座所发表的演说。

[2] 7月7日炸弹客事件，指2005年7月7日早上高峰时间发生在伦敦大众交通线上的连续爆炸事件，总计在伦敦地铁和巴士上引爆了四枚炸弹，造成52名乘客和4名自杀客死亡，以及700多人受伤，是伦敦历史上最严重且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恐怖袭击事件。——译者注

[3] Online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4] 沃德豪斯（Wodehouse，1881—1975），英国小说家和幽默作家。霍布斯鲍姆在此引用的是沃德豪斯代表作《天下无双的吉夫斯》（The Inimitable Jeeves ）里的情节。文中的伍斯特是德罗尼酒吧的老板。——译者注

[5] Eric Monkkonen, “Explaining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III , No. 1, February 2006.

[6] Danielle Tartakowsky, Le pouvoir est dans la rue: Crises politiques et manifestations en France (Paris, 1998), “Conclusion”, especially p. 228.

[7] Moisés Naím, Illicit (New York, 2005).

[8] Chris E. McGooey, “Gated Communities: Access Control Issues” (www.crimedoctor.com/grated.htm).

[9] 布拉福德事件（Bradford Incident）指的是1985年英国足球总会在布拉福德市举行决赛时发生的火灾惨剧，有56人丧生。

[10] 曼奇尼斯（Jean Charles de Menezes,1978—2005），巴西籍的伦敦电工，2005年7月22日在伦敦地铁站遭到便衣警察枪杀，因为警察怀疑他和7月21日发生的伦敦爆炸案有关，但事后证明他完全是无辜的。——译者注

[11] 布里克斯顿暴动（Brixton riot），1981年4月发生于伦敦南郊布里克斯顿地区的暴动事件，是20世纪伦敦历史上最严重的暴动事件之一。布里克斯顿是一个高失业、高犯罪的贫穷地区，居民主要以黑人为主，警方与该区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张。该年4月初，伦敦警方开始于该区执行扫荡政策，企图以“截停搜查”的方式减少该区的街头犯罪。10日晚上，警方逮捕一名青少年，在将他拖行到警局途中，遭到攻击。隔日，警方调来大量警察企图封锁该区，引发当地民怨反弹，冲突就此展开。最后造成300名警察和60多位年长居民受伤，100多辆汽车被毁，100多栋房子被焚烧，逮捕了80余人。据估计，当天参与暴动者约有5000人。——译者注

第10章
不断扩张的帝国 [1]

当前的世界局势是史无前例的。先前曾经存在过的全球大帝国，诸如16世纪和17世纪的西班牙帝国，与19世纪、20世纪著名的大英帝国，完全无法和今日的美利坚帝国相提并论。

我们生活在一个如此紧密结合、其日常运作如此唇齿相依的世界，只要有任何一点儿小干扰，都会立即引发全球性的后果——例如，从不知中国某处源起的SARS，几天之内就蔓延成一种全球现象。世界运输系统、国际会议和机构、全球市场，甚至整体经济的崩解，都以此前无法想象的速度上演。

在经济以及最重要的军事武力上，我们拥有不断革新的强大科技。今日，科技对于军事事务的决定性更甚于以往。全球规模的政治强权如今必须能支配这种科技，同时结合上领土极端庞大的国家。在这之前，幅员问题并不重要：大英帝国在其气势最盛的时代，即便以当时的标准而言，英国本土也只是一个中型国家。而在17世纪，与瑞士属于同级大小的荷兰，也能蹿升为叱咤全球的要角。但是到了今天，不论该国多么富有、在科技上又如何先进，若是缺乏相对庞大的幅员，势必无法登上全球霸权的宝座。

这和今日政治的复杂本质有关。21世纪仍然是属于民族国家的世纪，这是全球化唯一未能全球化的方面。但这是一种奇怪的国家类型，在这类国家中，几乎每一个普通居民都扮演重要的角色。过去，国家决策者只限于一小群所谓的思想之士。而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政府居然可以指望动员其全体人民，于今回顾，这真是相当不可思议。不过无论如何，今日人民所想的，或人民打算去做的，和以往比起来，都更直接指向自身。

