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同志们同行（阿兰达蒂·洛伊，2010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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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打印出的便条被装在一个密封的信函里，它被顺着我的门缝扔了进来。这封信中安排好了我与“印度最严重的国内威胁”会面，而他们的来信我已经等了好几个月了。
两天时间，任意四次机会，我可以到恰蒂斯加尔邦丹特瓦拉地区的丹提斯瓦里女神庙去会见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是为了应对糟糕的天气、袭击、封锁、堵车和单纯的坏运气。纸条上写到：“你需要带着相机和椰子，额头点上提卡[1]，接头人会拿着杯子，印地语的《瞭望》杂志和香蕉，接头暗号是：“Namashkar Gu-ruji。”Namashkar Gu-ruji，我在想，这个迎接我的人是不是觉得他自己会碰见一个男人，那样的话，我就应考虑是否需要给自己带上小胡子了。
描述丹特瓦拉的方式有许多，就像一个矛盾修辞法。丹特瓦拉是坐落于印度中部的一座边陲小镇，丹特瓦拉是战争的中心，丹特瓦拉是一个黑白颠倒无比荒诞的小镇。
在丹特瓦拉，警察身着便衣，反叛者却穿着制服；狱警身在监狱，囚犯却无法无天（两年前，三百名囚犯从旧镇监狱逃跑）；被强奸的妇女遭到警方的拘留，强奸犯却在闹市摇唇鼓舌。
穿过印德拉瓦提河，警察将被毛主义者控制的区域称为“巴基斯坦”。这里的村庄空无人烟，但丛林里却熙熙攘攘；本该在学校的孩子无人照看；在美丽的丛林村庄里，混凝土校舍要么被炸得七零八落，要么到处是警察。这场正在丛林中进行的残酷战争既令印度政府引以为豪又令其羞于启齿。
绿色狩猎行动[2]在被宣布的同时又被否认，印度的内政大臣P·齐丹巴兰，同时也是这场战争的首席执行官，宣称这次行动并不存在，只是媒体的编造。但无数被分配的资金，成千上万为此调动的军队又恰恰说明其中有鬼。战争尽管发生在印度中心的丛林中，但仍会给我们所有人带来严重的灾难。
如果幽灵是业已逝去的某人某物的游荡魂灵，那么穿过森林的新四车道高速公路可能就是幽灵的对立面。这大概就是一种前兆吧。
森林里的对手在各方面都是天差地别的，一方面是有着狂妄自大的新兴大国的资金，火力，媒体支持的准军事部队。
另一方面是得到了严密组织且斗志高昂的毛主义游击队，和受到他们支持的那些手持传统武器的当地居民。毛主义游击队有着非同寻常的武装割据历史，它们与准军事部队是老对手，他们在之前就有过多次交锋：五十年代在特伦甘纳邦；六十年代在西孟加拉邦、比哈尔邦和安得拉邦的斯里卡库兰县；七十年代又在安得拉邦和比哈尔邦；八十年代至今一直在马哈拉施特拉邦。他们对彼此的战法知之甚详，更仔细研究过对方的作战手册。毛主义者（或者他们的前身）尽管似乎每一次都被击败乃至被彻底地消灭，可每一次又能东山再起且以比以往更加严密的组织，更加坚定的决心，以及更具影响力的面貌出现。如今，起义再一次席卷了恰蒂斯加尔邦、恰尔肯德邦、奥里萨邦和西孟加拉邦的那富含矿藏的森林。那个既是上百万印度部落民的家园，也是商界梦寐以求的原料产地的地区。自由主义者很容易相信一场战争正发生在丛林里，这是印度政府与毛主义者之间展开的战争。而毛主义者则宣称选举是骗局，议会是猪圈，要推翻印度政府。让人忘记印度中部部落民的反抗比毛主义者要早好几个世纪是很容易的（这当然不言自明，没有部落民的反抗，毛主义者也没有存在的基础）。特霍人、奥朗人、科尔人、桑塔尔人、蒙达斯人和冈德人在之前都多次进行过对抗英国人、地主和放贷人的起义。起义被残酷镇压，成千上万的人被屠戮，但人民从未被征服。甚至，独立之后，在西孟加拉邦的纳萨尔巴里，部落民仍是第一次毛派起义的后盾（这就是纳萨尔派分子这个同等于毛派分子的词语的来源）。自从那时纳萨尔巴里政治就不可避免地与部落民起义交织在一起，这就是二者之间的关系。
这一源自之前起义的遗产创造的愤慨人民被印度政府故意孤立和边缘化。印度宪法，这一印度民主的根基于1950年被采用，对部落民来说却如同晴天霹雳，因为它批准了殖民政策并且通过了国家是部落领地的保管人的决议。短短一晚，部落民拥有的土地被变为非法占有，部落民的传统的森林生产权利被否认，他们全部的生活方式都定为犯罪。作为投票权的交换，宪法剥夺了他们生存和拥有尊严的权利。
最近，内政部长表示了他的“担忧”。他表示，他不希望部落民生活在落后的文化中。然而，作为一个代表主要的几个矿业公司利益的律师，似乎部落民的福祉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不那么重要。因此，探寻他焦虑的原因可能会是一个好办法，一个搞清为何印度政府会如此对待部落民的好办法。
过去的五年左右时间里，恰蒂斯加尔邦、恰尔肯德邦、奥里萨邦和西孟加拉邦的政府与一些大企业秘密签署了数百份总价值高达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备忘录，这些谅解备忘录都是与钢铁厂、钢铁加工厂、发电厂、铝精炼厂、水坝和矿厂签订的。为了使这些条约变成真正的财富，部落民必须离开他们的家园。于是，战争来临了。
当一个自称民主的国家发动了一场内战，会是什么情况呢？反对派是否仍有机会，或者说它是否该有机会呢？毛主义者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只是一群虚无主义者，一群把过时的意识形态强加给部落民，然后煽动部落民进行无望起义的虚无主义者吗？他们从过去的经验中学习到了什么？武装斗争本质上是不民主的吗？普通的部落民是夹在政府和毛主义者中间的所谓“三明治”吗？当毛主义者和部落民这两个概念被创造出来时是互相完全独立的吗？他们的利益一致吗？他们从彼此身上有何借鉴呢？他们是否对彼此有所改变呢？
在我离开的前一天，我的母亲打电话过来，在电话中，我感觉她十分疲惫。“我一直在想，”她凭借一种母亲式的奇特直觉说，“这个国家需要一场革命。”
一篇网络文章说，摩萨德正在用目标暗杀技术训练三十名高级警官，然后让他们刺杀毛主义领袖，以使毛主义组织陷入混乱。据媒体报道，有很多从以色列进口的装备将被或已被投入使用，其中包括：激光测距仪，热成像装备，以及深受美军欢迎的无人机。这些装备都是对付穷人的绝佳武器。
从赖布尔到丹特瓦拉，穿越“毛主义温床”大概需要十个小时的车程。“毛主义温床”并不是随意创造的称谓，温床是滋生疾病与害虫的，而疾病必须被治愈，害虫必须被消灭，毛主义必须被根除。通过这种春秋笔法，我们已经接受了这种种族灭绝的词汇。
为了保护高速公路，安全部队对一条狭窄林带的两侧进行了“安保”，进一步说，这就好像是英属印度时期的达达艺术展[3]。
在赖布尔的郊区，一个巨大的广告牌上写着的是吠檀多[4]（我们的那位内政部长曾经与之合作）癌症医院的广告。在开采铝土矿的奥里萨邦，吠檀多正在资助一所大学。矿业公司们就这样以一种渐进温和的方式，在我们的脑海中变成了新的形象——一个温和负责的巨人。这叫企业社会责任，它使矿业公司像传奇演员、前首席大臣或者南达默里·塔拉卡·拉马·拉奥，那个经常在同一部有关泰卢固神话的电影里既唱红脸又唱白脸的家伙。企业社会责任遮盖了支撑印度矿业部门的反常经济状况。比如最近洛卡尤塔报告组织对卡纳塔克邦的报告显示，私营企业每开采一吨铁矿石，政府就能得到27卢比的矿区土地使用费，而矿业公司能得到5000卢比。在铝土矿和铝矿部门，这个数字会更加令人瞠目结舌。这数十亿美元的公然抢劫，用于贿赂选举，贿赂政府，贿赂法官、电视媒体、非政府组织以及广告商是绰绰有余的。那么，那些比比皆是的吠檀多临时癌症医院到底是什么呢？
我不记得我看见过吠檀多集团的名字在恰蒂斯加尔邦政府签署的备忘录上，但我十分怀疑每个有癌症医院的地方都一定会有一座平顶的铝土矿山。
我们路过卡恩凯尔，它因丛林反恐作战学院而出名，它的创立者BK·庞瓦尔准将，肩负着将腐败、懒散的警察变为丛林突击队员（就像把稻草变成黄金）。“要用游击队打败游击队”，这是作战学院的座右铭，它被刻在了一块石头上。
学校教学员奔袭、爬行、登降直升机、骑马（出于某些原因）、生食以及丛林求生。准将以能训练流浪狗打击“恐怖分子”而自豪。每六周就有八百名警察从于作战训练学院毕业。全印度计划建立二十所类似的学校，警察力量正逐渐转变为一支正规部队（在克什米尔，情况正好相反，那里的军队正在变为一支臃肿的行政警察力量）。但无论如何，人民都是他们的敌人。
夜深了，杰格德尔布尔也进入了梦乡，但许多画着拉胡尔·甘地的广告牌仍在向着人们招手，邀请人们加入青年国大党。在最近的两个月里，拉胡尔·甘地去了巴斯塔尔两次，但却从未透露过有关战争的事宜。可能对于人民的王子而言，插手此事会十分难办，他的媒体经理们一定也决心对此只字不提。事实上，由立法会议员马亨德拉·卡尔玛发起的和平行动组织，也称“净化狩猎”，这个由政府资助的恐怖组织，这个曾犯下多起强奸、屠杀、毁烧村落以及将成千上位的人赶出家园的始作俑者，可并没有在关于拉胡尔·甘地的精心宣传中占有多少笔墨。女游击队员在后方看守着一年一度的地震节（Bhumkal）[5]大餐。我准时到达了丹提斯瓦里的神庙赴会。我带了相机和一个小椰子，在前额上点了一个粉末状的红色提卡。我那时候想，会不会有人正在看着我哈哈大笑。几分钟内，一个男青年靠近了我，他带着一顶帽子，背着双肩包，指甲上有红色的指甲油，没有印地语的《瞭望》杂志，也没有香蕉。“你是那个要跟我来的人么？”没有Namashkar Guruji，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湿漉漉的纸条，并把它交给了我，上面写着：“Outlook nahi mila.”（找不到《瞭望》杂志）“那香蕉呢？”“我吃了”他说，“饿了。”他可真是个安全威胁。
他的背包上写着查理·布朗——不是画了个史努比。他说他叫曼图。我很快了解到在我即将要去的丹达卡兰亚森林里，人们都有着多个姓名或身份。这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欣慰——暂时成为别人而不用受困于自己的身份，这将是多美好的一件事啊。
我们走到了距离神庙只有几步路的公交车站，那里已经人满为患了。有两个人骑着摩托车，电光火石之间，在沉默中只是一个确认彼此的眼神，一次重心的转移，随后是引擎的加速，我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我们穿过警司的房子，我之所以认识他是因为我上次拜访过那里。他是一个坦诚的人，他说：“坦白说，女士，这个问题我们的警察或者军队都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在于那些部落民不知道什么是欲望。除非他们变得贪图享乐，否则我们是没有希望的。我跟我的上司说过，撤走军队，给每个人家里装上一台电视，所有问题都会自动解决的。”
不到一会，我们就开出了镇子，而且没有人跟着。这条路很长，我估计起码要骑三个小时。行程在一个偏僻的地方突然中断了，空荡荡的道路两旁是森林。曼图和我下了车，摩托随后开走了。我拿上我的背包跟着这个小“内部安全威胁”进了森林。那是晴朗的一天，阳光从林间倾撒而下，森林的地表披上了金色的外衣。
过了一会儿，我们出现在了一条平坦宽阔的河流边上，河岸的沙土呈白色。很明显，这是季风造成的。河床几乎变成了一片沙地，只有在中央有一条小溪，河水仅仅有脚踝深，很容易就能蹚过去。穿过小溪就是“巴基斯坦”（毛主义者占领区），“女士，”那位坦率的警司说，“我们的孩子在外面开枪杀人。”在我们渡河时，我想起了这句话。我发现我和领路人正在警察的瞄准中——在他们视野中的小小人影儿，很容易瞄准。但是曼图似乎毫不担心，而我从他身上也找到了这种自信。
在河岸的另一边，禅杜正在等着我们，他穿着打着好立克（Horlicks）广告的淡绿色衬衫，那是一个稍微年长一点的“安全威胁”，大概二十岁。他对我露出了灿烂的微笑，并递给我了一辆自行车，一个装有开水的汽油桶，和许多袋葡萄糖饼干，这些是来自印共（毛）的礼物。我和小“安全威胁”喘了口气，再次启程。原来自行车只是一个障眼法，在我们真正的路线里完全用不上自行车。我们爬上陡峭的山丘，又顺着松动的岩架沿着岩石小径向下。当他骑不下去的时候，禅杜就把自行车举过头顶，举重若轻。我开始对他身上那股傻乎乎的农村男孩气质感到怀疑。我发现（虽然那是很久之后了）他几乎可以运用所有武器，“除了轻机枪（LMG）”他骄傲地告诉我。
三个裹着头巾，头上插着花，醉醺醺的帅气男性和我们一道走了半个小时，直到我们分开。日落时分，从他们的背包里传出了打鸣的声音。原来，他们在包里装了公鸡，本来是是要带到市场上去买的，可惜没有卖掉。
黑暗似乎并没有影响禅杜的视觉，但我必须用火炬了。林里的昆虫们开始鸣叫，鸣叫声很快汇聚成了交响乐，我们被这美妙的声音笼罩着。我想仰望星空，但并不敢，我必须紧盯着地面，一步一步地小心着走。
我听见了犬吠声，但我不知道它距我到底有多远。地形变得平坦了，我偷偷地看了天空一眼，这让我心醉神迷。我希望很快就能到。“快了。”禅杜说，结果过了一个多小时，我终于看见了一些大树的轮廓——我们到了。
村子的面积似乎十分广阔，每座房子之间间隔很远。我们进入的房子十分漂亮。那里生了一团火，更多的人坐在外面，在黑暗中，我数不清有多少人，只是刚刚能看见罢了。周围响起窸窸窣窣的低语。“红色敬礼，同志。”“敬礼。”我说。我实在太累了。女主人让我进屋并且给我做了用四季豆烹制的咖喱鸡和红米饭，美味极了。她的孩子在我身边睡着了，银制的脚镯在火苗的跳动中闪烁着点点银光。
晚饭过后，我拉开我的睡袋。有一个奇怪的声音传来。原来，有人把收音机放到了我的睡袋里，它正在播放BBC印地语台。英国圣公会已经从吠檀多集团的奈彦吉利山项目中撤资，理由是环境以及对东加里亚空达部落权利的侵犯。我能听到牛铃声，鼻息，脚步声和牛喘气的声音。岁月静好啊，我闭上眼睛沉沉地睡去。
五点钟，我们起床了。在几个小时后我们穿过了另一条河，徒步走过一些美丽的村子。每个村子都有一排罗望子树守望着村庄，一如高大、仁慈的神灵。多么美丽的巴斯塔（Bastar）罗望子树。到了十一点，太阳高悬，步行已经失去了乐趣，我在一个村庄里停下来吃饭。禅杜似乎认识房主人——一个美丽的小姑娘，她和禅杜打情骂俏。禅杜看上去有点害羞，也许是我在旁边的原因。午饭是生木瓜配木豆，红米饭以及红辣椒粉。我们要等到太阳不再那么毒辣的时候再出发。我们在凉亭里小憩了一会，这个地方有一种特别的美感，每一件景物都泾渭分明而又不可或缺，没有任何画蛇添足。一只黑母鸡在矮泥墙上踱步，竹方格稳定着茅草屋的椽子，并兼作储物架。这里有一把扫帚，两只鼓，一个芦苇编制的篮子，一把坏了伞，一堆被压平的空瓦楞纸箱。有个东西吸引了我的注意，我需要我的眼镜。我看见，箱子上面印着：标准功率90高能乳化炸药（2级）SD CAT ZZ。
我们在两点继续出发。在我们要去的村子里，我们会见到一个女同志，她知道下一个目的地在哪而禅杜不知道。这里也有信息经济，没有人无所不知。但当我们到达村落的时候，那个女同志并不在这，这里没有她的消息。我头一次看见禅杜脸上笼罩着阴霾，我心中也是阴云密布的，我不知道他们的交流系统是什么样的，万一出了什么差错呢。
