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尔：欧洲货币大混乱（一九九三年八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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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货币大混乱

曼德尔

（一九九三年八月十八日）

　　8月2日，欧洲联盟暂时停止了它的货币制度。这个制度本来是推进政治和货币统一的主要机制。
　　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统一欧洲的方案，已被冻结在简单的自由贸易区和真正的联邦制国家之间。单一法和马斯特里希特条约（以下简称马约）成为以创立一个共同货币来打开这个局面的尝试。创立一种政治和军事的权力中心则被推迟到将来。
　　有人问，这个做法是否从开始就缺乏现实性。共同货币是以共同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为先决条件的。而这本身不是要以共同经济政策（亦即是共同的联邦权力中心）为先决条件吗？
　　欧洲货币制度和马约在经济和社会的现实岩岸边搁浅了。这就是7月货币风暴及其余波的意义。
　　这个现实具有以下的特点：
　　●　流动资本和货币的数量，与欧洲各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金之间，存在着异常的不平衡。光是在外汇市场上，交易额就等于一年的世界贸易额。外汇市场每日的交易额高达9千亿美元，高于7个主要工业国及几个欧共体会员国的外汇储备金总和的三倍。
　　当投机者抛售某国的货币，使其汇率下跌时，该国中央银行只能以外汇储备金来买入它，以保卫本国的货币。法国中央银行就因为企图保卫法郎而在几天内耗去90%的储备金，德国中央银行则向法国借支了同样数额的马克，以补充它的储备金。但是，却没有用。
　　●　没有一个政治权力机构（即使是最暴虐的）能够迫使商品或者巨富的拥有人在销售他们私有的财产时，接受玩具钞票。失去价值的货币被抛售（或者稍为有限制的波动），结果就会贬值。这就是投机的客观原因，因为欧洲的所有货币都是不同程度的玩具钞票。通货膨胀虽然有所降低，但并未被克服。在欧洲共同体中，通胀率大约是在4%至5%之间，而且正在上升。这就导致每7年产生50%的积累损失。
　　这就是资本家为甚么倾向于寻求“避难价值”，例如不动产、股票、黄金、其他贵重金属。债券一定要提供防备贬值的保障（那就是，提供高于“正常”的利率）。这就是为甚么，在货币形式的资本的供应是如此丰富的情况下，利率还是这么高。《经济学人》周刊报导，（减去通胀率后的）真实利率，在德国是2.6%，荷兰4.5%，比利时5.5%，西班牙6.7%，法国是7.1%，丹麦11.8%——比历史的平均数高了很多。[1]而实际上，这些数字还是低于它们所应该有的水平。
　　●　经济萧条已经延续20多年了。正常的“商业循环”已在这个架构中运行。在目前，所有欧洲国家都在衰退中。马约的先决条件是：不同会员国家的经济和财政情况逐渐和谐化。欧洲货币制度，则是以把不同国家的部分的外汇储备金（在首要地对德国不利的条件下）积集一起，作为先决条件。当年头好的时候，这些痛苦的牺牲，不管怎样，是可容忍的，大家都希望最后总会得利。但是，当年头不好的时候，“自私至上”而且“人人为己”成为主要思想；一部分人的获利几乎一定是另一部分人的损失——因此就很难使马约的规则被大家接受。
　　与表面现象完全相反，使欧洲货币制度贬值的，是德国经济的弱化，并不是它的“强大”，或者德国银行家的自大。德国的输出，在最近6个月中，下降了10%。工业生产也在最近一年中，下降了6%。
　　人们可以说，德国中央银行保卫德国马克，也许正在减弱德国的输出，但是，由于它因德国的匆忙的资本主义统一，积累了巨大的公债，所以它正面对着非常困难的选择。任何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都会加剧通货膨胀，而任何保卫马克的政策就会加深经济衰退。