美利坚帝国方案的一项崭新之处在于，其他所有强权和帝国都知道自己并非唯一，也无人以主导全世界作为目标。没有任何国家相信自己刀枪不入，即便他们相信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例如之前的中国，还有极盛时期的罗马。直到冷战结束之前，区域性的支配强权是国际关系系统所能想象的最大危险。千万不要把1492年后可以将触角伸到全世界这件事，和足以支配全球的统治优势混为一谈。

19世纪的大英帝国是唯一一个真正的全球帝国，因为其运作范围扩张到了整个地球，足可称之为美利坚帝国的先驱。相对的，苏联也曾梦想着一个由它改造后的世界，但它非常清楚，即便是在苏联势力最巅峰的时代，世界的主导权也不在它手上，而且，和冷战的修辞正相反，它从未认真想要取得这样的主导权。

但是，今日的美国和一个多世纪前的英国相比，两者的野心可说有天壤之别。首先，美国是一个实质上的泱泱大国，拥有大量的人口，并因为几乎毫无限制的移民而不断成长（和欧盟不同）。两者在风格上也不一样。大英帝国在其全盛时期占领并统治了地球陆地的四分之一。而美国除了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赶搭殖民帝国主义的国际风潮实行过短暂的殖民政策之外，其他时间都不算是个真正的殖民帝国。美国主要是靠依赖国家和卫星国家进行运作，特别是在西半球地区；在那里，它根本毫无对手。和英国不同，美国在20世纪在这些地区发展出一种武力干预的政策。

由于在大英帝国那段时间，世界帝国的决定性武力是海军，因此英国在全世界占据了许多重要的航海战略要地以及补给站。这就是为什么从直布罗陀到圣赫勒拿岛（St Helena）乃至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至今仍可看到英国国旗飘扬的原因。在大西洋以外的地区，美国一直要到1941年后才开始需要这类基地，但它是靠协商取得；在当时，这确实可称之为名副其实的志愿者同盟（coalition of willing）。如今，情势不同了。美国已经意识到，除了继续以间接方式控制之外，也必须直接掌握大量的这类基地。

英美两帝国的国内结构和意识形态也有显著差异。虽然在大英帝国的宣传本质中也可找到利他主义的动机，但基本上大英帝国为的是英国的利益而非普世人民。因此，英国当年用废除奴隶贸易来为其海上势力提供正当性，就像今日美国经常用人权来为其军事霸权提供合理借口一样。另一方面，美国和革命的法国与革命的俄国一样，是一个以普世革命为基础的强权，并因此深信世界其他地区都应该追随它的脚步，甚至相信它应该帮助世界其他地方完成解放大业。这世界少数几件最可怕的事情之一，就是当帝国在追求其自身利益的同时，却深信自己这么做是在造福人类。

然而，英美之间最根本的差异是，大英帝国虽然是全球性的（在某些意义上，甚至比今日的美国更具全球性，因为它只手控制的领海范围，今日仍没有其他国家能够赶上），但它并未以全球霸权为目标，甚至从未想过要在欧洲和美洲地区扮演军事和政治的陆上强权。它追求的是英国的基本利益，也就是经济利益，并尽量不与此抵触。它始终清楚地意识到，英国的国土和资源都是有限的。1918年后，它也明确知道其帝国势力正在走下坡路。

但是英国作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其全球帝国顺应全球化的趋势，确实对英国本身的经济发展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大英帝国是一个国际贸易系统，这套系统和英国本身的工业发展一样，基本上靠的是将制造品出口到较落后的国家，然后，让英国变成世界原材料的主要市场。当它失去世界工厂的身份之后，随即转型为全球金融体系的中心。

美国的经济却非如此。它是建立在保护本土工业的原则之上，以其潜力无穷的巨大国内市场对抗外部的竞争；直到今日，这依然是美国政治上一个强有力的因素。当美国工业开始在全球享有优势之时，自由贸易正好切中它的下怀，就像自由贸易也曾经非常适合英国一样。但是21世纪美利坚帝国的弱点之一，乃是今日的美国经济不复像往日那样具有主导权。美国明明从世界各地进口数量惊人的工业制品，但业界和选民的反应却与此相违，依然坚持保护主义心态。其中存在着某种矛盾，一方面，美国以其一手掌控的自由贸易意识形态主导世界；但另一方面，美国内部却有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认为本国的经济因此日渐衰落。