我们停在一座废弃的教学楼外，在离村落的不远的地方。为什么这些政府的村庄学校就像一个个独立的堡垒呢？为什么每所学校都给窗户安上了铁栅栏，装上了滑动折叠钢门？为什么不是像普通的村落一样用泥和茅草搭房子呢？那是因为这些学校也用作兵营和仓库。“在阿布胡珈地区的村落里，”禅杜说，“像这样的学校”他在地上拿树枝画了一个建筑平面图。三个八角形彼此连接在一起，形成了蜂巢状。“所以他们可以向任何方向开火。”他画了一个箭头来解释他的话，就像板球比赛里击球手的得分分析图[6]。这些学校里都没有老师。他们都跑光了。你们把他们赶走了？不，我们只赶警察。那为什么教师会来到这里，来到丛林，他们明明坐在家里都能拿到工资。问得好。他告诉我这是一片革命新区，毛主义者最近刚刚进入这里。
大概二十个年轻人到了这里，有男有女。禅杜解释说这是村一级的民兵，是毛派武装的最基本单位。我之前从未见过这样的人，他们穿着莎丽服，裹着头巾，还有一些人穿着磨损的橄榄绿迷彩服。男生们带着珠宝，帽子，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把前装枪[7]，被称为巴马尔（bharmaar），还有些人拿着砍刀，斧头和弓箭。
一个男孩带了一门土制迫击炮，用三英尺长的镀锌管制成，里面被塞满了火药和弹片，随时可以开火。它的噪声巨大，并且是一次性的。但这仍能吓到警察，他们咯咯地笑着说。
战争似乎不是他们最关心的事情，也许这是他们所在的区域在“和平行动”民兵组织的基地以外。他们刚刚完成了一天工作：帮忙在一些村社周围修建栅栏，让山羊无法进入农田，们十分欢乐并且充满好奇心，女孩们都很自信并且同男生相处的十分融洽。我对这样的事情很敏感，而且印象深刻。禅杜说他们的工作是巡逻并且保护周围的四五个村庄，并且在农田里帮闲，清理水井或者修理房屋——简而言之，就是做任何需要的事情。
仍然没有找到那个女同志。现在应该做什么？答案是什么也不做，只有在等待之余帮忙做个刀工。
在晚餐之后，所有人都静悄悄地排起了队，显然，我们要行进了。我们带上了所有的东西，包括大米，蔬菜和锅碗瓢盆，离开了学校并且列队走进了森林，在一个半小时之内到达了一处林间空地，并准备在此地休整。这里鸦雀无声。几分钟内，所有人都铺好了他们蓝色塑料布，这东西无处不在（没有它就没有革命）禅杜和曼图共用一张，他们分出了一张给我并且为我找到了最好的位置，靠着一块最舒适的灰色岩石。禅杜说他已经发信息给那位女同志了，如果她收到了那她明天一早就会到这，如果她真的收到的话。
这是我睡过的最美的房间，宛如身处万千星辰化作的宫殿，周围是这些陌生却可爱的孩子，他们总是对新鲜事物报以强烈的好奇心。确切无疑，他们都是毛主义者，但他们都会死吗？等待他们的是丛林作战学校吗？还有还有武装直升机，热成像和激光测距仪吗？
为什么他们必须要死？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仅仅是为了把这一切都变成矿石？我仍然记得我当时访问奥里萨邦的基耶哈尔露天铁矿。那里也曾有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也曾有这样天真烂漫的孩子。而如今只留给大地的只有一道鲜红的裂痕，以及直灌口鼻的红色尘土。红色的水，红色的空气，红色的人，他们肺被灌满了红色尘土，连头发也被染成了红色。日日夜夜，卡车一辆接着一辆地隆隆驶过村庄，成千上万的卡车将矿石运往帕拉迪普港，从而达到中国。在那里，它会被变为汽车、烟雾和一夜之间突然出现的城市；变成让经济学家目瞪口呆的增长率；变成鼓动战争的武器。
除了一个半小时轮班一次的哨兵以外，所有人都入睡了。终于，我可以凝望星空了。我是在米那夏尔河的岸边长大的，过去我总是觉得在薄暮时分响起的蟋蟀声，是天上的星星迫不及待准备照耀大地的歌声。我惊讶于自己是多么热爱这里，在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另一个地方能让我留下来。我今晚应该是谁？星空下的喀穆赖杜·瑞海儿？也许那个女同志明天会来。他们下午早些时候到达了这里，我能从远处看见看见他们。他们中的十五个左右的人穿着橄榄绿的制服向我们跑来。即便距离很远，从他们奔跑的样子，我也能看出来他们是重要人物——人民解放游击军。热成像仪，激光瞄准步枪以及丛林作战学校都是为这些人准备的。他们携带着真正的利器，英萨斯步枪，SLR步枪，还有两个人拿着ak47。这个小队的领导是马德哈瓦同志，他来自安得拉邦的瓦朗加尔，九岁时就跟着印共了。他十分沮丧并且向我道歉，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说这其中出现了沟通失误，而这通常是不会发生的。我本该在第一天就到达主营地，有人在这场接力赛中把接力棒掉了，摩托车本来应该停另一个地方。“我们让你等了这么久，让你走了这么多，当听到你在这里的消息之后我们一路赶了过来。”我回答说没关系，我来的时候做好了去等，去走，去听的准备。他想让我们立刻离开，因为在营地里的人都在焦急地等待。
走到营地花了几个小时。当我们到达时天更黑了。这里有数层哨兵以及成同心圆状巡逻的巡逻兵。这里得有上百个同志排成两列。每个人都手持武器。他们笑着，开始唱歌：“Lal lal salaam, lal lal salaam, aane vaaley saathiyon ko lal lal salaam（向到来的同志致以红色敬礼）。”歌声悦耳动人，就好像这是一首歌唱河水潺潺或林树花开的歌曲。伴随着这首歌，同志们交相庆贺，相互握手，握拳示意。人们彼此祝贺，低声说着：“Lalslaam,mlalslaa mlalslaam…”
除了一大片铺在地上的蓝色塑料布外，在大概十五英尺的范围内没有任何“营地”的痕迹。我的房间有一个塑料布的屋顶，这是用来过夜的。可能是因为对我步行一天的奖励，也可能是因为即将到来的一切而对我的照顾，或者两者皆有。无论如何这是我在整个旅途中最后一次拥有屋顶。在晚饭时我遇到了纳尔默达同志（她是原住民妇女革命组织的负责人同时正在被通缉悬赏）、人民解放游击军的撒萝雅同志（她刚刚和SLR步枪一样高）、梅斯志（在冈德语里是黑姑娘的意思，同时她也在被悬赏）、萝比同志（技师）、拉朱同志（她是我刚刚穿越的那片分区的负责人）和维努同志【或者穆拉利、索努、苏希尔，想怎么叫都可以】，显然他是这些人中级别最高的，可能是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甚至是政治局的。他们没说，我也不去问。在我们之间有人说冈德语、亥比语、泰卢固语、旁遮普语和马拉雅拉姆语，只有梅斯会说英语（所以我们都用印地语交流。）梅斯是一位体型高大又十分安静的同志，她似乎不善言辞。但从她拥抱我时的反应能看出她酷爱读书，并且想在丛林里有书可读。当她愿意向我敞开满载悲伤的心房时，会向我诉说她的故事的。坏消息来了。送信的带着“饼干”来了。手写的字条被叠起来并钉成小方块，有整整一袋，像薯片一样，这是来自各处的消息。警察已经在翁戈纳尔村（Ongnaar village）杀害了五个人，四个是民兵一个是普通村民，他们是：山都·波泰（25），菲奥洛·瓦迪（22），坎德·波泰（22），拉莫利·瓦迪（20），达尔赛·科拉姆（22）。他们本可以住在昨晚的星空之下的。好消息来了，一支小型分遣队带着一个胖乎乎的男青年，他也穿着迷彩，但看上去是全新的。所有人都对他们表示了钦佩，并对这次合作表达了意见。那个男青年看上去既羞涩又开心，他是到森林里给同志们看病的医生，而距上一次医生拜访丹达卡兰亚森林已经过了很多年了。
收音机里播放着新闻，内容是内政大臣同受“极左势力影响”的邦首席部长的有关战争事宜的会谈，恰尔肯德邦和比哈尔邦的首席部长故作姿态没有出席。所有坐在收音机旁边的人都笑了。选举前后，他们说，在竞选的过程中以及可能在邦政府组建一两个月之后，主流的政治家都会说类似于：“纳萨尔派是我们的孩子。”这样的话。你可以用表定个时，看看他们什么时候会改变想法，露出獠牙。
我被托付给卡姆拉同志。我被告知不能在不通知她的情况下离开自己的床铺哪怕五英尺，因为每个人都会在黑暗中失去方向感，然后彻底迷路（我没有叫醒过她，因为我睡的很死）。第二天早上，卡姆拉给了我一个被剪掉一只角的塑料袋。它曾经用来装阿比斯黄金精制大豆油。现在它是我的方便袋。在通往革命的路上什么也不能浪费。
（即便现在我也总是想着卡姆拉同志，她17岁，腰上总是别着一把土制的手枪。还有男孩们，他们的笑容多么灿烂。但如果她被警察碰到，她就会被处决，他们可能会先强奸她，而不会询问任何问题，因为她是一个“内部安全威胁”）
吃过早饭后，我发现维努同志（穆拉利、索努、苏希尔）正等着我呢，他盘腿坐在蓝色塑料布上，看上去与一个瘦弱的乡村教师无异。我要去上历史课，或者更确切的说，是一次关于关于丹达卡兰亚森林过去三十年的历史课，这段历史一直持续至今日，并在今天的战争中达到高潮。当然，这只是党的一家之词，但是又有哪部历史不是这样的呢？无论如何，要对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进行质疑、讨论，而不是仅仅被谎言蒙蔽（这正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就要将它公之于众。
维努同志总是那样平静，令人安心，他的声音温柔，在今后的日子里它总是在我完全失去信心的情况下出现。这个早晨他几乎毫不停歇地讲了几个小时的话，他像一个小商店的经理，拿着一大把钥匙，能打开迷宫般的储物柜，那里装满了故事、歌声和独到的见解。
维努同志隶属从戈达瓦里河到安得拉邦的七支武装中的一支，并且他早在三十年前的1980年六月就进入了丹达卡兰亚森林（党内称为DK）。他是最早的四十九个人之一，他们是人民战争集团的成员，该组织是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分支，即最初的纳萨尔派。在康达帕利·西西拉马耶的领导下，人民战争集团在同年四月被宣布从印共（马列）脱离成为独立政党。他们决议要建立一支常备军，为此需要一个基地，丹达卡兰亚森林就将成为这样的基地。第一批小队被派遣至丹达卡兰亚森林，以勘察当地情况并开展建立游击区的活动。关于共产党是否应当建立常备军，以及“人民军队”的概念是否存在矛盾的争论由来已久。人民战争集团建立军队的决定来自于其在安得拉邦的经历，在那里，“耕者有其田”的运动同地主爆发了冲突，并引来了警方的镇压，这让他们发现没有一支听党指挥的、素质过硬的军队就无法抵抗这种镇压。
（到2004年，人民战争组织融合了其他印共（马列）的分支，包括：党统一和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其活动在比哈尔邦和贾坎德邦的大部分地区，最终成为了今日的印度共产党（毛主义））。
丹达卡兰亚森林，用英国白人的话说，就是所谓的冈瓦纳的一部分，意思是贡德人的土地。今天，这座森林位于中央邦、恰蒂斯加尔邦、奥里萨邦、安得拉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交界，将一个麻烦的民族分成不同的行政区是他们的老把戏，但是毛主义者和毛主义贡德人可不管这些。他们脑海里的地图和这个完全不一样，就好像森林中的其他生物一样，他们有着自己的道路。对于他们而言，有道路不意味着顺路前进，反而意味着要跳过他们，否则，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会被伏击。尽管贡德人（被分为科亚部落和多拉部落）是绝对多数，但也有一些其他部落的定居点。那些非部落民的社群、商人和定居者，住在森林的边缘地带，靠近道路和市场。
人民战争集团并非第一批进入丹达卡兰亚的思想传播者。1975年著名的甘地主义者老爹安特在瓦罗拉开设了他的布道场和麻风病院；同时，罗摩克里希纳传教团也已经开始在阿卜胡马德的偏远森林里开办乡村学校；在北巴斯塔尔，巴巴·比哈里·达斯发起了一场极端运动，要“把部落带回印度教的怀抱”，其中包括诋毁部落文化，诱导自我厌恶，并带来了印度教的丰厚大礼——种姓制度。第一批改变信仰的人是那些乡绅和大地主，比如马亨德拉·卡尔马，那个和平行动民兵组织的建立者，被授予了杜维杰（即出生了两次的人）的地位的人，也就是婆罗门（当然这件事情肯定是一个骗局，因为没有人能变成婆罗门，如果他们能，我们现在就会有一个全是婆罗门的国家了）。但即使是这种冒牌的印度教也足够满足他们了，就好像饼干、肥皂、火柴和油等在村集市上出售的所有的其他假货能满足村民一样。作为印度教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村子的名称也在土地记录中改变了，结果是大部分村子现在有两个名字，人和政府的名字也是一样。举个例子，英纳村（Innar village）被改为了钦纳里（Chinnari），选民名单上，部落民的名字被改成了印度名（马萨·卡尔玛变成了马亨德拉·卡尔玛）。而那些没有投入到印度教怀抱的人被称为“贱民”（意思是不可接触者），在这之后他们成为了毛主义者天然选民。
人民战争集团一开始在南巴斯塔尔和加德奇罗利地区活动。维努同志向我描述了他们刚到第一个月的一些细节：村民开始是如何不信任他们，不让他们进屋子，没有人给他们食物和水，警察传播谣言说他们是小偷，女性把他们的珠宝藏在木材炉的灰里，环境被搞得十分压抑。1980年十一月，在加德奇罗利，警察对着村民议会开火，并且消灭了一整只小队，这是丹达卡兰亚第一次发生枪杀。这一次巨大的挫折，同志们被迫淌过戈达瓦里河撤回阿迪拉巴德。
但在1981年，他们又回来了。他们开始组织起部落民，使得部落民们在天度烟叶[8]的交易中索取更高的价格（这些烟叶被用来制作卷烟）。那个时候，大概五十片一捆的烟叶商人只需付3派萨。将完全不熟悉这种政治的人组织起来，领导他们斗争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
最终，斗争成功了，价格翻了一倍，涨到了一捆6派萨。然而，对于党而言，他们真正成功的是向人们展示团结的价值和采取政治谈判的新方式。今天在多次的斗争和组织下，一捆天度烟叶的价格涨到了每捆1卢比（似乎以如此快的速度涨到这个价格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天度烟叶的交易额到达了数十万卢比）。每一个季度政府招标时都会允许承包商采集一定数量的天度烟叶，通常在1500到5000标准袋之间，这被称为玛纳克博拉斯（manak boras），每一单位的玛纳克博拉斯有1000捆烟叶。
（当然没有办法确保那些承包商不会拿走比他们应得的更多的烟叶）当天度烟叶进入市场的时候是以千克为单位交易的，但随后狡猾的计算和称量系统将捆转化为玛纳克博拉斯，再变成千克，整个过程是控制在承包商手里的，而这就留下了操作空间，并且是最糟糕的那种。在最保守的估计下，每袋天度烟叶能盈利大约1100卢比（这还是在付给甲方每袋120卢比的情况下）。即使按照这种标准计算，一个小承包商（能采1500袋的那种）也能在每季度获利160万卢比，至于那些大承包商（能采5000袋的那种）的盈利则达到了550万卢比。
如果以现实标准估计那会是这个数量的几倍。同时，“最严重的内部安全威胁”们直到下个季度才勉强站稳脚跟。
我们被一阵笑声打断。尼勒什，一位人民解放游击军的年轻同志一边拍打着自己，一边快步走向炊事区，当他靠近时我看见他正拿着一个大个的红蚁巢，蚂蚁爬在他身上到处都是，咬着他的胳膊和脖子。尼勒什仍然在笑着。“你吃过红蚁甜酸酱么？”维努同志问我。我小的时候在喀拉拉邦（Kerala）就见过红蚁，我还被它们咬过，但是我从没有吃过（甜酸酱的味道居然还不错，味道很酸而且富含叶酸）。