　　以降低利率来复苏经济这个没有结果的尝试，引起了一连串的货币贬值的：首先是英镑，然后是意大利里拉、西班牙比塞塔、瑞典克郎，最后则是法国法郎。
　　●　其他欧共体会员国也陷入同样的困境。这个困境被比德国更坏的经济弱点所加深。因此，德国因马约的衰弱而呈现的弱化程度，却没有它的伙伴——竞争者那么厉害。不过，无论如何，它是弱化了。其他欧洲国家的财政不稳定有任何加剧，经济衰退有任何加深，都对德国经济发生负面影响。
　　这就解释了人们要急于在中期内，从这个残骸上救出一些东西来——建立一些比马约的范围更小、但是指向同一方向的东西。
　　●　这是不是两种速度的欧洲？就目前而论，它似乎更像三种速度的欧洲：德国马克区，中间区（法国、英国、意大利）和一个较弱货币区。如果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也许是丹麦把它们自己融合于德国马克区，这并不是由于它们要屈服于“德国命令”，而是因为这样做符合它们各自的资产阶级利益。人们只要看看，它们有多大部分输出到那个国家，以及这些输出占总产量的多少，就会了解。
　　但是，对这些国家（而且无疑地对正在敲欧共体大门的奥地利）的资产阶级而言，举足轻重的不但是与德国得到优待的关系。整个欧共体的巩固，也是一个使它们的经济生或死的问题。它们对德国贸易区以外的欧共体会员国的输出，几乎与对它们内部的输出，有同样的意义。
　　这些国家的政府要向德国施加巨大压力，要它与它们，尤其是法国和英国取得某种和解。挽救欧共体，是它们的目标。比利时，由于正在接管欧共体部长会议主席的职位，将要大力地负起这个任务。比利时总理德阿昂在向比利时新闻界的讲话中，就让大家体会到将来的发展是怎样的。[2]
　　●　对这种安排的希望，也符合于在政治上宁愿避免德国在各方面占有支配地位。德国在各方面的支配地位，是来自它的巨大经济实力。在欧洲资产阶级的眼中，直至现在，领导欧共体的法——德领导，是更可取的。法国军事力量（以及在较小程度上英国的军事力量）抵消了德国军事霸权的可能性。
　　●　虽然欧共体的机器也许有坏，但并不是无法修理。它的成功要看各种利益——首先是欧洲跨国公司的利益，因为它们是非常强大，不容易抛弃的。要了解这一点，人们只要注意，在1990年，欧共体内部的贸易占欧共体各国的总贸易的60%，而在1980，只占49%。
　　但是这些“亲欧洲的”力量，并不是欧共体会员国中的唯一力量。它们有主要是朝向国内市场的垄断企业。它们有非欧洲的跨国公司。它们有受到新安排威胁的中、小型公司。它们有直到今天尚受“保护”的公用及半公用事业。在资产阶级之中，也有政治力量知道，欧洲机构在群众眼中缺乏合法性。
　　这些机构不是处理政治危机和经济爆炸的合适工具。由于欧洲委员会在许多例子中所显示的技术官僚的自大和缺乏政治敏感，使合法性更加缺乏。正如马约的争论明白地显示的，委员会没有能力“销售”它的货色。
　　但是，这只是这个问题的一个不太重要的因素。主要问题还是，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缺乏任何种类的欧洲意识。他们根本没有觉得他们属于诞生中的欧洲“国家”。虽然他们比1948年前较少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虽然旅行和选择同伴而注意到边界和种族根源，已经引导青年人朝向这个方向，现在尚未有新的国际特性来代替以前的、衰落中的民族特性。这就是为甚么，在不短不长的时期中，仍然可能后退到民族主义。而新的特性只会逐渐地从新的需要、经验和超越边界的共同斗争中形成。
　　除非“欧洲大厦”替整个欧共体在所有这五、六十个不同力量之间扮演仲裁人（换句话说，机构化的讨价还价和敲诈），它就不能进展。结果，事情只会慢慢进展，而且会有许多后退。
　　●　还有其他基本的现实。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统一欧洲的问题，是特殊的全球性的内容一部分。首先是美国、欧洲和日本之间的三角贸易战，在这个三角贸易战中，没有一方强大到足以叫对方听它的话。这明显地是美国生产量与它的主要竞争者的生产量的比数有了惊人下降的结果。（见表一）