可以挽救这种衰落趋势的少数方法之一，就是扩大军火贸易。这也是大英帝国和美利坚帝国另一个不同之处。特别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美国一直维持极其高的持久性军备，在现代史上，这是承平时期史无前例的状况；也许正是因为这样，艾森豪威尔总统才把这种优势称为军事工业复合体。冷战时期那四十几年间，双方不管在口头或行为上都表现出一副战争正在进行或即将爆发的样子。大英帝国在100年的时间内臻于巅峰（1815~1914），期间没有爆发任何大型国际战争。此外，尽管冷战结束前夕，美国和苏联的权势明显不成比例，但刺激美国军事工业成长的力量却比以往大了许多，并从那时一直延续到今天。

冷战让美国变成西方世界的霸主。不过，这所谓的霸主，指的是联盟的首脑。当然，没有哪个国家对彼此的相对权力存有任何幻想。权力在白宫手上，不在其他地方。于是，欧洲以某种方式承认美利坚世界帝国这个必然的结果，然而如今，美国政府却得面对这样的事实：美利坚帝国和其目标不再是众所接受的真理。如今不再有志愿者同盟，事实上，当前的美国政策，其不受欢迎的程度甚于以往的所有美国政府，大概也甚于其他任何强权。

在国际事务上，过去美国是以某种程度的传统礼貌领导盟邦；原因无他，只因为欧洲是对抗苏联军队的最前线；但美国坚持，这个联盟必须是永久性的，并以美国的军事科技为基础，借此将盟邦牢牢地与美国焊接在一起。美国始终坚决反对欧洲拥有独立的军事可能性。从戴高乐时代以来，美国和法国之间长期的摩擦根源，就在于法国拒绝接受国与国之间的永久性联盟，并坚持维持独立生产高科技军事装备的潜力。不过无论如何，整体而言，这个结盟确实是“志愿者同盟”。

结果，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实际上的唯一超级大国，没有其他强权有能力或有意愿去挑战这个地位。正因为如此，当美国突然之间变成一个过分、无礼又爱挑衅炫耀的强权时，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因为这么做既不符合它在冷战期间发展出来而且久经考验的帝国政策，也不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近来盛行于白宫的那些政策，对所有局外人而言似乎都疯狂到无法理解它们真正的用意到底何在。不过很明显的是，以武力公开宣示其全球霸权，是此刻主导——或至少是半主导——白宫决策的那些人心中的想法。但其目的，我们还不清楚。

问题是，这可能成功吗？今日的世界太过复杂，绝非单一国家能够主导。而美国除了其高科技武器方面的军事优势之外，其他资产都正在逐渐缩小。其经济规模虽然很大，但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分量却日渐减少。不论长期或短期都有其弱点。比方说，想象一下，明天石油输出国组织决定把它所有的欧元账单全改成美金。

虽然美国还保有若干政治优势，但在过去18个月里，已全部被他们丢出窗外。只剩下一些比较次要的资产，像是美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绝对主导权，以及英语的强势地位。但对于当前的美利坚帝国计划而言，其主要资产是军事。目前，美利坚帝国在军事方面毫无竞争对手，这一点在可见的未来似乎不会改变。这种无可匹敌的军事优势在地方性战争中虽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拥有绝对的决定性。但就实际面而言，目前确实没有其他国家能够达到美国的科技水平，即便中国也没办法。不过在这点上，我们仍须把科技优势的某些限制仔细考虑进去。

当然，理论上美国并不想占领全世界。它的目的是发动战争，建立对它友善的政府留在身后，然后回家。这是行不通的。就纯军事的角度而言，伊拉克战争非常成功。但因为它是纯军事性的，所以完全忽略了如果想占领一个国家所必须做的种种措施——经营它、维持它；比方说，像英国曾经在印度做过的那套标准殖民模式。美国想借由伊拉克提供给世界的那套“民主”模式，既无模式可言，也和这个目的毫不相干。美国相信自己无须在其他国家里寻求真正的盟友，或不需要在它可以实现军事征服的国家中得到真正的民意支持，这样的信念是一种妄想。