尼勒什来自比贾布尔，那是和平行动的中心地带。尼勒什的弟弟加入了和平行动组织，参与了烧杀劫掠的活动，并成为了特种警察（SPO）。他和他的母亲住在巴萨古达的营地里，他的父亲拒绝同行并且留在了村庄里。事实上，这家人已经老死不相往来了。
后来，当我有机会和他聊天的时候，我问尼勒什，为什么他的弟弟要做那些事情。“他那时候非常年轻，”尼勒什说，“他有了一个放纵自己的机会，一个烧杀抢掠的机会。结果他疯狂了，做了很多罪大恶极的事。
现在他陷入了困境，他再也回不去村子里了，没有人会原谅他，他自己也知道。”
我们回到了历史课上。维努同志说，党的下一次斗争是对抗巴拉尔普尔的造纸厂。政府和塔帕尔财团签了45年的合同，以高额补贴开采15万竹子。（和铝土矿相比是九牛一毛，但也很高了）。每捆竹子会付给部落民10派萨，一捆竹子有20根（这和塔帕尔财团获得的利润是天壤之
别）。在长期的组织和斗争后，部落民和造纸厂进行了公开谈判，让每捆竹子的价格翻了两番，到了40派萨。对于部落民而言，这是巨大的成就。其他政党也做了承诺，但都没有兑现。这时候，人们开始接近人民战争集团并且询问能否加入。
但是烟叶、竹子和其他森林特产的政治活动都是季节性的。真正长期的问题，以及人民痛苦的真正来源，是森林部门这个最大的地主。每个早晨，部门官员，甚至是他们中最年轻的会如同梦魇一般出现在村庄里，阻止人们耕作他们的土地，捡拾柴火，采摘叶子，收获水果，和放牧，简单来说就是阻止他们活下去。他们把大象带到杂草丛生的土地上，当它们经过的时候会洒下阿拉伯胶树的种子以此损毁土壤。人们会被殴打，逮捕，羞辱，他们的庄稼会被破坏。当然，从森林部门的观点来看，这些都是参与到违宪活动中的非法分子，并且森林部门是唯一一个贯彻法治的部门（至于他们对女性的性剥削只是他们自认为在艰难境遇中的一点小福利而已）。
人民对于这场斗争的参与使得印共更有底气，他们决定共同与森林部门进行斗争，这鼓励了人们占领森林并在此耕作的行动。森林部门为了报复，烧毁了在森林地区建立起的新村庄。在1986年，政府宣布在比贾布尔建立一个国家公园，这意味着60个村庄将被驱逐，它们中超过一半已经迁出，当共产党进入的时候国家公园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开始，这让森林部门无法进入该区域。有几次，森林部门的官员被村民抓到，并被绑在树上殴打，这是对于几代以来剥削的宣泄性报复。最终，森林部门落荒而逃。在1986到2000年间，印共重新分配了三十万英亩的林地，维努同志说在丹达卡兰亚森林里再也没有无地的农民了。
对于今日的年轻一代而言，森林部门的记忆已经淡去，母亲讲故事讲给孩子，那是一个屈辱而饱受奴役到难以置信的过去。对于老一辈而言，从森林部门中解放意味着真正的自由。他们能触碰到它，品尝到它，甚至比印度独立的自由还要真实。他们开始团结在党的周围，并同党一起奋斗。
第七小队取得了很大进展。他们的影响现在遍布6万平方公里的森林中，成千上万的村庄里，和上百万的人民中间。
但是森林部门的离开只是警察来临的先兆，这引发了一轮流血事件——警察的伪装遭遇战和人民战争集团的伏击战。而伴随着土地再分配而来的是其他的责任：灌溉、农业生产和人口增长导致的滥砍滥伐的问题。为此党决定将群众工作和军事工作分离。
今天，丹达卡兰亚森林被一个精心设计的人民政府（ Jantana Sarkars）管理着。它的组织原则来自于中国革命和越南战争。每个委员是由几个村子共同选出的，他们的人数在500到5000之间。它有九个部门：农业部、工商部、经济部、司法部、防卫部、卫生部、公共关系部和文化教育部，当然丛林是这一切赖以实现的前提。一组人民政府的委员隶属于区域委员会，三个区域委员会组成了一个区，在丹达卡兰亚森林有10个这样的区。
“我们现在有森林保护部门了。”维努同志说，“你一定知道政府报告里说纳萨尔地区的森林数量增长了吧？”讽刺的是，维努同志说，首先从党反抗森林部门斗争中获益的是那些乡绅（Mukhiyas）——那群杜维杰。他们用他们的人力和资源，攫取了尽可能多的土地，并且进展十分顺利。后来，有人建议将党关注点放在他们的“内部矛盾”上，正如维努同志说的那样，当它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部落内部的公平、阶级和正义的问题上，大地主们感到大祸临头。随着党影响力的扩展，他们开始衰落，越来越多的人将问题诉诸党而非乡绅，旧的剥削模式开始受到挑战。在第一个雨天，人们传统上应当去耕作乡绅的土地而不是他们自己的，这种形式不复存在了，他们再也不用上交第一天从马府油树上收获的作物或者其他林业产品。显然，有些事非做不可了。
马亨德拉·卡尔马是当地最大的地主之一，而且，在那个时候是印度“共产党”的成员。在1990年他联合了一群乡绅和地主开始了一场名为“公众觉醒”的运动。他们“唤醒”“公众”的方式就是组织一支狩猎队，搜林，杀人，烧屋和强奸。那时的中央邦政府（恰蒂斯加尔邦尚未被建立）给警察提供了援助。在马哈拉施特拉邦，也是类似的情况，所谓的“民主阵线”开始了它的暴行。人民战争以其真正的方式回应了暴行，他们处决了几个最臭名昭著的地主，在几个月后，一月觉醒计划——也就是白色恐怖（维努同志这样称呼它）消失了。1998年，已经加入国大党的马亨德拉·卡尔玛试图复兴“公众觉醒”运动，但这一次它失败得甚至比上一次还快。
然而随后，在2005年的夏天，他撞上了好运。四月，恰蒂斯加尔邦的人民党政府签署了两份谅解备忘录，计划建立综合性钢铁工厂（协议条款保密）。一个是在贝拉迪拉与埃萨钢铁进行的7000亿卢比的合作，另一个则是在罗汉迪古答与塔塔钢铁进行的10000亿卢比的合作。同月，曼莫汉·辛格总理做了最著名的声明，表示毛主义者成为了印度最严重的内部威胁（在这个时间点上说这样的话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因为事实恰恰相反，因为议会政府刚刚击败，削弱了毛主义者。他们损失了1600名干部，并且陷入了完全的混乱中）。总理的声明使得矿业公司的股票有了保障，同时也给媒体一个信号——任何人都能对毛主义者下手。在2005年六月，马亨德拉·卡尔马在库特罗村召开了一个乡绅之间的秘密会议，并宣布“和平行动”（净化狩猎）展开。这个有趣的名字混合了部落的质朴和杜维杰/纳粹情绪。
不像一月觉醒计划，和平行动是一个地毯式扫荡工作，目的是把人们从村庄转移到路边的营地，在那里，他们会被监控和管制。在军事上，这叫做战略村（Strategic Hamleting）。它由哈罗德·布里格斯爵士将军于1950年提出，用于同马来亚共产党人的作战。布里格斯计划在印度军队中十分受欢迎，在那加兰邦、米佐拉姆邦和特伦甘纳邦都在采用。人民党恰蒂斯加尔邦政府的首席部长，拉曼·辛格宣布，对于他的政府来说，没有搬进营地的居民都将被认定为毛主义者。所以在巴斯塔尔，对于一个普通村民而言，仅仅是待在家中，过着普通的生活也等同于参与了危险的恐怖活动。
作为特殊的招待，有人递给我一杯红茶和一副耳机，并打开了MP3播放器，这段嘈杂的录音记录了D·S·曼哈尔先生（时任比贾布尔的警司）通过无线电通知他的下属关于国家和中央政府给予那些“觉醒”的村民们的奖励和鼓励措施。但是对于那些拒绝投降的村庄，他明确的指示应该将之烧毁，而想要报道纳萨尔派的记者应该被击毙（我很久之前在报纸上看到过这个，当事情败露，作为惩罚——谁也说不上来这是对谁的惩罚，警司的权力被移交给了国家人权委员会）。
和平行动组织焚烧的第一个村庄（在2005年6月18日）是阿姆贝
利。在2005年的六月到12月之间，该组织对着南丹特瓦拉的村庄一路烧杀淫掠。它们的行动核心是比贾布尔和拜拉姆加尔地区，靠近贝拉迪拉地区，那里就是埃萨钢铁提议建立新工厂的地方。无独有偶，这里恰好也是毛主义者的据点，革命人民委员会在这里做了许多工作，尤其是在建设灌溉设施上，革命人民委员会因此成为和平行动组织的重点目标，上百人被以最残忍的方式杀害。大约六万人迁入了营地，有些是自愿的，其他人则是出于恐惧。在这里面大概有3000人被任命为特种警察，每个月工资是1500卢比。
为了这点蝇头小利，像尼勒什弟弟这样的年轻人就把自己永远的关进了铁丝网的围栏里。尽管如此残忍，他们也可能成为这场残酷战争中最可悲的受害者，因为最高法院无法为他们的罪行提供豁免。
剩下的数十万人逃离了政府的监控。（但是这644个村庄的发展基金却没有，这些钱都去哪了？）他们中的许多人去了安得拉邦和奥里萨邦，他们通常在辣椒收获的季节里过去当合同工。但是还有上万人逃进了森林，无家可归，仅能在白天返回家园。
在和平行动的推动下，出现了一批警察局和营地，其目的是在毛主义者“缓慢再占领”的土地上建立地毯式安全，他们假设毛主义者不敢攻击如此大规模集中的安全部队。毛主义者意识到如果不打破这种地毯式安全，就等于放弃那些他们赢得了信任并与之生活，为之奋斗了二十五年的人民。为此，他们在安全网络的核心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击。
2006年1月26日，人民游击军进攻冈加拉乌尔的警察营地，并击毙七名警察；2006年7月17日，击溃埃拉博的和平行动组织营地，击毙20人，击伤150人（你可能读到过：“毛主义武装袭击了省政府为因恐惧纳萨尔派而逃离村庄的村民设立的救济营地”）；2006年12月13日，他们袭击巴萨古达的“救济”营地，并击毙3名特种检查和一名巡警。而在2007年3月15日，他们进行了最大胆的一次行动。
一百二十名解放游击军战士袭击了拉尼博帝女士修行所，它已经变成了营房，其中屯驻着80名恰蒂斯加尔邦警察和特种警察，但那些女性旅客仍然以人肉盾牌的身份住在里面。人民解放游击军首先进入旅馆的院子，封锁了女性居住的建筑，随后袭击了营房。55名警察和特种警察被击毙，没有女性受伤（丹特瓦拉的那位“公正”的警司曾给我看过他幻灯片里面的骇人照片，照片上是被烧焦且内脏被掏出的警察尸体以及被炸毁的校舍。这些恐怖的照片令人难以直视，而他看上去对我的反应十分满意）。
对拉尼博帝卡的袭击引起了国家内部的骚乱。人权组织谴责毛主义者不仅因为其使用暴力，更因为其反对教育和袭击学校，但在丹达卡兰亚森林，这场袭击成为了传说，无数的诗歌喜剧依此创作。
毛主义者的自卫反击卓有成效地打破了地毯式安全并给人民以喘息的空间。警察和和平行动组织的成员躲进了他们的营房里，仅仅在午夜才出来，通常以300到1000人一队在村里进行封锁和搜索的行动。渐渐地，除了特种警察和他们的家人，和平行动营地中的其他人都开始陆陆续续地返回他们的村庄。毛主义者也欢迎他们的回归，并宣布特种警察也可以选择回归，只要真诚并公开地忏悔他们的罪行。年轻人成群结队的涌入人民解放游击军（人民解放游击军在2000年12月才正式成立，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它的武装以十分缓慢的速度发展为分队，又发展为排，再由排发展为连，但是在和平行动对人民掠夺下，解放游击军迅速地扩大到成营的军事实力）。
和平行动不仅失败了，而且适得其反。
正如我们现在所知的，和平行动不仅仅是由不入流的小角色发动的地方性质行动，尽管他们在媒体宣传中弄虚作假，我们还是清楚，和平行动是一项恰蒂斯加尔邦政府和在中央掌权的国大党发起的一场联合行动，他们决不允许它失败，毕竟那些谅解备忘录仍然等待被执行，就像在婚恋市场上萎靡不堪的剩男剩女一样。政府面临着极大的压力，他们不得不制定新的计划。于是，绿色狩猎行动的计划被提出了。和平行动的特种警察现在变为科亚突击队，同时部署了部署了恰蒂斯加尔邦武装部队、中央后备警察部队、边境安全部队、印藏边境警察部队、中央工业安全部队、灰狗小队、蝎子小队、眼镜蛇小队。这项政策被亲切地称为“赢得了人心”的政策。
重要的战争通常发生在不太可能的地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在深山中击败了苏维埃共产主义，而在丹特瓦拉森林里，一场为了争夺印度灵魂的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人们总是在说，印度的民主危机不断加深，大公司、主要政党和安全机构之间如何勾结等待。但是如果你想看看这一切到底是怎样的，丹特瓦拉森林会是一个好去处。
一份关于国家土地关系和未完成的土地改革任务（第一卷）的报告草案中写道，塔塔钢铁和埃萨钢铁是和平行动的第一批资助者。由于是政府报告，当它在媒体上被报出的时候，引起了一阵骚乱（这一事实在最后的报告中被删除，我们不得而知这究竟是一个错误还是有人收到了“善意”的提醒）。
2009年10月12日，塔塔钢铁工厂的强制听证名义上是在当地人都可以前往的罗汉迪古答召开的，但实际上却是在几英里之外的，被大量安保力量封锁的杰格德尔布尔税区的一间小厅里进行。五十名被雇来的部落民由吉普车护送至地点。会议结束后，当地税务官庆祝“罗汉迪古答人民”合作愉快。当地报纸报道了这个谎言，即使他们清楚这一切（毕竟广告会因此滚滚而来）无视村民们的反对，该项目的征地工作已经开始。
毛主义者不是唯一一个想要推翻印度政府的势力，印度政府已经因印度教原教旨主义和经济集权主义改朝换代好几次了。
罗汉迪古答，距丹特瓦拉五个小时车程，这里在过去从未成为纳萨尔派的根据地，但现在它是了。我吃着蚂蚁甜酸酱，在这里工作的乔里同志坐在我旁边。她说在那些写着“纳萨尔来救救我们”的涂鸦出现在村舍墙上之后，她就转移到这里来工作。几个月之前，村务委员会的主席维姆·梅什拉姆在集市被击毙。“他是塔塔集团的人。”乔里说：“他那时强迫村民放弃自己的土地，接受与公司的交易，他被处理掉是一件好事。但我们也失去了一位同志，他们枪杀了他。你还想听更多么关于卓别里（chapoli）的故事吗？”她才二十岁。“我们不会让塔塔集团进入这里，人民不想要他们。”乔里不是解放游击军的战士，她是雀塔那文工团（the Chetna Natya Manch）的成员，该组织是毛主义的文化部门，她来自阿布胡伊马德，唱写俱佳（她和马德哈瓦同志结了婚，当马德哈瓦第一次带着文工团来演出的时候，她就因歌声与他坠入爱河）。
我觉得我应该说些什么，我并不认为暴力有任何用处，而轻率的处决则根本是草菅人命。但是我该让他们怎么办？去法院吗？新德里的简塔曼塔有静坐[9]，难道有用么？我是让他们集会抗议还是绝食抗议？这听起来太可笑了。新经济政策的倡导者们，那些总是在说没有选择的人，应该给出一个可替代的反抗方式。对于这群人，这片森林而言这就是个现实的问题。此时此刻，他们应该投票给哪个党派？他们应该接受这个国家里哪一个民主机构？拯救纳尔默达运动[10]爆发的那些年里，在反抗纳尔默达建立大坝的运动中，哪个机构他们没有寻求过帮助？
天色已暗，营地里有很多活动，但光线太暗我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几点灯光零星闪烁，辨不清是星光，是流萤，还是绰绰人影。曼图小同志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我了解到他是第一批共产主义青年流动学校的十名学生之一，他们正在接受听和写的教育，并接受共产主义基本原则的指导（“向青年人灌输思想！”我们的企业媒体大声疾呼，那些电视广告在孩子们甚至还未拥有思考能力之前就对他们洗脑，然而这却被视为理所当然）青年共产党员不能带枪或者穿制服，他们只能跟在解放游击军队员的后面，他们眼中星光熠熠，就像见到了摇滚明星的狂热粉丝。