　　源自欧洲的跨国公司及欧洲的其他经济政治力量认为，巩固欧共体是保卫它们的利益、对抗美国和日本竞争的最佳途径。虽然华盛顿和东京善于保护波音、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和埃克森石油公司的利益，巴黎、罗马、海牙、马德里和布鲁塞尔却还没有充分力量来保护快意——雪特汽车公司、罗恩——波伦公司、飞利浦公司或者索尔维公司的利益。
　　●　不管所有支持货币稳定的说教，利用事实上的货币贬值作为贸易战武器的那种诱惑是实际存在的。美国和日本的资本家都非常高兴见到欧共体因欧洲货币制度的瓦解而变弱。
　　但是，因此而来的美元与日元的增值，也许会打击日本和美国的输出。在6月，美国贸易平衡的赤字是五年来最大的。欧洲经济衰退的加深，以及第三世界人民渐增的苦难，总是引起类似的结果。蓄意损害他人的享受将会是短暂的。
　　●　80年代汇率的相对稳定，是建基于80-81年经济衰退之后的长经济复苏期。这个复苏则是建基于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投机上，但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终于拆散了——大家大概不会忘记1987年10月的股票市场的狂跌！（见表二）

　　因此，流动的货币资本渐增地溢流到外汇市场。7月31日的货币政策当然会增加投机者的风险——这是一连串货币贬值所产生的结果。因此货币资本又流回股票市场：纽约、伦敦和法兰克福的股票市场的股价比1987年的高峰还要高。
　　这些数字没有把通货膨胀计算在内。如果要看股票价值的真正增加，这些数字必须减低35%至50%。可是，由于这个增加与生产量的增加不成比例，新的1987年10月随时都会发生。
　　●　法国总统米特兰和总理巴拉迪尔，在指责“德国人”应对法郎受攻击负责以后，现正在指责国际投机家密谋反对法国。他们这种做法，就像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或者伊斯兰教什叶派首领霍梅尼之谴责魔鬼或者大撒旦一样。这些年头，诚实地承认，投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机制，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价值”的一部分，可不是时髦的。但是，事实比神话更倔强。
　　那末，除了像乔治•索洛斯那样的，其事迹曾被报章所渲染的人物以外，到底谁是这些出名的投机家？[3]找出这些投机家的国籍，将会是十分大的成就——因为，甚至那些在纽约和东京的市场上活动的人，一部分会是欧洲的人，而且时常会是法国人。
　　当问题成为以很少风险就迅速赚大钱的时候，爱国主义和其他崇高的情操就起不了作用。但是，在目前的次序中，检查移民工人的国籍要比检查输出资本的人的国籍容易得多！难道询问“在投机法郎的人中有多少人是法国人”，真的是叛逆的行为吗？
　　让我们再加一些生动有趣的详情：《星期日时报》的华盛顿记者报导，联邦储备局（即美国中央银行）局长经常以低于市价的利率借钱给私人银行。这个利率要比这些私人银行从购买几乎无风险的州公债中所得到的利率低3.5%至4%。[4]
　　在这种情况中，你不需要是天才，也能发财。美国银行的利润已经惊人地上升，而且，他们利用这些利润在外汇市场上进行投机，他们寻求额外利润的胃口是贪得无厌的。这些并不是小的利润，而我们的不十分英明的朋友总是在寻找新的冒险。
　　●　我们决不会哀悼马约的死亡。单一法是不民主的、使社会退步的。它的目的是攻击民主自由，增加对最弱层分的压迫，加深对“双重社会”的攻击，以至造成种族主义，新法西斯主义的上升，以及对第三世界人民的侵略。
　　虽然我们不为马约而悲哀，我们对接着而来的事情并不感到兴奋。马约并不是在群众斗争的重量下破碎，而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各内在矛盾的集体重量下破碎的。主动权比过去更加留在资产阶级的手中。工人阶级比过去更容易受到严重打击。