伊拉克战争示范了美国在决策制定上的十足轻率。伊拉克是个曾经被美国击败但拒绝倒下的国家。它是个虚弱到很容易被击败的国家。它恰巧还拥有珍贵的石油资源，但基本上，这场战争只是为了展示美国的国际力量。白宫夸夸其谈的那种疯狂政策，也就是彻底改造整个中东地区，根本是没有意义的。如果美国的目的是要推翻沙特阿拉伯，那么它打算用谁来取代该王国的位置？如果美国真的想要改变中东，我们知道它必须做的事情之一，就是逼迫以色列。小布什的父亲曾经想这么做，但现任的白宫政府并不想。相反的，白宫政府已经摧毁了中东地区两个确定无疑的世俗政府中的一个，而且正打算打击另一个——叙利亚。

从公共关系的角度来看，就美国已经提出的目标而言，这项政策显然空洞无比。美国根本不打算把“邪恶轴心”或“中东和平路线图”这样的词句发展成政策宣言，而只是一些片段话语，任由它们在提出之后积累出自己的政策可能性。过去18个月来淹没全世界的，全是一些含混的“官说新语”（newspeak），由此可见其中根本没有任何真实的政策。布什不是在执行政策，而是在演舞台剧。诸如珀尔 [2] 和沃夫维茨 [3] 之类的官员，台上台下谈起话来都是一副兰博口吻。这些，就是美国的压倒性权力。在真实的意义上，这些意味着美国可以入侵任何一个够小又可以快速赢得胜利的国家。这不是政策，也不可能奏效。这样做的结果对美国将会非常危险。就其本国而言，对一个以控制世界，特别是以军事手段控制世界为目标的国家而言，真正的危险是走向军事化——这项危险一直被严重低估。

从国际角度来看，其危险在于使世界陷入不稳定的状态。中东地区正是这种暗中颠覆的不稳定范例：如今该地已比10年前甚或5年前动荡许多。美国的政策弱化了所有正式或非正式的维持秩序的另类安排。在欧洲，它破坏了北约组织——这不是很大的损失，但它试图将北约转变成为美国服务的世界军事警察，却是一种拙劣的扭曲。它小心谨慎地破坏欧盟，并有系统地想要毁掉自1945年来所建立的另一项伟大世界成就——繁荣昌盛的民主社会福利国家。大家普遍感受到的联合国的信用危机，并没它表面上看起来那么严重；因为一直以来，联合国的角色都是边缘性的，因为它的行动完全取决于安理会的同意，以及美国的否决权。

世界该如何面对或遏制美国？有些人相信他们无力对抗美国，因而倾向加入它。比较危险的是那些既痛恨五角大楼背后的意识形态，却又支持美国行动的人；因为他们以为在行动的过程中，可以消除掉某些地方或区域的不公不义。有人或许会把这称为人权帝国主义。欧洲20世纪90年代在巴尔干的失败，助长了这种想法。对于伊拉克战争的意见分歧，显示出有少数具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包括美国的伊格纳蒂夫 [4] 和库什内 [5] ，准备支持美国的干预政策；因为他们认为，必须有某个力量来矫正世界的祸害。确实有这样的例子存在，有些政府真是坏到它们的消失对世界而言绝对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地步。然而这绝对构不成正当的理由，让全球冒险去创造出一个世界强权；这个强权基本上对它不了解的世界根本没兴趣，它在意的只是若有任何人做了白宫不喜欢的事，它就有权力可以用武力进行决定性干预。

与此背景相对的是，我们发现媒体的压力越来越大；因为在今日的世界里舆论极其重要，同时也受到强大的操控。在1990年至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政府不让媒体靠近任何行动现场，想借此有效地避免重蹈越战覆辙。但这些做法都没奏效，因为确实有媒体，例如CNN，在巴格达报道一些不合白宫意图的故事。美伊战争期间，这类控制再度失效，而政府势必会想办法找到更有效的方式。或许会采取直接控制的手段，甚至是祭出科技控制的杀手锏；不过，政府和垄断资本家之间的结合，将会比现在和福克斯新闻的结合，或在意大利与贝鲁斯科尼 [6] 的结合发挥更大的功效。