曼图以温和的主人气场接待了我，他装满我的水壶说我该收拾东西了。哨声响起，蓝色的塑料布的帐篷在五分钟之内收好，又一声哨响，所有的100名同志已经排好了队，他们站成五行，拉朱同志是行动负责人。开始点名，我也站在队列里，当站在前面卡姆拉同志提醒我时，我也报出了自己的编号（我们数到20，然后从1重新开始，因为多数贡德人只能数到这么多，二十对他们来说已经够用了，也许对我们来说也够用）。禅杜现在身着迷彩，手持司登冲锋枪。拉朱同志低声用冈德语向队伍下了命令，我什么也听不懂，但我一直听到RV这个词，之后拉朱告诉我它是集结地的意思。“我们设定了集结地，以便在遇到火力袭击，不得不分散的时候知道到哪里重新集合。”他不知道这几句话在我心里引起了多大的恐慌，我不怕遇袭，我怕的是迷路，我是个大路痴，卧室和厕所之间我都能迷路，那在6万平方公里的森林里呢？无论如何我要抓紧拉朱同志。
在我们前进之前，维努同志找到我说：“那么，我向你告辞，同志。”我大吃一惊，他看上去像一只戴着羊毛帽，穿着皮制凉鞋的小蚊子，他身边围着他的警卫，三男三女，全副武装。“我们非常感谢你从这么远的地方赶来，同志。”他和我再次握了手，随后又握紧拳头，“红色敬礼，同志。”那个身负诸多秘密的人消失在了森林里，好像从未出现过一样，我有点失落。但我还有几个小时的录音要听。并且在之后的时间里，我还会遇到很多人，他们会在维努同志告诉我的故事骨架上增添生动的细节。我们开始向反方向移动。拉朱同志在一英里以外闻到了爱多些碘药水[11]的味道，他高兴地对我说：“我都感觉不到我的膝盖了，我得吃一把止痛药才能走路。”
拉朱同志说得了一口流利的印度语，还能一本正经的讲着最好笑的故事。他在赖布尔做了十八年的律师。他和他的妻子，马尔蒂都是党员，是城市工作网中的一部分。在2007年末一名工作网中的关键人物被捕，在严刑拷打之后成为了告密者，他被一辆封闭的警车载着，在赖布尔周围转悠，并被要求指出他之前的同事。
马尔蒂同志就是被指认出的一员，2008年1月22日她和其他几名同志被捕，他们的主要罪行是将载有和平行动暴行视频证据的光盘邮寄给几名国会议员。她的案子没有被移交法庭，因为警察知道他们的指控难以成功。但是新的恰蒂斯加尔邦特别治安法案允许警察在没有保释的情况下拘留她数年。“现在政府已经增派了几个营的恰蒂斯加尔邦警察来‘保护’那些可怜的国会议员，免受他们自己邮件的‘伤害’。”拉朱同志说。他一直没被抓住，他的两个上学的孩子单独待在家里，受到了警察的严格询问，最后他们不得不收拾东西搬到叔叔家去。
仅仅在几周之前，拉朱同志才第一次收到他们的消息。是什么给了他这种力量，是什么还能让他保持这种辛辣的幽默？除了他们过去所经历的，是什么让他们仍然在坚持？是对党的忠诚、希望，还有爱。我一次又一次地见证了它，以最刻骨铭心的方式。
解放游击军是毛主义武装力量中的脊梁。
我们现在成一列移动。我和一百名冷酷无情的暴力分子，嗜血的叛乱分子在一起。在离开之前我环视营地，除了火焰燃烧过后的灰尘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痕迹了，完全看不出有上百号人在这里扎营。我对这支军队的所作所为感到难以置信，就碳消费而言，他们比甘地主义者更甘地主义，他们碳足迹比任何鼓吹气候变化威胁的人都要少。就目前而言，哪怕是破坏的手段，也很有甘地主义的风格。比如，在一辆警车被焚毁之前，它的所有零部件都会被拆下来，它的方向盘被拉直，做成枪管，人造皮的内饰被剥下做成子弹袋，电池用作太阳能充电（来自最高指挥部的指示是被缴获的警车应该被埋起来而不是烧掉，以便将来能在需要时再次利用）。我是不是该写一出戏剧，叫《当甘地拿起枪》？或者《我会被绞死吗》？
我们行走在漆黑和死寂之中。我是唯一一个拿着手电筒的，我把它指向地面以便看清卡姆拉同志的光着的脚后跟，她穿着破旧的黑色女式凉鞋，我借此可以知道在何处落脚。她的负重是我的十倍。她背着一把步枪，头上有一个装满补给的大袋子，一口大锅和装满蔬菜的背包。她头上的袋子放的很稳，她不用怎么碰它就能在斜坡和光滑的石头路上爬下，她简直神了。结果我们走了很长一段路，我很感谢历史课，除了别原因的以外，它让我在一天的行军中可以得到一点修整。
在夜晚的森林中漫步是最惬意的事情。我每晚都这么做。
我们要去庆祝1910年邦卡尔（Bhumkal）起义（译者注：见之前地震节注）一百周年。在这场起义中，科亚人奋起反抗英国人。Bhumkal，意思是地震。拉朱同志说人们会花好几天一起走上街头庆祝。森林里一定有很多人在庆祝，所有的丹达卡兰亚森林分部都有庆祝活动。我们很荣幸，因为仪式的主持人凌（Leng）同志和我们走在一起，在冈德语里，Leng的意思是“声音”。
凌同志是安得拉邦的一个高个子中年男子，是咖德尔（Gadar）的同事，咖德尔是一位歌星、诗人，他在1972年创立了激进的文化组织“群众戏剧论坛”（Jan Natya Manch），传奇且受人爱戴。最终，“群众戏剧论坛”成为了人民战争集团的正式组成部分，在安得拉邦吸引了数万观众。
凌同志于1977年加入“群众戏剧论坛”，以自身的能力成为了一名受欢迎的歌手，他生活在安得拉邦，经历过最严重的镇压，几乎每天都有朋友死去的虚假“遭遇战”的屠杀时代：一天晚上，一位女警察局长化装成医生，把他带离医院，带到瓦兰加尔郊外的森林里去“遭遇意外”。但是，凌同志说，幸运的是，加德尔得到了这个消息，并对他发出了警报。1998年，人民战争集团决定在丹达卡兰亚森林成立一个文化组织，在那个时候，凌同志被派去领导“意识戏剧论坛”（ Chetana Natya Manch）。现在他来了，和我走在一起，穿着橄榄绿的衬衫，不知什么原因，他的紫色睡衣上面还有着粉红色的小兔子。“‘意识戏剧论坛’现在有10000名成员。”他告诉我，“我们有500首歌，印地语、冈德语、恰蒂斯加尔希语和哈尔比语。我们印了一本有140首歌的书。”
“每个人都会写歌。”我第一次和他说话时，他看起来很严肃，很专一。但是几天后，他仍然穿着睡衣坐在火炉旁，告诉我们一位非常成功的主流泰卢固语电影导演（他的一个朋友），总是在自己的电影中扮演纳萨尔派。“我问他，”凌同志用他那有吸引力的泰卢固口音的印地语说，“你为什么总是认为纳萨尔派这样？”——他巧妙地模仿了一个蹲着迈着大步的，被猎杀的人带着AK-47从森林里出来，这使我们大笑不已。
我并不确定我期待不期待地震节的庆祝活动，因为我恐怕会看到传统的部落舞蹈会被毛主义的宣传、鼓舞人心的演说和一个个目光呆滞、唯命是从的听众所僵化。我们很晚才到达会场，一个临时的纪念碑，用红布包裹的竹制脚手架建成，在顶部，毛主义党的锤子和镰刀的上方，是用银箔包裹的人民政府的弓、箭，恰当的层次体系。舞台很大，但也是临时的，在一个坚固的脚手架上，被一层厚厚的泥灰泥所覆盖。已经有小火堆分散在地上，人们陆续到达做他们的晚饭。他们只是黑暗中的轮廓，我们穿过这些（lalsalaam, lalsalaam, lalsalaam），继续走了大约15分钟，直到重新进入森林。
在新营地，我们又得进去，又一次点名，然后是关于岗哨位置和“发射弧”——决定谁将在警察袭击的情况下覆盖哪个区域的指示，再次确定集结地点。
一个事先就开始计划的宴会已经准备好了，卡姆拉给我带来了一种野生番石榴当做甜点，她在散步时摘了下来，为我保存了起来。
从拂晓时分开始，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一起庆祝这一天，兴奋的嗡嗡声越来越响亮。很久没见面的人又见面了，我们能听到测试麦克风的声音，旗帜、横幅、海报、彩旗正在升起，一张海报出现了，上面有我们到达时在翁戈纳尔村遇害的五个人的照片。
而我在和纳尔默达同志、梅斯同志和鲁皮（Rupi）同志一起喝茶。纳尔默达同志谈到她在加德奇罗利工作多年，后来成为了革命部落妇女组织的丹达卡兰亚森林领导人。鲁皮和梅斯是安得拉邦的城市活动家，她告诉我，妇女在党内的长期斗争，不仅是为了她们的权利，而且是为了让党看到男女平等是公正社会的一个梦想核心。我们谈论到70年代纳萨尔巴里运动中妇女的故事，她们对那些自认为是伟大的革命者，但却被同样的父权制度、同样的沙文主义所捆绑的男性同志们大失所望。梅斯说，从那时起，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不过他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还没有妇女）。
午时左右，另一支人民解放游击军分遣队抵达，那是一个由高个子、轻快、孩子气的男人领导的小队，这位同志有两个名字：苏克德夫和古萨·乌森迪，但这两个名字都不是他的，苏克德夫是一位深受爱戴的烈士的名字（在这场战争中，只有死者才可以安全地使用他们的真名），至于古萨·乌森迪，许多同志都曾使用过古萨·乌森迪这个名字。所以即使苏克德夫接下的旅行都和我在一起，我也不知道要如何再找到他，不过至少能在各种地方听出他的笑声。他说，他是1988年来到丹达卡兰亚森林的，当时人民战争集团决定将三分之一的部队从北特伦加纳派遣到丹达卡兰亚森林。他穿着考究，穿着“文职”（冈德语是“文职服”）而不是“正装”（毛主义者的“制服”），可以冒充一名年轻的执行官。我问他为什么不穿制服。
他说他一直在旅行，刚从卡恩凯尔附近的高止山脉凯什卡尔段回来。有报道称，一家名为瓦达塔（Vedanta）的公司所关注的铝土矿储量有300万吨。
果然，我的直觉是正确的。
苏克德夫说他去那里测量人们的体温，来看看他们是否做好了战斗准备。“他们现在想要小队，还有枪。”他把头往后仰，大笑起来，“我告诉他们这可不容易，老兄。”从聊天的主题和携带AK-47的轻松自如里，我可以看出他也对人民解放游击军很有信心。
丛林哨兵到了。有一块“饼干”要给我！是维努同志寄来的，他在一张折好再折好的小纸片上，写下了一首他答应寄给我的歌词。纳尔默达同志读到信时会心一笑，她知道这个故事。故事可以追溯到80年代，大约在人们刚刚开始信任党的时候，人们带着他们的问题（如维努同志所说的），他们的“内部矛盾”来到这里。妇女们是第一批来的。一天晚上，一个老太太坐在火炉边，然后站了起来给达达（dada）的记录唱了一首歌。她是一个玛蒂亚人，在玛蒂亚人中有妇女在结婚后脱掉上衣，保持胸部裸露的习俗。
这是党决定解决的第一个妇女问题。这个问题必须用外科手术工具小心地处理。1986年，党建立了部落妇女组织，然后发展成为了革命部落妇女组织，现在有9万加入的成员，它很可能是印度最大的妇女组织。（顺便说一下，她们都是毛主义者，共有9万人。她们会被“消灭”吗？那么“意识戏剧论坛”的10000名成员呢？他们也是吗？）革命部落妇女组织爱反对部落民中的强迫婚姻和诱拐传统，反对让月经期的妇女住在村外森林小屋里的习俗，反对重婚和家庭暴力。但是它还没有赢得所有的战斗，但是哪个女权主义者有呢？例如，即使今天，在丹达卡兰亚森林，妇女也不能播种。在党的会议上，男人们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应当予以取消。但实际上，他们根本不允许这样做。因此，党决定，妇女可以在属于人民政府的公共土地上播种。在那片土地上，她们可以播种，种植蔬菜，修建拦水坝。这是一次半胜，而不是一场完整的胜利。
随着警方的镇压在巴斯塔的不断加剧，革命部落妇女组织的妇女已经成为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她们成百上千地聚集在一起，与警察进行物理对抗。革命部落妇女组织的存在，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态度，并且减轻了针对妇女的许多传统歧视。对于很多年轻女性来说，加入党，特别是加入人民解放游击军，成为了她们摆脱社会窒息的一种方式。苏希拉同志，一位革命部落妇女组织的高级干部，她谈到了“和平行动”民兵对革命部落妇女组织妇女的愤怒。她说他们的口号之一是“Hum Do Bibi layenge! Layenge!”（我们将有两个妻子！我们会的！）许多强奸和野兽般的性侵都是针对革命部落妇女组织的成员的。但是许多目睹了野蛮行为的年轻女性加入了人民解放游击军，现在女性占其干部的45%。纳尔默达同志派人去请她们中的一些人，她们一会儿就加入了我们。
弗琳克（弗琳克）同志的头发很短，用冈德语来说叫鲍勃头，她很勇敢，因为在这里，“鲍勃头”的意思是“毛主义者”。对警方来说，这是足够执行即刻处决的证据。2005年，弗琳克同志的村庄——科尔马（Korma）遭到了那加营和“和平行动”民兵的袭击。当时，弗琳克是村里的一个民兵，她的朋友露基（Lukki）和苏基（Sukki）也是革命部落妇女组织的成员。在烧毁村庄后，纳加营抓住了露基、苏基和另外一个女孩，轮奸并杀害了她们。“他们在草地上强奸了她们”弗琳克说“但是在之后，就没有草剩下了。”已经好几年了，纳加营已经走了，但是警察仍然会来。“他们需要女人或小妞的时候就来。”
阿吉塔也有一个鲍伯头。“和平行动”民兵来到格尔西——她的村子，把三个人淹死在纳奥捞河里。阿吉塔曾经是民兵的一员，跟着朱杜穆走到一个离村子很近的叫做巴鲁·那·度迪克的地方。她看到他们强奸了六个女人，并射中了一个男人的喉咙。
拉克希米同志是一个漂亮的长辫子姑娘，她告诉我，她看到“和平行动”民兵烧毁了她的村庄——氿吉奥的三十栋房子。“那时我们没有武器，”她说，“除了看着，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她之后很快就加入了人民解放游击军。拉克希米是2008年那会儿花了三个半月穿越丛林到达
奥里萨邦纳亚格尔的150名游击队员之一，她们在那里突袭了警方的一个军械库，缴获1200支步枪和20万发弹药。
在2004年，“和平行动”民兵开始猖獗之前，苏米特洛同志加入了人民解放游击军。她说，她加入人民解放游击军是因为她想离家出走。“女人在各个方面都受到控制，”她告诉我，“在我们村里，女孩不允许爬树，如果做了的话，她就得付500卢比或一只母鸡的罚款；如果一个男人打了一个女人，而女人还手打男人的话，她就得给村里一只山羊；男人们一起上山打猎的几个月时间里，女人不允许接近猎杀；最好的肉留给男人吃，女人甚至不允许吃鸡蛋。”这难道不是加入游击队的好理由吗？
苏米特洛讲述了她曾在革命部落妇女组织工作时的两个朋友，迪拉姆·帕尔瓦蒂和卡姆拉的故事。迪拉姆·帕尔瓦蒂来自南巴斯塔的巴里卡亚村。和其他人一样，她也看到了“和平行动”民兵烧毁了她的村庄，然后，她就加入了人民解放游击军，在高止山脉凯什卡尔段工作。2009年，她和卡姆拉在该地区组织了3月8日妇女节的庆祝活动。她们一起呆在瓦迪勾村外的小茅屋里，警方在夜间包围了小屋并开火。卡姆拉进行了还击，但仍不幸遇害。帕尔瓦蒂逃跑了，但第二天就被发现并处死。
这就是去年妇女节所发生的事情。然后这里有篇来自一家全国性报纸关于今年妇女节的报道：
政府可能已经停止一切行动，以打击国内的毛主义威胁。但是，恰蒂斯加尔邦的一部分反叛分子有着比生存更紧迫的任务。随着国际妇女节的临近，巴斯塔地区的毛主义者呼吁举行为期一周的“庆祝活动”，以倡导妇女权利。海报也张贴在巴斯塔地区的比贾布尔。自称妇女权利拥护者的呼吁让州警察大吃一惊，巴斯塔地区的T·J·朗库默总检察长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纳萨尔派的这种呼吁，他们只相信暴力和流血。”
然后报告继续说：
这种恶意和无知的混合体并不罕见。古德萨·乌森迪，党目前的编年史家，比大多数人更了解这一点。他的小电脑和MP3录音机里充满了新闻报道、否认、更正、党内文献、死者名单、电视剪辑和音频和视频资料。“成为了古德萨·乌森迪最糟糕的事情”他说，“就是宣布从未发布的澄清。我们可以拿出一本厚厚的书来说明我们未发表的澄清，以及他们所说的关于我们的谎言。”他说话时没有一丝愤慨，实际上是带着某种乐趣。
