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实味与野百合花》读后感（王凡西，198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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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朋友寄给我《明报月刊》上戴晴女士的长文《王实味与野百合花》，读后颇多感触。它不但勾引起我对亡友的思念，它又让我联想到与此一悲剧有关的一些重大问题。不过我首先得感谢戴晴女士的，是她这篇文章让我知道了王实味夫人刘莹及其儿女们的遭遇。原来她们与我一向的最坏猜测相反——虽然受尽苦难，却还健在。而且，“她们现在已不止母子三人，王实味已经有了女婿，有了儿媳，还有孙子和外孙”了。
故人有后，这，照我们中国人传统的感情来说，当然是一大安慰。但是无论对王实味的亲人，或者对像我这样的老朋友，或者对中国的民主化与法制化，或者对中共的自我批判与自我改正来说，意义无限重要的，却是要堂堂正正、明明白白地把那顶妄加在王实味头上的诬陷罪名拿掉，要给王实味彻底平反。
为了这个目的，三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谈王实味与“王实味问题”》（见1985年5月号香港《九十年代》月刊）。那时我想以我这个老托派身份，列举一些事实，证明王实味过去虽然与托派分子有过朋友关系，虽然同情过托派的以及托洛茨基的某些主张，而且还替托派翻译过一些文章，却从来不曾参加托派组织。在那篇文章里，我还郑重指出：后来王实味之前往延安，完全出于他本人的决定，和他任何一个托派朋友无关，并且，从此之后，他便断绝了与过去托派朋友的关系。
我原本希望，这样的证言，已足够使重新审定他一案的人拿来当作证据，去最后并正式平反王实味了。
可是事隔三年，王实味的平反都仍渺无消息。戴女士这次的文章搜集与罗列了大量事实和证据，敍述了王实味一案的详细经过，我想，总该引起中共现当局的注意了吧。为了做到“有寃必伸”，“有错必改”的言行一致，我希望他们终于能完全为王实味翻案，正式宣布他是蒙寃屈死，正式恢复他作为一个共产主义革命者的荣誉，并且，对于受害人的遗属，应作出应有的赔偿。
不过，这还不够。正如戴女士的文章所说：“历史在前进。” “将‘托派分子’作为王实味的罪名，也应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吧。”换句话说，托派这顶帽子，已根本不能用来入人以罪了。
戴晴女士在这里举出了郑超麟的例子。她说:
戴晴女士的话说得很婉转，但是说得很好。在有关中国托派与王实味这个问题上，我仿佛还是第一次见到中国历史家与政论家们发表这样的独到见解 。
其实，王实味问题绝对不该停留在他曾否参加托派组织这一点上。人们（包括处理或审查王实味一案的中共干部在内）现在必须无限地放大眼光，必须从史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大斗争来看这个问题。必须彻底研究从来史大林与史大林派强加在托洛茨基与托派头上的各种罪名是否成立。如果这样的观察与研究的结果证明前者有罪而后者无事，那末，作为成千上万的史大林罪恶路线受害人之一的王实味，也就自然而然地平反了。
历史确实是在前进的。它在史托问题上的进度，比戴女士所指出的情形又已大大不同。目前究竟已前进到什么地步呢 ?请看下面这段报导：
苏共党的紧急大会现已闭幕。大会没有对托洛茨基作出任何决定；但是一定要把史大林造成的所有寃案弄个水落石出的决心却是极为明显的。大会决定要为一切受史大林迫害致死的人建立一座纪念碑，这便反映出苏联大众必欲根绝史大林恐怖的决心。我相信，那个恢复历史真相的运动今后一定加速前进。迟些早些，我深信苏联人民一定会把过去半世纪来史大林堆在托洛茨基身上的全部污泥洗刷干净，恢复托洛茨基以及所有托派的应有名誉 。
中共的领袖们过去在政治上是受史大林与史大林主义影响的，但他们不曾参与史大林所实行的恐怖。史大林犯过的罪恶，他们无须分担责任。至于康生一伙从莫斯科直接输入的反托反陈（独秀）活动，虽然热闹过一个时期，却不曾造成太大灾害。王实味案可说是他们最“杰出的”表演了。（文革中的所有寃案，都不是或者极少是利用托派帽子的。）
中共的现领导人是戈巴卓夫以前的戈巴卓夫。他们是共党改革运动正负二面的先行者。对托派言，他们是早在1979年便已不声不响地事实上改变了态度——将所有拘禁了廿七年的尚存托派释放了，并加以生活安排。