　　对于工人阶级，经济和社会情况是以失业占首要地位。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失业者的总人数（以及失业率）已经比30年代为高。失业和恐惧失业支配了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思想，且成为工人群众思想形式。
　　在这种气候下，德国总理柯尔毫不犹豫地宣讲延长工作周的必要。他假装忽视这个事实：虽然个别公司必定要负担它们员工的费用，这些员工也构成大部分公司商品的主要购买力，它们必须销售愈来愈多的货品和服务。不实现这个剩余价值，资本积累就无法复苏——机器人决不会购买现成货。
　　国际投资专家们（其中有一位印度——苏伊士银行的代表），以一种超越纯粹犬儒主义的、野蛮的坦白，宣布说，马约失败以后，德国所需要的，是大量削减社会费用。[5]
　　柯尔总理正在服从命令。8月11日，他宣布了45年来第一次削减社会费用，包括失业保险。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政府也跟着这样做。在葡萄牙，甚至在谈论重建14岁儿童的工作权利。只有德国的《时代周刊》惊呼，质问在这些情况下西方的稳定会变成怎样。
　　●　面对着资本主义这个攻势，工人运动必须解除它在失业问题上内疚的荒诞说法。统计数字明显证明，造成失业，并不是“高薪资”。其实，薪资最高的国家和地区，往往有最低的失业率。[6]应该对失业负责任的，倒是那些对投资、对它的数量和方针有决定权的人。以合理化为目的的投资，不但不会创造工作，反而会减少工作。
　　但是工人运动首先必须排拒保卫“国家的竞争力”这个观念，因为工人在这个祭坛上被要求放弃他们自己的利益。这是劳动人民和被压迫者未参与便已失败了的游戏。
　　如果这个所谓国家必要措施被接受的话，那末，迁移生产中心这种威胁，就无法加以抗拒了。跨国公司总会找到一个薪资和社会费用都是最低的国家，因此就会强加一个无休止的、社会退步的螺旋形下降。
　　对马约及马约以后的协定作出民族主义的回应，就是自杀。最有效的回应，就是所有国家的劳动人民和被压迫者在行动上团结起来，反对与资产阶级采取阶级合作政策，不管它是民族的，欧洲的或国际的。
　　工会积极分子之间要有持久的联系。这个工作要从在同一跨国公司中工作的人们之间开始。我们的力量应该联合起来，争取在不减低薪资的前提下，减少每周的工作时数——这是对抗失业的最有效方法。
　　我们应该在整个欧洲工人运动的真正力量支持下，毫不犹豫地以特殊的、社会和民主的要求来面对欧洲的机构。但是，我们首先要通过鼓动和直接行动来反对失业，保卫移民，反对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而且要加强与第三世界人民的团结。
　　这些是不容易做到的任务，但却是停止后退和混乱的唯一途径。我们必须从争取局部胜利开始。只有实际上的成功，才能扭转目前的趋势。6月12日的欧洲左派的大会，争取欧洲的另一条劳动、团结、理性和热情的出路，就是这个方向的第一步。这样的其他步骤必须继续追循——而且它们一定会跟着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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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见93年7月31日（英国）《经济学人》。

[2] 见93年8月18日（比利时）《布鲁塞尔晚报》。

[3] 若知对这个人物的“成功”的有趣分析，见93年8月23日（美国）《商业周刊》。

[4] 见93年8月8日（英国）《星期日时报》。

[5] 见（欧洲出版的）93年8月14-15日《国际先锋论坛报》上的《德国福利费用大量削减》一文。

[6] 在7个最高工资水平的国家中，6个国家（瑞士、卢森堡、丹麦、荷兰、西德及（另一个国家）有相对地最低的失业率。

译自《国际观点》（International Viewpoint）248期93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