“你不得不否认的最荒谬指控是什么？”
他回忆过去。“2007年，我们发表了一份声明，说‘Nahi bhai, humney gai ko hathode say nahin mara.’（不，兄弟，我们没有用锤子杀死奶牛）。2007年，拉曼·辛格政府宣布了一项“奶牛计划”，一项选举承诺，每一个部落民都被提供了一头奶牛。一天，电视台和报纸报道说纳萨尔派袭击了一群牛，用锤子把它们打死，因为他们反印度教反印度人民党。你可以想象发生了什么，我们发布了否认。几乎没有人传播它。
后来发现，分发奶牛的那个人是个流氓，他把它们卖了并说我们伏击了他，杀了牛。”
那么最严重的是？
“哦，有很多个，毕竟他们正在进行一场运动。当“和平行动”民兵开始的第一天，他们袭击了一个叫厄姆比里的村庄，烧毁了它，然后所有的人，“和平行动”特种警察、纳加营、警察，都向高筑巴尔（Kotrapal）移动……你一定听说过高筑巴尔吧？这是一个著名的村庄，它因拒绝投降而被烧毁了22次。当“和平行动”民兵到达科特拉帕时，我们的民兵正在等待他们。他们准好备了一场伏击。民兵杀死了两名“和平行动”特种警察，俘虏了七名士兵，其余的逃走了。第二天，报纸报道说，纳萨尔派屠杀了可怜的部落民。有人说我们杀了数百人。即使是像《前线》这样受人尊敬的杂志也说我们已经杀了18名无辜的部落民。即使是对事实一丝不苟的人权积极分子K·巴里古巴尔，他也这么说。我们发了一份澄清函，没有人发表它。后来，在他的书中，巴里古巴尔承认了他的错误……但谁注意到了呢？“
我问被俘的七个人发生了什么事。
“地区委员会召集了一个人民法院（Jan Adalat）。有四千人参加了。他们听了整个故事。其中两名“和平行动”特种警察被判处死刑。有五个人被警告然后被放走了。人民做决定。即使是告密者——现在正在成为一个大问题——人们也会倾听案件、故事、供词，然后说“iska hum risk nahin le sakte”（我们不准备承担信任这个人的风险）或“iska risk hum Lenge”（我们准备承担信任这个人的风险）。新闻界总是报道那些被杀的告密者，从不报道那些被释放的人。所以每个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嗜血的过程，每个人都会被杀死。这不是复仇，而是关于生存和拯救未来的生命…当然也有问题，我们犯了严重的错误，我们甚至在伏击中杀死了错误的人，以为他们是警察，但这不是媒体描述的那样。”
令人害怕的“人民法院”。我们如何接受它们？或者赞成这种形式的粗鲁正义？
另一方面，“交锋”的假象和其他——最糟糕的简易司法形式——从印度政府那里得到警察和士兵的勇敢奖章、现金奖励和无休止的晋升？他们杀得越多，得到的回报就越多。他们称之为“勇敢的心”，即“交锋专家”。我们被称为“反国民”，是敢于质疑他们的人。那么关于最高法院明目张胆地承认它没有足够的证据判处穆罕默德·阿夫扎尔（2001年12月议会攻击中被指控）死刑，但还是进行了处决该怎么说呢？因为“只有对罪犯判处死刑，社会的集体良知才会得到满足。”
至少高筑巴尔人民法院的案件中，全体成员是亲自到场作出决定的。这不是那些很久以前就失去了与普通人生活的联系，自以为是代表一个缺席的集体发言的法官所做出的决定。
我想知道高筑巴尔的人民做了些什么？叫警察来？
鼓声开始变得非常响了。是庆祝的时间了。我们走到平地上。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这里一片人山人海，最狂野、最美丽的人民，穿着最狂野、最美丽的衣服。男人似乎比女人更加关注自己。他们的头上饰有羽毛，脸上有纹身。很多人都化了眼妆，在脸上涂上白色的粉末。这里有很多民兵，姑娘们穿的纱丽服，有激动人心的颜色，肩上漫不经心地挂着步枪。有老人，孩子，还有红色的彩旗划过天空。
凌同志在讲话，还有几位人民政府的其他干部。纳艾缇同志是一位非凡的妇女，自1997年以来一直在党内工作，她对国家构成了巨大的威胁，2007年1月，因为听说她在因呐尔村，超过700名警察包围了那里。纳艾缇同志被认为如此危险，被如此拼命追捕，并不是因为她指挥了许多伏击（尽管她确实这么做了），而是因为她是一个为村里人所热爱的部落妇女，是一个真正鼓舞年轻人的人。她肩扛着AK（这是一把有故事的枪。几乎每个人的枪都有一个故事：从谁那抢的，怎么抢的，谁抢的）说话。
“意识戏剧论坛”的一个剧团表演了内容关于邦卡尔起义的戏剧。邪恶的白人殖民者戴着帽子和金色的稻草做的头发，被阿迪瓦西斯人欺负和殴打——这在观众中引起了无穷的乐趣。另一个来自南根加拉奥（South Gangalaur）的剧团表演了一个名为《血猎的故事》的戏剧。约利为我做了翻译。这是两个老人去寻找他们女儿的村庄的故事。当穿过森林时，他们迷路了，因为所有的东西都被烧毁了，无法辨认。“和平行动”民兵甚至烧毁了鼓和乐器。这里没有灰烬，因为一直在下雨。他们找不到女儿，只能开始悲伤地唱歌，听到他们的歌声，女儿从废墟里向他们歌唱，她唱道：“我们村的声音被压制住了。不再有淘米声，不再有井边的笑声。不再有鸟，不再有咩咩叫的山羊。我们幸福的结实的细绳已经被折断了。”
她父亲唱到：“我美丽的女儿，今天不要哭泣。每个出生的人都必须死亡。我们周围的这些树会倒下，花开花落，总有一天这个世界会变老。但我们为谁而死？总有一天，我们的劫掠者会学到，总有一天真理会盛行，但我们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几千年都不会不会忘记你。”
之后是几次演讲。然后鼓声和舞蹈开始了。每个人民政府都有自己的剧团。每个剧团都有自己的舞蹈。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到来，拿着巨大的鼓，跳出狂野的故事。每个剧团唯一的共同特征就是糟糕的矿工，戴着头盔和墨镜，经常抽烟。但是他们的舞蹈没有任何僵硬或机械的地方。他们跳舞时，尘土飞起，鼓声震耳欲聋。渐渐地，人群开始摇摆起来，然后跳起舞。他们以六七排的队伍跳舞，男人和女人分开，双臂搂着对方的腰。有着上千人的阵势。
这就是他们来这里的目的，为了这个。在丹达卡兰亚森林森林里，幸福被很严肃的对待。人们要走上好几英里，好几天，来一起欢宴、唱歌，在头巾上插上羽毛，在头发上插上鲜花，搂着手臂，喝着马华酒，整夜跳舞。没有人会独自唱歌或跳舞。这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能表明他们对一个企图消灭他们的文明的蔑视。
我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在警察的眼皮底下发生的。就在绿色狩猎行动中。
一开始，人民解放游击军的同志们看着舞者，拿着枪站在一旁。但是，一个接一个地，就像那些不能忍受站在岸边看其他鸭子游泳的鸭子一样，他们也加入进去开始跳舞。很快就出现了橄榄绿舞者的队伍，与其他所有的颜色一起旋转。然后，几个月、几年不相见的兄弟姐妹、父母、孩子和朋友，有时会相遇，这些队伍会分散并重组，橄榄绿分散在旋转的纱丽、鲜花、鼓和头巾中。这无疑是一支人民军队，至少现在是这样。毛主席所说的“八路军是鱼，老百姓是水”，在这一刻，是真的。
毛主席，他也在这里，也许有点孤独，但出席了。在红布屏幕上有一张他的照片，马克思也在，纳萨尔派运动的创始人和主要理论家查鲁·马宗达也在这，他直白的言辞崇尚暴力、鲜血和殉道，而且经常使用一种粗糙的语言，这种语言几乎要灭绝了。站在这里，在地震节，我忍不住想，他对这场革命的结构如此重要的分析，已经从它的情感和图像中移除了。当他说只有“一场歼灭战”才能产生“一个敢于面对死亡、不受任何利己思想影响的新人”——他能想象，在夜色中跳舞的古老的人们，会是那些肩负着梦想的人们吗？
这里发生的一切清晰地向外界表明了一个从过去脱胎换骨的政党其所坚持的不懈斗争的理论。当查鲁·马宗达说出“中国的主席是我们的主席，中国的道路是我们的道路”这句著名的话时，他准备把它扩大到当叶海亚·汗将军在东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犯下种族灭绝罪时，纳萨尔派保持沉默这一议题上来，因为当时中国是巴基斯坦的盟友。
对红色高棉和其在柬埔寨的镇压，也保持沉默；对中俄两国革命中的过激行为也保持沉默；对西藏保持沉默。在纳萨尔派运动中，也存在着过激的暴力行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很难得到辩护。但是，他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能与国会和人民党在旁遮普、克什米尔、德里、孟买、古吉拉特邦等等地区的肮脏“成就”相比吗？然而，尽管存在着这些可怕的矛盾，查鲁·马宗达在他的著作中所言的都是十分有远见的。他创立的政党（以及许多其分裂的团体）使印度实现了革命的梦想。想象一下没有这个梦想的社会吧！就这点而言，我们不能过于严厉地批判他，尤其是在我们用甘地那“虔诚”的空话来谈论"非暴力行为"的优越性和他的托管概念时：
“富人将拥有自己的财富，其中他将合理占有其所需要的财富，然后会作为受托人，将剩余的财富用于社会福利。”
然而，奇怪的是，当代的印度沙皇，这个无情地要粉碎纳萨尔派的国家的具体代表，现在居然说出了查鲁·马宗达很久以前的话：“中国的道路就是我们的道路。”
上下颠倒。内外翻转。
中国的道路已经变了。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帝国主义国家，掠夺其他国家和人民的资源。但是执政党的名字没变，党的路线却已经完全改变。
当党是一个政权夺取者（就像现在在丹达卡兰亚一样），寻求人民的支持，关注他们的每一个需求，那么它是一个真正的人民的党，它的军队是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但革命之后，这段爱情很容易变成痛苦的婚姻。人民军队很容易背叛人民。在今天的丹达卡兰亚，党希望把铝土矿留在山上。但明天它会改变主意吗？但是，对未来的担忧是否该阻碍我们继续前行呢？
舞会将持续一整夜。我走回了营地。马泽在那儿，仍然醒着。我们聊到了深夜。我把收藏的聂鲁达的船长诗集副本给了她（我带来了，以防万一）
她不断地问着，“外面的人们怎么评价我们？学生们怎么说？请告诉我现在关于妇女运动还有什么大问题吗？她问起了我的作品。我试着如实地向她讲述我的混乱思想。然后她开始谈论自己，她是怎样入党的。她告诉我，去年5月，她的搭档在被敌人伪造的遭遇战中死亡。事实上是在纳西克被捕，并被带到瓦朗加尔杀害。“他们一定对他进行了十足的折磨。”她是在去见他的路上听说他被捕了，从那以后她就一直呆在森林里。在长时间的沉默之后，她告诉我她几年前结过一次婚。“他也在一次遭遇战中被杀了，”她说，并以令人心痛的准确性补充道，“但这次是在真正的遭遇战中。”
我躺在我的Jhilli上，思索着马泽长期以来的悲伤，听着从地上传来的鼓声和持久幸福的声音，思考着的查鲁·马宗达的持久战争思想——毛主义政党的中心思想。这就是为何人们认为毛主义者提出的进入“和平谈判”是一个骗局，是一种获得喘息空间重新组织、重新武装自己并重返持久战的手段。什么是持久战？恐怖取决于其自身还是取决于战争的性质？如果丹达卡兰亚的人民在过去三十年里没有发动持久战，他们现在会在哪里呢？
毛主义者是唯一相信持久战的人吗？从印度成为主权国家的那一刻起，它几乎就变成了殖民大国，吞并领土，发动战争：它毫不犹豫地利用军事干预来解决政治问题——克什米尔、海德拉巴、果阿、纳格兰、曼尼普尔、泰伦加纳、阿萨姆、旁遮普。纳萨尔派在西孟加拉、比哈尔和安得拉邦起义，现在已经跨越了印度中部的部落地区。数以万计的人被杀害，数十万人遭受酷刑，但施暴者却不受惩罚。
所有这些都隐藏在慈祥的民主面具之后。这些战争是针对谁的？穆斯林、基督徒、锡克教徒、共产党人、达利特人、部落民，尤其针对那些敢于质疑命运，不接受嗟来之食的穷人。很难不把“印度”视为“属于上层种姓的印度教国家”（不管哪个政党执政），它和“其他国家”之间互相怀有敌意。而且，他们还以真正的殖民方式，派纳加人和米佐斯人去查蒂斯加尔邦作战，派锡克人去克什米尔，派克什米尔人去奥里萨邦，派泰米尔人去阿萨姆邦等等。如果这都不是“持久战”，那还会是什么？
在一个星光璀璨的美丽夜晚。苏克德夫同志的脸被电脑屏幕照亮了，他正对着屏幕里的自己微笑。他是个重度工作狂，我问他这样做什么有意思呢。他说：“我在想去年来参加邦卡尔起义庆典的待了一俩天的记者们，其中一个人和我的AK合影，拍了照，然后回去后叫我们杀人机器之类的。”
天亮了，舞蹈还没有停止。队伍会继续前行，数百年轻人仍在跳舞。“他们不会停止，”拉朱同志说，“除非我们收拾行李了。”
在路上，我遇到了医生同志，他在舞池边上架起了一个小小的医疗营地。我想亲吻他的胖脸颊。为什么他不能有至少三十个人的团队而只是一个人呢？为什么他不能有一千人的团队呢？我问他，丹达卡兰亚人的健康状况是什么样子的。他的回答令我毛骨悚然。他说他所见过的大多数人，包括人民解放游击军的人，都只有5到6个血红蛋白（印度女性的标准是11个）。这里有着由两年多的慢性贫血引起的肺结核，幼儿患有二级蛋白质营养不良，医学术语称为夸希奥科病（后来我查了一下。这个词来源于加纳沿海地区的非洲土语，意思是“新生儿出生时患上的疾病”。基本上，这个婴儿不再喝得到母乳，也没有足够的食物来提供营养）。“这是一种流行病，就像在比亚法拉一样。”医生同志说道，“我以前在农村里工作过，但从未见过这样的事。”
除此之外，还有疟疾、骨质疏松症、绦虫、严重的耳部和牙齿感染以及原发性闭经（青春期营养不良导致女性月经周期消失，或者根本就没有出现）在这里肆虐。
“除了加德奇罗利的一两个诊所外，这个森林里没有其他诊所，没有医生，没有药物。"
他现在和他的小队出发了，长途跋涉八天去阿普杰马德（Abhujmad）。他，医生同志，也穿着“正装”。所以（白匪）如果发现了他，就会立刻杀了他。
拉朱同志说我们继续在这里扎营很不安全，该前行了。离开邦卡尔需要很多时间说再见。
开幕和结束的仪式从来不是轻而易举的，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当他们说“我们会再见面”时，往往意味着“我们可能再也不会见面了”。纳尔默达同志、马泽同志和萝比同志会各奔东西，我还会再见到他们吗？
我们再一次地启程。每天都变得更热。卡姆拉为我摘下了第一个天度果实。尝起来就像chikoo（印度特有的热带水果，状似土豆），我成了罗望子果的粉丝。这次我们在小溪边扎营。男女轮流地分批洗澡。晚上，拉朱同志收到了一整包“饼干”。
一些过时的报纸也有关于纳萨尔派有很多新闻报道。一条特大的叫嚣着地标题完美地概括了政治气氛：Khadedo,Maaro, Samarpan Karao,
（消灭，击杀，让他们投降。）在那句话下面：Varta ke liye loktantra ka dwar khula hai（民主的大门总是为谈判敞开着。）第二种说法是毛主义为了赚钱而种植大麻。第三篇社论说，我们现在所扎营和经过的地区完全被警方控制了。
年轻的共产主义者拿走一些片段去练习阅读。他们在营地里走来走去，用广播播音员的声音大声朗读反毛主义的文章。
新的一天。新的地方。我们在乌塞尔村外的一颗巨大的马华树下扎营。马华树刚刚开花，它的淡绿色花朵落在森林的地面上就像一颗颗宝石一样。空气中弥漫着轻微的刺鼻气味。我们在等来自拜德派尔学校（Bhatpal）的孩子们，在翁戈纳尔遭遇战后那所学校关闭了，到了现在已经成了一个警察营地，孩子们被送回家了。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那瓦德、姆恩朱迈达、埃德卡、韦德马克德和特纳尔等地的学校。