然则，政治上完全平反托洛茨基与托派——即承认他们过去的主张与活动不是反革命，并恢复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中共领袖是否也能走在戈巴卓夫的前面呢? 希望他们能够做到；一切期待中国民主化与法制化的人们，必须努力使这样的情况早日到来。
到了那个时候，王实味这个人，不管他生前与托派有过怎样关系，也就不平反却自平反了。
《王实味与野百合花》读后感
（1988年7月）
〔原编者按〕本文原载香港《明报月刊》1988年9月号。
香港朋友寄给我《明报月刊》上戴晴女士的长文《王实味与野百合花》，读后颇多感触。它不但勾引起我对亡友的思念，它又让我联想到与此一悲剧有关的一些重大问题。不过我首先得感谢戴晴女士的，是她这篇文章让我知道了王实味夫人刘莹及其儿女们的遭遇。原来她们与我一向的最坏猜测相反——虽然受尽苦难，却还健在。而且，“她们现在已不止母子三人，王实味已经有了女婿，有了儿媳，还有孙子和外孙”了。
故人有后，这，照我们中国人传统的感情来说，当然是一大安慰。但是无论对王实味的亲人，或者对像我这样的老朋友，或者对中国的民主化与法制化，或者对中共的自我批判与自我改正来说，意义无限重要的，却是要堂堂正正、明明白白地把那顶妄加在王实味头上的诬陷罪名拿掉，要给王实味彻底平反。
为了这个目的，三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谈王实味与“王实味问题”》（见1985年5月号香港《九十年代》月刊）。那时我想以我这个老托派身份，列举一些事实，证明王实味过去虽然与托派分子有过朋友关系，虽然同情过托派的以及托洛茨基的某些主张，而且还替托派翻译过一些文章，却从来不曾参加托派组织。在那篇文章里，我还郑重指出：后来王实味之前往延安，完全出于他本人的决定，和他任何一个托派朋友无关，并且，从此之后，他便断绝了与过去托派朋友的关系。
我原本希望，这样的证言，已足够使重新审定他一案的人拿来当作证据，去最后并正式平反王实味了。
可是事隔三年，王实味的平反都仍渺无消息。戴女士这次的文章搜集与罗列了大量事实和证据，敍述了王实味一案的详细经过，我想，总该引起中共现当局的注意了吧。为了做到“有寃必伸”，“有错必改”的言行一致，我希望他们终于能完全为王实味翻案，正式宣布他是蒙寃屈死，正式恢复他作为一个共产主义革命者的荣誉，并且，对于受害人的遗属，应作出应有的赔偿。
不过，这还不够。正如戴女士的文章所说：“历史在前进。” “将‘托派分子’作为王实味的罪名，也应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吧。”换句话说，托派这顶帽子，已根本不能用来入人以罪了。
戴晴女士在这里举出了郑超麟的例子。她说:
中国共产党的”左派反对派”——托派组织全部成员自1952 年一揽子捕尽之后，又于1979年全部释放（倘使还活着）。当时的领袖如郑超麟先生，如今已作了上海市政协委员，并且不断有著作问世。更值得一提的是，这释放与人事安排都是在他郑重声明不改变自己的观点与行为准则的情况下作出的。
既然真正的托派都已经释放，既然声明不愿放弃自己主张的托派领袖都同样释放，而且还给安排了工作，那末，仅仅沾着点托派边儿的王实味，自然不该再为此罪名而继续蒙寃了。戴晴女士的话说得很婉转，但是说得很好。在有关中国托派与王实味这个问题上，我仿佛还是第一次见到中国历史家与政论家们发表这样的独到见解 。
其实，王实味问题绝对不该停留在他曾否参加托派组织这一点上。人们（包括处理或审查王实味一案的中共干部在内）现在必须无限地放大眼光，必须从史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大斗争来看这个问题。必须彻底研究从来史大林与史大林派强加在托洛茨基与托派头上的各种罪名是否成立。如果这样的观察与研究的结果证明前者有罪而后者无事，那末，作为成千上万的史大林罪恶路线受害人之一的王实味，也就自然而然地平反了。
历史确实是在前进的。它在史托问题上的进度，比戴女士所指出的情形又已大大不同。目前究竟已前进到什么地步呢 ?请看下面这段报导：
前来（莫斯科）参加下月召开的联共党的非常大会的一位代表，那位激烈反对史大林主义的历史家，尤里• 阿法那西耶夫博士，昨天公开号召为托洛茨基恢复名誉，并出版他的著作。这样的号召，在苏联还是第一次。
他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绝不能将平反与司法覆查的过程停止在任何一个阶段上，也不能把任何人排除在外。我们必须站在法律公道的立场上，把所有受压迫和诬揑的人统统加以平反。在这一点上，托洛茨基与其他所有受史大林迫害的人应受到同样待遇。