美利坚帝国当前的优势会持续多久，现在还很难说。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它将如同其他所有帝国一样，是一种短暂的历史现象。才不过一代人的时间，我们就已经看到所有殖民帝国的终结，看到所谓的德意志“三千年帝国”的灭亡，也看到苏维埃世界革命梦想的破灭。

美利坚帝国之所以无法持续，有其本质上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大多数美国人对帝国主义并无兴趣，或说对于必须去经营世界的霸权并无兴趣。他们关心的是在美国内部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例如，美国经济的衰落程度，已经到了政府和选民都认为应该集中心力加以关注，其重要性远胜于继续进行对外军事冒险；而由于当前外国军事干预的花费大部分都必须由美国人民买单——海湾战争并非如此，在很大的程度上冷战也非如此——所以美国人民对此格外反感。

自1997年至1998年起，我们便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危机之中。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并未走向崩溃，但无论如何，当它变成美国内部的严重问题时，美国的对外野心大概也就无法继续下去。即便单以美国本土产业的标准，小布什都没提出任何适当的经济政策。而小布什现行的国际政策更是一点儿也不理性，不仅无助于美帝国主义的利益，无助于全球的利益，对美国资本主义的利益更是毫无贡献。因此，美国政府内部也出现了意见分歧。

目前的关键课题是，美国下一步要做什么？以及其他国家将如何响应？某些国家，比方说英国——统治联盟中除了美国之外的唯一真正成员——是否仍将继续支持美国的所有方案？这些政府必须明白指出，美国霸权的行使范围是有限制的。到目前为止，在这方面表现的最积极的是土耳其，虽然它知道自己必须付出代价，但还是表示有些事情它不打算跟进。但此刻的当务之急，就算不是遏制美国，也必须给予它某种程度的教育或再教育。曾经有一段时间，美利坚帝国知道自己的限制，或至少表现得像是知道自己的限制。那大部分是因为它害怕另一个强权——苏联。在缺乏这种恐惧的情况下，就必须以开明的利己 [7] 和教育来接手。

[1] 　本文是2003年为法国《世界外交论衡月刊》（Le Monde Diplomatique ）所写的专文。——译者注

[2] 珀尔（Richard Perle，1941— ），美国Bechtel生化公司的前总裁，恶名昭彰的极右派人士，长年提倡所谓“先发制人攻击”，并曾公开扬言美国应对敌对国家使用核武器。1987年至2004年间长期担任美国国防部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是伊拉克战争幕后的灵魂人物。——译者注

[3] 沃夫维茨（Paul Wolfowitz，1943— ），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新保守主义的军事战略家，布什政府里的鹰派代表人物之一，2005年当上世界银行行长。——译者注

[4] 伊格纳蒂夫（Michael Ignatieff），西方当今最有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是人权主义者，深度报道记者及学者，其著作主题包括民族主义、恐怖主义和人权主义等。其2004年返回加拿大参选国会议员并顺利当选。——译者注

[5] 库什内（Bernard Kouchner，1939— ），法国左派知识分子、政治家、外交家和医生，是“无国界医生”（MSF）组织的创始人，长期关注人权运动。于2007年出任法国外交部长。——译者注

[6] 贝鲁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1938— ），意大利第一富豪及媒体大亨，掌握意大利重要的电子和平面媒体。1994年创建意大利力量党，担任党主席，后多次出任总理。他丑闻不断，2013年8月1日，意大利最高法院终审判决他4年监禁；同年11月29日被剥夺参议员资格，是媒体与政治结合的代表人物。——译者注

[7] 开明的利己（enlightened self-interest）指的是一种理性的利己主义，行为者知道自己在这个社会上需要他人；某些利他的行为，最终也会让自己受益；因此他愿意基于长期较大的利益而牺牲短期较小的利益，会为了实现较永恒的价值而放弃短暂立即的享受。——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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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

版权页

扉页

目录

序

第1章 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1]

第2章 21世纪初的战争、和平与霸权[1]

第3章 为何美利坚霸权不同于大英帝国[1]

第4章 论帝国终结[1]

第5章 新世纪的民族与民族主义[1]

第6章 民主的前景[1]

第7章 传播民主[1]

第8章 恐怖行动[1]

第9章 暴力时代的公共秩序[1]

第10章 不断扩张的帝国[1]

Land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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