拜德派尔学校的孩子们没有出现。
尼提同志（受到通缉）和维诺德同志带着我们走了很长一段路，我们参观了当地人民政府建造的一系列集水建筑物和灌溉池。尼提同志谈到了他们必须解决的农业问题。只有2%的土地是有灌溉的。在阿普杰马德，犁耕在十年前才被人听说。另一方面，在戴德克里，杂交种子和化学农药正逐渐引入。“我们需要农业方面人才的紧急帮助”维诺德同志说。“我们需要了解种子、有机杀虫剂、可持续栽培的人。只要稍加帮助，我们就能做很多事情。”
拉穆同志是负责人民政府地区的农民，他自豪地带我们参观了种植水稻、茄子、gongura、洋葱和卷心菜的农田。然后，他以同样的骄傲，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巨大，但非常干燥的灌溉池。这是什么？“这个灌溉池连雨季都没有水，挖错地方了”他说着，脸上挂着微笑，“它不是我们的，它是被强盗政府（Looti Sarkar）挖掘出来的。”。这里有两个平行的政府系统，人民政府和强盗政府。
我想起韦努同志对我说的话：他们想粉碎我们，不仅是因为矿物，还因为我们为世界提供了一种可选择的模式。
带枪的格拉姆·斯瓦拉杰的想法是，这目前还不是一个选择。虽然这里有太多的饥饿和疾病，但它无疑为另一种选择创造了可能性。不是为了全世界，不是为了阿拉斯加，也不是为了新德里，甚至也不可能是为了整个查蒂斯加尔，而是为了自己，为了丹达卡兰亚。这是世界上最保守的秘密，它为这个行将要毁灭自己的世界奠定了拯救方法的基础。它蔑视了历史，以最大的几率相比来说，它已经构建了一个为自己生存的蓝图。它需要帮助和想法，它需要医生、教师和农民。
它不需要战争。
但如果被施加战争，它将会反击。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遇到了多名妇女，她们有的在部落妇女组织革命部落民妇女协会（KAMS）工作，有的是人民政府的办事处的总负责人、丹达卡兰亚部落民劳农协会（DAKMS）的成员、被害者的家属，以及在这个恐怖年代里试图应付生活的普通人。
我遇到了三个较年老的姐妹，苏克亚丽（Sukhiyari）、苏克戴（Sukdai）和苏克爱丽（Sukkali），可能40多岁，来自纳里恩普尔地区。她们在革命部落妇女组织呆了12年了，村民们依靠她们来对付警察。“警察两三百人分成一组，他们偷了所有的东西：珠宝、鸡、猪、锅碗瓢盆、弓箭，”苏克爱丽说：“他们连刀子都不会留下。”她在纳里的房子被烧毁了两次，一次被那加营烧毁，一次被中央后备警察部队烧毁。苏希赫曾经在贾格达尔普尔被捕，并判处入狱7个月。
“有一次他们把全村的人都带走，说男人们都是纳萨尔派。”苏希赫和所有的妇女儿童跟随着。她们包围了警察局，直到男人们获释后才离开。“无论他们带走谁”苏克西说，“在他们录完口供之前，你必须马上去把人抢回来，一旦他们录完口供，一切就会变得非常困难。”
苏克亚丽小时候曾被拐走，并被强迫嫁给一个老人（她跑了去和她姐姐住在一起），现在她会组织群众集会并在会议上发言，人们依靠她来获得保护。我问她党对她意味着什么。“Naxalvaad kamatlab humaara Parivaar（纳萨尔意味着我们的家）。当我们听到袭击的消息时，就像我们的家人受到了伤害。”苏克亚丽说道。
我问她是否知道毛是谁。她害羞地笑了笑：“他是一个领袖。我们为他的愿景而努力着。”
我遇到了索马瑞·盖乌德（Somari Gawde）同志。二十岁，而她已经在贾格达尔普尔服过两年刑。
2007年1月8日，740名警察在纳里村周围设置警戒线，因为他们知道尼提同志在那里。（她曾经在那里，但在他们到达时已经离开了。）但是索马瑞是当时驻扎在那里的乡村民兵。警察在拂晓时开火。他们杀害了两个男孩，苏克拉尔·盖乌德和卡桥·高德。然后他们抓到另外三个人，杜什利·萨拉木和拉内（Ranai）这俩个男孩，还有索马瑞。杜什丽和拉内被绑起来射杀了。索马瑞离她生命终结只有毫厘之差。警察找到一辆带拖车的拖拉机，把尸体装进车里。索马瑞和尸体坐在一起，然后被带到纳拉因布尔。
我遇到了占瑞，她是于2009年7月6日被枪杀的迪利普同志的母亲。她说，在他们杀了他之后，警察把她儿子的尸体像动物一样绑在柱子上移动着（在其他人参与杀戮之前，他们需要制造出尸体来获得现金奖励）。占瑞跟在他们后面，一直跑到警察局。当他们到达时，尸体上已经没有一块衣服了。占瑞说，在路上，他们在dhaba（即“街头大食堂”的意思）停下来喝茶吃饼干时，把尸体留在路边（他们没有为那些付钱）。想象一下这个母亲，跟着儿子的尸体穿过森林，在远处停下来等着杀人犯喝完茶。他们并没有把她儿子的尸体还给她，让她可以为她儿子举行一个适当的葬礼，只让她把一大把土扔进埋藏他们那天杀死的所有人的坑里。占瑞说她想要复仇，Badla ku badla。以血还血。
我认识了六个马斯高乐（Marskola）人民政府的民选成员，他们可以管理村庄。他们描述了一次警方的劫掠行为：警方有时300人，有时400人，有时1000人，在晚上来。他们在一个村庄周围设立警戒线，并埋伏等待。黎明时分，警方抓到第一批去田里的人，把他们当作人肉盾牌，然后进入村庄，来告诉警方陷阱（‘booby-traps’）在哪里（‘booby-traps’已经变成了一个冈德语词语。每个人说或听到时都会微笑。森林里到处都是陷阱，有真的有假的。即使是人民解放游击军也需要指引来经过村庄）。一旦警察进入村庄，他们就抢劫，偷窃，烧毁房屋。他们带着狗来，狗会抓住那些试图逃跑的人。它们追逐家畜，而警察会杀掉家畜，把它们装在袋子里带走。特种警察会和警察一起来，他们知道人们把钱和珠宝藏在哪里。他们抓住人，把他们带走，在他们释放他们之前先把钱拿走。他们总是随身额外携带一些纳萨尔派“正装”，以备他们找到可以杀的人。他们杀死纳萨尔派分子就可以得到钱，所以他们批量制造了一些纳萨尔派“正装”。村民们害怕不敢呆在家里。
在这个宁静的森林里，生活似乎完全军事化了。警戒线和搜索、射击、前进、后退、倒下、行动等词被人熟知。为了收割庄稼，他们需要人民解放游击军来执行哨兵巡逻。去市场也是一种军事行动，市场上到处都是警察用金钱从村庄里诱惑出来的mukhbirs（告密者）。（一个月1500卢比）我听说在纳里恩普尔（Narainpur）有一个mukhbir mohallah——告密者的聚集地，至少有4000名告密者在那里。男人们不能再去市场，只能女人们去了，但她们被严密监视着，如果多买一点，警察将控告她们是为纳萨尔派买的。药剂师们收到命令，除极少量药品外，不能让人们随意购买药品。来自公共分配系统（PDS）的低价配给，糖、大米、煤油被存放在警察局或附近，大多数人无法购买。
联合国预防和处罚种族灭绝罪公约第2条将其定义为：
以下任何一种都是蓄意全部或部分摧毁国家、民族、种族或宗教团体的行为：杀害组织成员；对组织成员造成严重的身心伤害；故意打击群体性的生活条件，企图使其全部或部分受到物理上的破坏；采取措施打算阻扰在组织内分娩；【或】强制将组织的孩子转移到其他组织。
我开始吃不消了这几天的步行。我累了，卡姆拉给我弄来了一锅热水。黑暗中我在一棵树后中沐浴。但我不能吃晚饭，或爬进睡袋里睡觉。拉朱同志宣布我们必须移动。
当然，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但今晚很艰难，因为我们听到远处有炮击声。当时，我们在一片开阔的草地上扎营，听到远处有炮击声。在那里有我们的104个人，再一次，一条纵队通宵徒步。在我们周围有蟋蟀声，还有像薰衣草般的气味。到了我们要过夜的地方，已经是十一点多了。在露出地面的巨石块，我们站队，点名。有人打开了收音机。BBC说，在西孟加拉的比卡内尔，有一个东部边境步枪营地遭到袭击，60个骑摩托车的毛主义者参与，其中，14名警察被杀，10个人失踪，武器被抢夺。队伍里有一阵欢呼雀跃的低语。毛主义者的领导人基尚吉（Kishenji）正在接受采访。你什么时候才会停止这场暴力并来谈判？当绿色狩猎行动被取消时。任何时候，告诉奇丹巴拉姆我们会谈谈的。下一个问题：现在天黑了，你已经放置了地雷，增援部队已经被召集进来，你们还会攻击他们吗？基尚吉：是的没错，否则人民会揍我的。队伍里有笑声。苏克德夫同志解释道：“他们总是说地雷。我们不使用地雷。我们使用简易爆炸装置。”
又一套“千星级”酒店的豪华套房。我感觉不太舒服。天开始下雨了，我听到咯咯笑。卡姆拉朝我扔了一个jhilli。我还需要什么呢？其他每个人都只是爬进自己的jhillis里。
到了第二天早上，比卡内尔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21人，另外还有10人失踪。
拉朱同志今天早上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晚上再进行移动。
一天晚上，人们像飞蛾一样挤在一个光点周围。这是苏克德夫同志的便携电脑，由一块太阳能电池板供电，他们正在观看《印度母亲》，只有他们的步枪枪管映衬着天空。卡姆拉似乎不感兴趣。我问她是否喜欢看电影。“Nahi didi. Sirf ambush video。”【不看舞蹈（didi，印度舞蹈），只爱看伏击视频】
后来我向苏克德夫同志询问关于这些伏击录像。他眼也不眨一下，就为我放了一个。它从丹达喀拉尼亚，河流，瀑布的镜头开始，然后是一棵光秃秃的树枝的特写，一只普通鹰杜鹃在叫。突然，一个同志在给简易爆炸装置接线，用干树叶把它藏起来。一队摩托车被炸毁了。有残缺的尸体和燃烧的摩托车，武器被抢走了。三名看上去惊呆的警察，被捆了起来。
谁在拍摄？谁在指挥行动？谁向被俘警察保证，如果投降，他们将被释放？（他们被释放了，我稍后了解到。）
我认识那温柔又安心的声音。是韦努同志。“这是库杜的伏击”苏克德夫同志说。
他还拥有一个视频档案，关于一个被烧毁的村庄的情况，以及目击者和死者亲属的证词。在烧焦的房子的烧焦的墙上写着“那加！为杀戮而生！”有一个小男孩的镜头，他的手指被砍了下来，为绿色狩猎行动的“巴斯塔尔”一章揭幕（甚至还有和关于我的电视采访，我的著作，我的书，奇怪。）。
晚上，收音机里有另一次纳萨尔派袭击的消息，这一次是在比哈尔的加木伊。报告说，125名毛派分子袭击了一个村庄，杀害了10名高尔（Kora）部落的人，以报复他们向警方提供了导致6名毛派分子死亡的信息。当然，我们知道，报告可能是真的，也可能不是真的。但如果是真的的话，这就是不可原谅的行为。很明显，拉朱和苏克德夫同志看起来很不舒服。
来自恰尔肯德和比哈尔的消息十分令人不安。警察弗朗西·因杜瓦所组织的恐怖斩首行动对每个人都是记忆犹新的。它提醒人们，有纪律的武装斗争是多么容易掺杂充满暴力的流氓犯罪行为，或是种姓、社区和宗教团体之间丑陋的身份战争。通过将不公正制度化，印度政府已经把这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火药桶。如果政府认为通过实施“有针对性的暗杀”使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群龙无首”进而结束暴力，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暴力会蔓延和加剧，政府将没法和任何人进行谈判。
在和同志们在一起的最后几天里，我们沿着河流穿过郁郁葱葱的、美丽的因拉瓦迪山谷。当我们沿着山坡行进时，我们看到另一排人朝着同一个方向走，但是是在河的另一边。我听说他们要去参加库杜村的反对大坝的会议。他们手无寸铁地在当地山谷的平地上举行集会。我跳进船里，加入了他们。
布恩德咖德（Bodhghat）大坝将淹没我们已经行进了几天的整个地区。所有的森林，所有的历史，所有的故事，100多个村庄。那就是计划吗？把人像老鼠一样淹死，这样罗汉迪古答的综合钢铁厂和西高止山脉的铝土矿和铝精炼厂就能拥有这条河吗？
在会议上，来自数英里之外的人们，依旧说了以往的陈词滥调。然而尽管我们会被淹死，但我们绝不移动！他们很高兴某个来自德里的人与他们在统一战线上。我告诉他们德里是个残忍的城市，既不知道也不关心他们。
就在我来到丹达卡兰亚的前几周，我访问了古吉拉特邦。萨达尔萨罗瓦尔大坝现在或多或少已经达到其最高点。拯救纳尔默达组织（Narmada Bachao Andolan，简称NBA，反对在纳尔默达建立水坝）预测会发生的事几乎全部都发生了。不言而喻的，流离失所的人没有恢复正常生活，。运河还没有钱去修建。因此，纳尔默达河的水被分流到萨巴尔马提河的空河床上（很久以前就筑了坝）。大部分的水被城市和大工业所吞没。下游效应——咸水进入没有河流的河口——正在变得无法缓解。
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认为的大坝是“现代印度的寺庙”的观点是错误的，但也许可以理解。但是今天，在所有这些发生之后，当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时，必须说，大坝是对人类的犯罪。
布恩德咖德大坝在当地民众抗议后于1984年被搁置。现在由谁来阻止？谁来阻止铺放奠基石？谁能阻止因拉瓦迪被偷走？有人必须挺身而出。
最后一天晚上，我们在陡峭的山脚下扎营，早上我们会爬上去，然后出现在路上，一辆摩托车会在那里接我。与我第一次进入森林不同了，Chironjee（印度特有的树种）、丝棉和芒果树已经开始开花。
库杜的村民们把一大壶刚捕获的鱼送到营地来。还有一份给我的清单，上面有71种水果、蔬菜、豆类和昆虫，都是从森林里采来的，生长在自己的田地里，还有市场价格。这只是一张清单。但也是他们的世界图谱。
到达了丛林哨所。有两块饼干给我。来自讷尔默达同志的一首诗和一朵压花。一封来自马森的情书信。（她是谁？我会知道吗？）
苏克德夫同志问他能不能把我iPod里的音乐传到他的电脑里。我们聆听了在齐亚·哈克（译者注：巴基斯坦军政府总统，1978年至1988年）疯狂镇压时期，伊克巴尔·巴淖在拉合尔著名的音乐会上所演唱的法伊兹·艾哈迈德·法伊兹的《我们将见证这一天》（Hum Dekhenge）。
在巴基斯坦，5万观众开始高呼：Inqilab Zindabad! Inqilab Zindabad!（革命万岁！革命万岁！）。在许多年后，这首歌谣在这片森林中回响。奇怪的是，在这里建立起来的联盟。
内政部长一直对那些“错误地向毛主义者提供人才和物质支持”的人发出隐蔽的威胁。有资格分享伊克巴尔·巴淖吗？
黎明时分，我向马达夫同志和乔瑞同志、年轻的曼格图和所有同志告别。昌杜同志去组织自行车了，和我一起去主干道。乔瑞同志就不来了（攀爬会让他的膝盖很痛苦），尼廷同志（通缉犯），苏克德夫同志，坎伦拉和其他五个人将带我上山。当我们开始行走时，尼廷和苏克德夫不经意间，同时地解开了他们的AK的安全锁扣，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们这么做。我们正在接近“边界”。“你知道如果我们遭到攻击该怎么办吗？”苏克德夫漫不经心地问道，仿佛这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
“是的”我说，“立即宣布无限期绝食抗议。”
他坐在一块岩石上大笑。我们爬了大约一个小时。就在路的下面，我们坐在一个岩石的壁凹里，完全隐蔽着，就像一个埋伏的聚会，听着自行车的声音。时机一到时，告别就来的很快。拉尔·萨拉姆同志。