托洛茨基在政治上的平反问题，我想，将是这一方面的一项突破。 不过要做到这一点，还有赖于当前改革运动在历史科学方面的深入，也将视乎目前正在我们中进行的内部政治斗争。
自从本年初布哈林得到平反 ，最近加明尼夫与季诺维也夫也得到平反，1917 年革命的诸著名人物中，只有托洛茨基迄今仍被定为罪人，仍被称作苏维埃人民的敌人。所以阿法那西耶夫博士说:
我们应该在最近将来见到这样的情形：这几位的著作会和其他现代史料一起放在书店与图书馆里，让一切想读的人都可以读到。
阿法那西耶夫博士原本不曾被选为这次非常大会的代表，只是由戈巴卓夫授权，由党的上级出来干涉，才被莫斯科的市党部在最后一次会议上选作代表。
阿法那西耶夫博士现任国家档案人才学院院长（笔者按：据另一些报导，他是国家档案局局长，不知哪一名称较为正确，待查）。在过去十八个月中，这个学院成了研究史大林恐怖的一个中心。他是改革运动的最著名、最敢言与最激烈的一位拥护者。
（1988年6月18日英国《卫报》驻英斯科记者Martin Walker 的通讯。）
这虽是一则短短消息，却让我们见到了不但“历史在前进”，而且“真理也在前进”。他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绝不能将平反与司法覆查的过程停止在任何一个阶段上，也不能把任何人排除在外。我们必须站在法律公道的立场上，把所有受压迫和诬揑的人统统加以平反。在这一点上，托洛茨基与其他所有受史大林迫害的人应受到同样待遇。
托洛茨基在政治上的平反问题，我想，将是这一方面的一项突破。 不过要做到这一点，还有赖于当前改革运动在历史科学方面的深入，也将视乎目前正在我们中进行的内部政治斗争。
自从本年初布哈林得到平反 ，最近加明尼夫与季诺维也夫也得到平反，1917 年革命的诸著名人物中，只有托洛茨基迄今仍被定为罪人，仍被称作苏维埃人民的敌人。所以阿法那西耶夫博士说:
我相信托洛茨基的著作，和史大林与赫鲁晓夫的著作一样，应该出版，应该让所有的人，不论是教员、学生或一般公民，都可以读到。
现在那些教授们与教员们企图批评托洛茨基，但他们从来不曾读过托洛茨基著作的一个字——这情形是很奇怪的。他们之批评布哈林、加明尼夫与季诺维也夫，情形也是如此奇怪。我们应该在最近将来见到这样的情形：这几位的著作会和其他现代史料一起放在书店与图书馆里，让一切想读的人都可以读到。
阿法那西耶夫博士原本不曾被选为这次非常大会的代表，只是由戈巴卓夫授权，由党的上级出来干涉，才被莫斯科的市党部在最后一次会议上选作代表。
阿法那西耶夫博士现任国家档案人才学院院长（笔者按：据另一些报导，他是国家档案局局长，不知哪一名称较为正确，待查）。在过去十八个月中，这个学院成了研究史大林恐怖的一个中心。他是改革运动的最著名、最敢言与最激烈的一位拥护者。
（1988年6月18日英国《卫报》驻英斯科记者Martin Walker 的通讯。）
苏共党的紧急大会现已闭幕。大会没有对托洛茨基作出任何决定；但是一定要把史大林造成的所有寃案弄个水落石出的决心却是极为明显的。大会决定要为一切受史大林迫害致死的人建立一座纪念碑，这便反映出苏联大众必欲根绝史大林恐怖的决心。我相信，那个恢复历史真相的运动今后一定加速前进。迟些早些，我深信苏联人民一定会把过去半世纪来史大林堆在托洛茨基身上的全部污泥洗刷干净，恢复托洛茨基以及所有托派的应有名誉 。
中共的领袖们过去在政治上是受史大林与史大林主义影响的，但他们不曾参与史大林所实行的恐怖。史大林犯过的罪恶，他们无须分担责任。至于康生一伙从莫斯科直接输入的反托反陈（独秀）活动，虽然热闹过一个时期，却不曾造成太大灾害。王实味案可说是他们最“杰出的”表演了。（文革中的所有寃案，都不是或者极少是利用托派帽子的。）
中共的现领导人是戈巴卓夫以前的戈巴卓夫。他们是共党改革运动正负二面的先行者。对托派言，他们是早在1979年便已不声不响地事实上改变了态度——将所有拘禁了廿七年的尚存托派释放了，并加以生活安排。
然则，政治上完全平反托洛茨基与托派——即承认他们过去的主张与活动不是反革命，并恢复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中共领袖是否也能走在戈巴卓夫的前面呢? 希望他们能够做到；一切期待中国民主化与法制化的人们，必须努力使这样的情况早日到来。
到了那个时候，王实味这个人，不管他生前与托派有过怎样关系，也就不平反却自平反了。
7月14日写于英国
感谢 侯乌瞳 翻译、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