当我回头看的时候，他们还在那里招手。有一小群人。当世界其他地方生活在噩梦中时，他们则生活在他们梦想中。每天晚上我都会想起这次旅行。那时的夜空，那些森林小径，我看到卡米拉同志穿着磨损的印度凉鞋的鞋跟被我的火炬照亮，我知道她一定在行进。前行，不仅是为了她自己，而是为了我们大家保持希望。
[1] 提卡（Tika），是用红色花瓣和米面和成的糊，印度人将这种糊点在女孩子的额头，在印度教中提卡代表信仰和食物，点在额头上是一种祝福，也是一种装饰。
[2] 绿色狩猎行动，印度当局开展的2009年开始的打击东印度毛主义力量的大型统一军事行动。
[3] 达达艺术，1916～1924年在欧美许多城市兴起的一种虚无主义艺术运动。是战后欧洲一些年轻的艺术家厌倦战争、彷徨、失望以及在艺术上否定理性和传统文化、崇拜虚无主义的精神产物。其创作方法主要通过照片剪接或与纸片、抹布拼贴，去追求艺术表现的偶然性。作品怪诞奇特，令人惊惑不解。
[4] Vedanta——译者注。
[5] 地震节，指纪念在1910年，于今日恰蒂斯加尔邦附近发生的原住民反抗英国殖民者的起义，也是印度烈度最强，规模最大的起义。
[6] 板球得分分析图，指一种被用来分析击球手表现的图表，可以表现出击球手如何通过跑位得分，由多个箭头组成，形似作战地形图。
[7] 前装枪，也叫前膛枪，是由前面枪口装子弹的旧式滑膛枪。
[8] 天度烟叶即天度树的叶子，天度树又名科罗曼德尔乌木，是一种大型灌木，多见于奥里萨邦的中西部。其叶可以用来做比迪烟，这种烟是印度本土的一种卷烟。
[9] 指2012年12月30日在新德里简塔曼塔爆发的抗议示威，呼吁政府制定更严格的惩治强奸犯的法律，并且要求为在周六死亡的遭受轮奸的23岁女孩讨回公道。
[10] 指纳尔默达居民反对纳尔默达水坝计划的人民运动，该计划是印度政府在世界银行资助下拟定的，预计建设30个大型﹑135中型和3千个小型水库，估计会淹没245个村庄，4000万人需要搬迁。本文作者也参与了反坝运动。
[11] 产自印度一种止痛药，是印度居家常用药，用于应对多种身体疼痛
与同志们同行
2010年3月19日
红色文献翻译 组织编译
阿兰达蒂·洛伊，印度女作家和政治人物，被福布斯评为“全球30位女性典范”中的第二名，其自传体色彩浓厚的《微物之神》被认为是在《午夜的孩子》之后印度最杰出的文学作品，曾位列《纽约时报》畅销排行榜长达49周，被译成40种语言，出版600万册。
在2010年的二月，阿兰达蒂·洛伊暗暗决定去拜访印度中部丹达卡兰亚森林的禁区，各种部落居民的家园，他们在那片禁区中拿着武器保卫他们的同胞，并反抗被政府支持的反动军阀和资本势力。
她以详实的记载，记录了第一次与武装游击队及其家人、同志的对话，为此，她在森林中冒着风险逗留了几个星期。这篇文章于2010年3月19日星期五发表在德里的《瞭望》杂志上。卡萨玛计划（Kasama）呼吁，所有读者需密切关注并广泛传播这篇文章。
在2010年的二月，阿兰达蒂·洛伊暗暗决定去拜访印度中部丹达卡兰亚森林的禁区，各种部落居民的家园，他们在那片禁区中拿着武器保卫他们的同胞，并反抗被政府支持的反动军阀和资本势力。
她以详实的记载，记录了第一次与武装游击队及其家人、同志的对话，为此，她在森林中冒着风险逗留了几个星期。这篇文章于2010年3月19日星期五发表在德里的《瞭望》杂志上。卡萨玛计划（Kasama）呼吁，所有读者需密切关注并广泛传播这篇文章。
（一）
这个打印出的便条被装在一个密封的信函里，它被顺着我的门缝扔了进来。这封信中安排好了我与“印度最严重的国内威胁”会面，而他们的来信我已经等了好几个月了。
两天时间，任意四次机会，我可以到恰蒂斯加尔邦丹特瓦拉地区的丹提斯瓦里女神庙去会见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是为了应对糟糕的天气、袭击、封锁、堵车和单纯的坏运气。纸条上写到：“你需要带着相机和椰子，额头点上提卡[1]，接头人会拿着杯子，印地语的《瞭望》杂志和香蕉，接头暗号是：“Namashkar Gu-ruji。”Namashkar Gu-ruji，我在想，这个迎接我的人是不是觉得他自己会碰见一个男人，那样的话，我就应考虑是否需要给自己带上小胡子了。
描述丹特瓦拉的方式有许多，就像一个矛盾修辞法。丹特瓦拉是坐落于印度中部的一座边陲小镇，丹特瓦拉是战争的中心，丹特瓦拉是一个黑白颠倒无比荒诞的小镇。
在丹特瓦拉，警察身着便衣，反叛者却穿着制服；狱警身在监狱，囚犯却无法无天（两年前，三百名囚犯从旧镇监狱逃跑）；被强奸的妇女遭到警方的拘留，强奸犯却在闹市摇唇鼓舌。
穿过印德拉瓦提河，警察将被毛主义者控制的区域称为“巴基斯坦”。这里的村庄空无人烟，但丛林里却熙熙攘攘；本该在学校的孩子无人照看；在美丽的丛林村庄里，混凝土校舍要么被炸得七零八落，要么到处是警察。这场正在丛林中进行的残酷战争既令印度政府引以为豪又令其羞于启齿。
绿色狩猎行动[2]在被宣布的同时又被否认，印度的内政大臣P·齐丹巴兰，同时也是这场战争的首席执行官，宣称这次行动并不存在，只是媒体的编造。但无数被分配的资金，成千上万为此调动的军队又恰恰说明其中有鬼。战争尽管发生在印度中心的丛林中，但仍会给我们所有人带来严重的灾难。
如果幽灵是业已逝去的某人某物的游荡魂灵，那么穿过森林的新四车道高速公路可能就是幽灵的对立面。这大概就是一种前兆吧。
森林里的对手在各方面都是天差地别的，一方面是有着狂妄自大的新兴大国的资金，火力，媒体支持的准军事部队。
另一方面是得到了严密组织且斗志高昂的毛主义游击队，和受到他们支持的那些手持传统武器的当地居民。毛主义游击队有着非同寻常的武装割据历史，它们与准军事部队是老对手，他们在之前就有过多次交锋：五十年代在特伦甘纳邦；六十年代在西孟加拉邦、比哈尔邦和安得拉邦的斯里卡库兰县；七十年代又在安得拉邦和比哈尔邦；八十年代至今一直在马哈拉施特拉邦。他们对彼此的战法知之甚详，更仔细研究过对方的作战手册。毛主义者（或者他们的前身）尽管似乎每一次都被击败乃至被彻底地消灭，可每一次又能东山再起且以比以往更加严密的组织，更加坚定的决心，以及更具影响力的面貌出现。如今，起义再一次席卷了恰蒂斯加尔邦、恰尔肯德邦、奥里萨邦和西孟加拉邦的那富含矿藏的森林。那个既是上百万印度部落民的家园，也是商界梦寐以求的原料产地的地区。自由主义者很容易相信一场战争正发生在丛林里，这是印度政府与毛主义者之间展开的战争。而毛主义者则宣称选举是骗局，议会是猪圈，要推翻印度政府。让人忘记印度中部部落民的反抗比毛主义者要早好几个世纪是很容易的（这当然不言自明，没有部落民的反抗，毛主义者也没有存在的基础）。特霍人、奥朗人、科尔人、桑塔尔人、蒙达斯人和冈德人在之前都多次进行过对抗英国人、地主和放贷人的起义。起义被残酷镇压，成千上万的人被屠戮，但人民从未被征服。甚至，独立之后，在西孟加拉邦的纳萨尔巴里，部落民仍是第一次毛派起义的后盾（这就是纳萨尔派分子这个同等于毛派分子的词语的来源）。自从那时纳萨尔巴里政治就不可避免地与部落民起义交织在一起，这就是二者之间的关系。
这一源自之前起义的遗产创造的愤慨人民被印度政府故意孤立和边缘化。印度宪法，这一印度民主的根基于1950年被采用，对部落民来说却如同晴天霹雳，因为它批准了殖民政策并且通过了国家是部落领地的保管人的决议。短短一晚，部落民拥有的土地被变为非法占有，部落民的传统的森林生产权利被否认，他们全部的生活方式都定为犯罪。作为投票权的交换，宪法剥夺了他们生存和拥有尊严的权利。
最近，内政部长表示了他的“担忧”。他表示，他不希望部落民生活在落后的文化中。然而，作为一个代表主要的几个矿业公司利益的律师，似乎部落民的福祉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不那么重要。因此，探寻他焦虑的原因可能会是一个好办法，一个搞清为何印度政府会如此对待部落民的好办法。
过去的五年左右时间里，恰蒂斯加尔邦、恰尔肯德邦、奥里萨邦和西孟加拉邦的政府与一些大企业秘密签署了数百份总价值高达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备忘录，这些谅解备忘录都是与钢铁厂、钢铁加工厂、发电厂、铝精炼厂、水坝和矿厂签订的。为了使这些条约变成真正的财富，部落民必须离开他们的家园。于是，战争来临了。
当一个自称民主的国家发动了一场内战，会是什么情况呢？反对派是否仍有机会，或者说它是否该有机会呢？毛主义者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只是一群虚无主义者，一群把过时的意识形态强加给部落民，然后煽动部落民进行无望起义的虚无主义者吗？他们从过去的经验中学习到了什么？武装斗争本质上是不民主的吗？普通的部落民是夹在政府和毛主义者中间的所谓“三明治”吗？当毛主义者和部落民这两个概念被创造出来时是互相完全独立的吗？他们的利益一致吗？他们从彼此身上有何借鉴呢？他们是否对彼此有所改变呢？
在我离开的前一天，我的母亲打电话过来，在电话中，我感觉她十分疲惫。“我一直在想，”她凭借一种母亲式的奇特直觉说，“这个国家需要一场革命。”
一篇网络文章说，摩萨德正在用目标暗杀技术训练三十名高级警官，然后让他们刺杀毛主义领袖，以使毛主义组织陷入混乱。据媒体报道，有很多从以色列进口的装备将被或已被投入使用，其中包括：激光测距仪，热成像装备，以及深受美军欢迎的无人机。这些装备都是对付穷人的绝佳武器。
从赖布尔到丹特瓦拉，穿越“毛主义温床”大概需要十个小时的车程。“毛主义温床”并不是随意创造的称谓，温床是滋生疾病与害虫的，而疾病必须被治愈，害虫必须被消灭，毛主义必须被根除。通过这种春秋笔法，我们已经接受了这种种族灭绝的词汇。
为了保护高速公路，安全部队对一条狭窄林带的两侧进行了“安保”，进一步说，这就好像是英属印度时期的达达艺术展[3]。
在赖布尔的郊区，一个巨大的广告牌上写着的是吠檀多[4]（我们的那位内政部长曾经与之合作）癌症医院的广告。在开采铝土矿的奥里萨邦，吠檀多正在资助一所大学。矿业公司们就这样以一种渐进温和的方式，在我们的脑海中变成了新的形象——一个温和负责的巨人。这叫企业社会责任，它使矿业公司像传奇演员、前首席大臣或者南达默里·塔拉卡·拉马·拉奥，那个经常在同一部有关泰卢固神话的电影里既唱红脸又唱白脸的家伙。企业社会责任遮盖了支撑印度矿业部门的反常经济状况。比如最近洛卡尤塔报告组织对卡纳塔克邦的报告显示，私营企业每开采一吨铁矿石，政府就能得到27卢比的矿区土地使用费，而矿业公司能得到5000卢比。在铝土矿和铝矿部门，这个数字会更加令人瞠目结舌。这数十亿美元的公然抢劫，用于贿赂选举，贿赂政府，贿赂法官、电视媒体、非政府组织以及广告商是绰绰有余的。那么，那些比比皆是的吠檀多临时癌症医院到底是什么呢？
我不记得我看见过吠檀多集团的名字在恰蒂斯加尔邦政府签署的备忘录上，但我十分怀疑每个有癌症医院的地方都一定会有一座平顶的铝土矿山。
我们路过卡恩凯尔，它因丛林反恐作战学院而出名，它的创立者BK·庞瓦尔准将，肩负着将腐败、懒散的警察变为丛林突击队员（就像把稻草变成黄金）。“要用游击队打败游击队”，这是作战学院的座右铭，它被刻在了一块石头上。
学校教学员奔袭、爬行、登降直升机、骑马（出于某些原因）、生食以及丛林求生。准将以能训练流浪狗打击“恐怖分子”而自豪。每六周就有八百名警察从于作战训练学院毕业。全印度计划建立二十所类似的学校，警察力量正逐渐转变为一支正规部队（在克什米尔，情况正好相反，那里的军队正在变为一支臃肿的行政警察力量）。但无论如何，人民都是他们的敌人。
夜深了，杰格德尔布尔也进入了梦乡，但许多画着拉胡尔·甘地的广告牌仍在向着人们招手，邀请人们加入青年国大党。在最近的两个月里，拉胡尔·甘地去了巴斯塔尔两次，但却从未透露过有关战争的事宜。可能对于人民的王子而言，插手此事会十分难办，他的媒体经理们一定也决心对此只字不提。事实上，由立法会议员马亨德拉·卡尔玛发起的和平行动组织，也称“净化狩猎”，这个由政府资助的恐怖组织，这个曾犯下多起强奸、屠杀、毁烧村落以及将成千上位的人赶出家园的始作俑者，可并没有在关于拉胡尔·甘地的精心宣传中占有多少笔墨。女游击队员在后方看守着一年一度的地震节（Bhumkal）[5]大餐。我准时到达了丹提斯瓦里的神庙赴会。我带了相机和一个小椰子，在前额上点了一个粉末状的红色提卡。我那时候想，会不会有人正在看着我哈哈大笑。几分钟内，一个男青年靠近了我，他带着一顶帽子，背着双肩包，指甲上有红色的指甲油，没有印地语的《瞭望》杂志，也没有香蕉。“你是那个要跟我来的人么？”没有Namashkar Guruji，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湿漉漉的纸条，并把它交给了我，上面写着：“Outlook nahi mila.”（找不到《瞭望》杂志）“那香蕉呢？”“我吃了”他说，“饿了。”他可真是个安全威胁。
他的背包上写着查理·布朗——不是画了个史努比。他说他叫曼图。我很快了解到在我即将要去的丹达卡兰亚森林里，人们都有着多个姓名或身份。这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欣慰——暂时成为别人而不用受困于自己的身份，这将是多美好的一件事啊。
阿兰达蒂·洛伊在采访人民解放游击军战士
我们走到了距离神庙只有几步路的公交车站，那里已经人满为患了。有两个人骑着摩托车，电光火石之间，在沉默中只是一个确认彼此的眼神，一次重心的转移，随后是引擎的加速，我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我们穿过警司的房子，我之所以认识他是因为我上次拜访过那里。他是一个坦诚的人，他说：“坦白说，女士，这个问题我们的警察或者军队都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在于那些部落民不知道什么是欲望。除非他们变得贪图享乐，否则我们是没有希望的。我跟我的上司说过，撤走军队，给每个人家里装上一台电视，所有问题都会自动解决的。”
不到一会，我们就开出了镇子，而且没有人跟着。这条路很长，我估计起码要骑三个小时。行程在一个偏僻的地方突然中断了，空荡荡的道路两旁是森林。曼图和我下了车，摩托随后开走了。我拿上我的背包跟着这个小“内部安全威胁”进了森林。那是晴朗的一天，阳光从林间倾撒而下，森林的地表披上了金色的外衣。
过了一会儿，我们出现在了一条平坦宽阔的河流边上，河岸的沙土呈白色。很明显，这是季风造成的。河床几乎变成了一片沙地，只有在中央有一条小溪，河水仅仅有脚踝深，很容易就能蹚过去。穿过小溪就是“巴基斯坦”（毛主义者占领区），“女士，”那位坦率的警司说，“我们的孩子在外面开枪杀人。”在我们渡河时，我想起了这句话。我发现我和领路人正在警察的瞄准中——在他们视野中的小小人影儿，很容易瞄准。但是曼图似乎毫不担心，而我从他身上也找到了这种自信。
在河岸的另一边，禅杜正在等着我们，他穿着打着好立克（Horlicks）广告的淡绿色衬衫，那是一个稍微年长一点的“安全威胁”，大概二十岁。他对我露出了灿烂的微笑，并递给我了一辆自行车，一个装有开水的汽油桶，和许多袋葡萄糖饼干，这些是来自印共（毛）的礼物。我和小“安全威胁”喘了口气，再次启程。原来自行车只是一个障眼法，在我们真正的路线里完全用不上自行车。我们爬上陡峭的山丘，又顺着松动的岩架沿着岩石小径向下。当他骑不下去的时候，禅杜就把自行车举过头顶，举重若轻。我开始对他身上那股傻乎乎的农村男孩气质感到怀疑。我发现（虽然那是很久之后了）他几乎可以运用所有武器，“除了轻机枪（LMG）”他骄傲地告诉我。
三个裹着头巾，头上插着花，醉醺醺的帅气男性和我们一道走了半个小时，直到我们分开。日落时分，从他们的背包里传出了打鸣的声音。原来，他们在包里装了公鸡，本来是是要带到市场上去买的，可惜没有卖掉。
黑暗似乎并没有影响禅杜的视觉，但我必须用火炬了。林里的昆虫们开始鸣叫，鸣叫声很快汇聚成了交响乐，我们被这美妙的声音笼罩着。我想仰望星空，但并不敢，我必须紧盯着地面，一步一步地小心着走。
我听见了犬吠声，但我不知道它距我到底有多远。地形变得平坦了，我偷偷地看了天空一眼，这让我心醉神迷。我希望很快就能到。“快了。”禅杜说，结果过了一个多小时，我终于看见了一些大树的轮廓——我们到了。
村子的面积似乎十分广阔，每座房子之间间隔很远。我们进入的房子十分漂亮。那里生了一团火，更多的人坐在外面，在黑暗中，我数不清有多少人，只是刚刚能看见罢了。周围响起窸窸窣窣的低语。“红色敬礼，同志。”“敬礼。”我说。我实在太累了。女主人让我进屋并且给我做了用四季豆烹制的咖喱鸡和红米饭，美味极了。她的孩子在我身边睡着了，银制的脚镯在火苗的跳动中闪烁着点点银光。
晚饭过后，我拉开我的睡袋。有一个奇怪的声音传来。原来，有人把收音机放到了我的睡袋里，它正在播放BBC印地语台。英国圣公会已经从吠檀多集团的奈彦吉利山项目中撤资，理由是环境以及对东加里亚空达部落权利的侵犯。我能听到牛铃声，鼻息，脚步声和牛喘气的声音。岁月静好啊，我闭上眼睛沉沉地睡去。
五点钟，我们起床了。在几个小时后我们穿过了另一条河，徒步走过一些美丽的村子。每个村子都有一排罗望子树守望着村庄，一如高大、仁慈的神灵。多么美丽的巴斯塔（Bastar）罗望子树。到了十一点，太阳高悬，步行已经失去了乐趣，我在一个村庄里停下来吃饭。禅杜似乎认识房主人——一个美丽的小姑娘，她和禅杜打情骂俏。禅杜看上去有点害羞，也许是我在旁边的原因。午饭是生木瓜配木豆，红米饭以及红辣椒粉。我们要等到太阳不再那么毒辣的时候再出发。我们在凉亭里小憩了一会，这个地方有一种特别的美感，每一件景物都泾渭分明而又不可或缺，没有任何画蛇添足。一只黑母鸡在矮泥墙上踱步，竹方格稳定着茅草屋的椽子，并兼作储物架。这里有一把扫帚，两只鼓，一个芦苇编制的篮子，一把坏了伞，一堆被压平的空瓦楞纸箱。有个东西吸引了我的注意，我需要我的眼镜。我看见，箱子上面印着：标准功率90高能乳化炸药（2级）SD CAT ZZ。
我们在两点继续出发。在我们要去的村子里，我们会见到一个女同志，她知道下一个目的地在哪而禅杜不知道。这里也有信息经济，没有人无所不知。但当我们到达村落的时候，那个女同志并不在这，这里没有她的消息。我头一次看见禅杜脸上笼罩着阴霾，我心中也是阴云密布的，我不知道他们的交流系统是什么样的，万一出了什么差错呢。
我们停在一座废弃的教学楼外，在离村落的不远的地方。为什么这些政府的村庄学校就像一个个独立的堡垒呢？为什么每所学校都给窗户安上了铁栅栏，装上了滑动折叠钢门？为什么不是像普通的村落一样用泥和茅草搭房子呢？那是因为这些学校也用作兵营和仓库。“在阿布胡珈地区的村落里，”禅杜说，“像这样的学校”他在地上拿树枝画了一个建筑平面图。三个八角形彼此连接在一起，形成了蜂巢状。“所以他们可以向任何方向开火。”他画了一个箭头来解释他的话，就像板球比赛里击球手的得分分析图[6]。这些学校里都没有老师。他们都跑光了。你们把他们赶走了？不，我们只赶警察。那为什么教师会来到这里，来到丛林，他们明明坐在家里都能拿到工资。问得好。他告诉我这是一片革命新区，毛主义者最近刚刚进入这里。
大概二十个年轻人到了这里，有男有女。禅杜解释说这是村一级的民兵，是毛派武装的最基本单位。我之前从未见过这样的人，他们穿着莎丽服，裹着头巾，还有一些人穿着磨损的橄榄绿迷彩服。男生们带着珠宝，帽子，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把前装枪[7]，被称为巴马尔（bharmaar），还有些人拿着砍刀，斧头和弓箭。
一个男孩带了一门土制迫击炮，用三英尺长的镀锌管制成，里面被塞满了火药和弹片，随时可以开火。它的噪声巨大，并且是一次性的。但这仍能吓到警察，他们咯咯地笑着说。
战争似乎不是他们最关心的事情，也许这是他们所在的区域在“和平行动”民兵组织的基地以外。他们刚刚完成了一天工作：帮忙在一些村社周围修建栅栏，让山羊无法进入农田，们十分欢乐并且充满好奇心，女孩们都很自信并且同男生相处的十分融洽。我对这样的事情很敏感，而且印象深刻。禅杜说他们的工作是巡逻并且保护周围的四五个村庄，并且在农田里帮闲，清理水井或者修理房屋——简而言之，就是做任何需要的事情。
仍然没有找到那个女同志。现在应该做什么？答案是什么也不做，只有在等待之余帮忙做个刀工。
在晚餐之后，所有人都静悄悄地排起了队，显然，我们要行进了。我们带上了所有的东西，包括大米，蔬菜和锅碗瓢盆，离开了学校并且列队走进了森林，在一个半小时之内到达了一处林间空地，并准备在此地休整。这里鸦雀无声。几分钟内，所有人都铺好了他们蓝色塑料布，这东西无处不在（没有它就没有革命）禅杜和曼图共用一张，他们分出了一张给我并且为我找到了最好的位置，靠着一块最舒适的灰色岩石。禅杜说他已经发信息给那位女同志了，如果她收到了那她明天一早就会到这，如果她真的收到的话。
这是我睡过的最美的房间，宛如身处万千星辰化作的宫殿，周围是这些陌生却可爱的孩子，他们总是对新鲜事物报以强烈的好奇心。确切无疑，他们都是毛主义者，但他们都会死吗？等待他们的是丛林作战学校吗？还有还有武装直升机，热成像和激光测距仪吗？
为什么他们必须要死？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仅仅是为了把这一切都变成矿石？我仍然记得我当时访问奥里萨邦的基耶哈尔露天铁矿。那里也曾有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也曾有这样天真烂漫的孩子。而如今只留给大地的只有一道鲜红的裂痕，以及直灌口鼻的红色尘土。红色的水，红色的空气，红色的人，他们肺被灌满了红色尘土，连头发也被染成了红色。日日夜夜，卡车一辆接着一辆地隆隆驶过村庄，成千上万的卡车将矿石运往帕拉迪普港，从而达到中国。在那里，它会被变为汽车、烟雾和一夜之间突然出现的城市；变成让经济学家目瞪口呆的增长率；变成鼓动战争的武器。
除了一个半小时轮班一次的哨兵以外，所有人都入睡了。终于，我可以凝望星空了。我是在米那夏尔河的岸边长大的，过去我总是觉得在薄暮时分响起的蟋蟀声，是天上的星星迫不及待准备照耀大地的歌声。我惊讶于自己是多么热爱这里，在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另一个地方能让我留下来。我今晚应该是谁？星空下的喀穆赖杜·瑞海儿？也许那个女同志明天会来。他们下午早些时候到达了这里，我能从远处看见看见他们。他们中的十五个左右的人穿着橄榄绿的制服向我们跑来。即便距离很远，从他们奔跑的样子，我也能看出来他们是重要人物——人民解放游击军。热成像仪，激光瞄准步枪以及丛林作战学校都是为这些人准备的。他们携带着真正的利器，英萨斯步枪，SLR步枪，还有两个人拿着ak47。这个小队的领导是马德哈瓦同志，他来自安得拉邦的瓦朗加尔，九岁时就跟着印共了。他十分沮丧并且向我道歉，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说这其中出现了沟通失误，而这通常是不会发生的。我本该在第一天就到达主营地，有人在这场接力赛中把接力棒掉了，摩托车本来应该停另一个地方。“我们让你等了这么久，让你走了这么多，当听到你在这里的消息之后我们一路赶了过来。”我回答说没关系，我来的时候做好了去等，去走，去听的准备。他想让我们立刻离开，因为在营地里的人都在焦急地等待。
走到营地花了几个小时。当我们到达时天更黑了。这里有数层哨兵以及成同心圆状巡逻的巡逻兵。这里得有上百个同志排成两列。每个人都手持武器。他们笑着，开始唱歌：“Lal lal salaam, lal lal salaam, aane vaaley saathiyon ko lal lal salaam（向到来的同志致以红色敬礼）。”歌声悦耳动人，就好像这是一首歌唱河水潺潺或林树花开的歌曲。伴随着这首歌，同志们交相庆贺，相互握手，握拳示意。人们彼此祝贺，低声说着：“Lalslaam,mlalslaa mlalslaam…”
除了一大片铺在地上的蓝色塑料布外，在大概十五英尺的范围内没有任何“营地”的痕迹。我的房间有一个塑料布的屋顶，这是用来过夜的。可能是因为对我步行一天的奖励，也可能是因为即将到来的一切而对我的照顾，或者两者皆有。无论如何这是我在整个旅途中最后一次拥有屋顶。在晚饭时我遇到了纳尔默达同志（她是原住民妇女革命组织的负责人同时正在被通缉悬赏）、人民解放游击军的撒萝雅同志（她刚刚和SLR步枪一样高）、梅斯志（在冈德语里是黑姑娘的意思，同时她也在被悬赏）、萝比同志（技师）、拉朱同志（她是我刚刚穿越的那片分区的负责人）和维努同志【或者穆拉利、索努、苏希尔，想怎么叫都可以】，显然他是这些人中级别最高的，可能是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甚至是政治局的。他们没说，我也不去问。在我们之间有人说冈德语、亥比语、泰卢固语、旁遮普语和马拉雅拉姆语，只有梅斯会说英语（所以我们都用印地语交流。）梅斯是一位体型高大又十分安静的同志，她似乎不善言辞。但从她拥抱我时的反应能看出她酷爱读书，并且想在丛林里有书可读。当她愿意向我敞开满载悲伤的心房时，会向我诉说她的故事的。坏消息来了。送信的带着“饼干”来了。手写的字条被叠起来并钉成小方块，有整整一袋，像薯片一样，这是来自各处的消息。警察已经在翁戈纳尔村（Ongnaar village）杀害了五个人，四个是民兵一个是普通村民，他们是：山都·波泰（25），菲奥洛·瓦迪（22），坎德·波泰（22），拉莫利·瓦迪（20），达尔赛·科拉姆（22）。他们本可以住在昨晚的星空之下的。好消息来了，一支小型分遣队带着一个胖乎乎的男青年，他也穿着迷彩，但看上去是全新的。所有人都对他们表示了钦佩，并对这次合作表达了意见。那个男青年看上去既羞涩又开心，他是到森林里给同志们看病的医生，而距上一次医生拜访丹达卡兰亚森林已经过了很多年了。
收音机里播放着新闻，内容是内政大臣同受“极左势力影响”的邦首席部长的有关战争事宜的会谈，恰尔肯德邦和比哈尔邦的首席部长故作姿态没有出席。所有坐在收音机旁边的人都笑了。选举前后，他们说，在竞选的过程中以及可能在邦政府组建一两个月之后，主流的政治家都会说类似于：“纳萨尔派是我们的孩子。”这样的话。你可以用表定个时，看看他们什么时候会改变想法，露出獠牙。
我被托付给卡姆拉同志。我被告知不能在不通知她的情况下离开自己的床铺哪怕五英尺，因为每个人都会在黑暗中失去方向感，然后彻底迷路（我没有叫醒过她，因为我睡的很死）。第二天早上，卡姆拉给了我一个被剪掉一只角的塑料袋。它曾经用来装阿比斯黄金精制大豆油。现在它是我的方便袋。在通往革命的路上什么也不能浪费。
（即便现在我也总是想着卡姆拉同志，她17岁，腰上总是别着一把土制的手枪。还有男孩们，他们的笑容多么灿烂。但如果她被警察碰到，她就会被处决，他们可能会先强奸她，而不会询问任何问题，因为她是一个“内部安全威胁”）
（二）
吃过早饭后，我发现维努同志（穆拉利、索努、苏希尔）正等着我呢，他盘腿坐在蓝色塑料布上，看上去与一个瘦弱的乡村教师无异。我要去上历史课，或者更确切的说，是一次关于关于丹达卡兰亚森林过去三十年的历史课，这段历史一直持续至今日，并在今天的战争中达到高潮。当然，这只是党的一家之词，但是又有哪部历史不是这样的呢？无论如何，要对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进行质疑、讨论，而不是仅仅被谎言蒙蔽（这正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就要将它公之于众。
维努同志总是那样平静，令人安心，他的声音温柔，在今后的日子里它总是在我完全失去信心的情况下出现。这个早晨他几乎毫不停歇地讲了几个小时的话，他像一个小商店的经理，拿着一大把钥匙，能打开迷宫般的储物柜，那里装满了故事、歌声和独到的见解。
维努同志隶属从戈达瓦里河到安得拉邦的七支武装中的一支，并且他早在三十年前的1980年六月就进入了丹达卡兰亚森林（党内称为DK）。他是最早的四十九个人之一，他们是人民战争集团的成员，该组织是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分支，即最初的纳萨尔派。在康达帕利·西西拉马耶的领导下，人民战争集团在同年四月被宣布从印共（马列）脱离成为独立政党。他们决议要建立一支常备军，为此需要一个基地，丹达卡兰亚森林就将成为这样的基地。第一批小队被派遣至丹达卡兰亚森林，以勘察当地情况并开展建立游击区的活动。关于共产党是否应当建立常备军，以及“人民军队”的概念是否存在矛盾的争论由来已久。人民战争集团建立军队的决定来自于其在安得拉邦的经历，在那里，“耕者有其田”的运动同地主爆发了冲突，并引来了警方的镇压，这让他们发现没有一支听党指挥的、素质过硬的军队就无法抵抗这种镇压。
（到2004年，人民战争组织融合了其他印共（马列）的分支，包括：党统一和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其活动在比哈尔邦和贾坎德邦的大部分地区，最终成为了今日的印度共产党（毛主义））。
丹达卡兰亚森林，用英国白人的话说，就是所谓的冈瓦纳的一部分，意思是贡德人的土地。今天，这座森林位于中央邦、恰蒂斯加尔邦、奥里萨邦、安得拉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交界，将一个麻烦的民族分成不同的行政区是他们的老把戏，但是毛主义者和毛主义贡德人可不管这些。他们脑海里的地图和这个完全不一样，就好像森林中的其他生物一样，他们有着自己的道路。对于他们而言，有道路不意味着顺路前进，反而意味着要跳过他们，否则，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会被伏击。尽管贡德人（被分为科亚部落和多拉部落）是绝对多数，但也有一些其他部落的定居点。那些非部落民的社群、商人和定居者，住在森林的边缘地带，靠近道路和市场。
人民战争集团并非第一批进入丹达卡兰亚的思想传播者。1975年著名的甘地主义者老爹安特在瓦罗拉开设了他的布道场和麻风病院；同时，罗摩克里希纳传教团也已经开始在阿卜胡马德的偏远森林里开办乡村学校；在北巴斯塔尔，巴巴·比哈里·达斯发起了一场极端运动，要“把部落带回印度教的怀抱”，其中包括诋毁部落文化，诱导自我厌恶，并带来了印度教的丰厚大礼——种姓制度。第一批改变信仰的人是那些乡绅和大地主，比如马亨德拉·卡尔马，那个和平行动民兵组织的建立者，被授予了杜维杰（即出生了两次的人）的地位的人，也就是婆罗门（当然这件事情肯定是一个骗局，因为没有人能变成婆罗门，如果他们能，我们现在就会有一个全是婆罗门的国家了）。但即使是这种冒牌的印度教也足够满足他们了，就好像饼干、肥皂、火柴和油等在村集市上出售的所有的其他假货能满足村民一样。作为印度教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村子的名称也在土地记录中改变了，结果是大部分村子现在有两个名字，人和政府的名字也是一样。举个例子，英纳村（Innar village）被改为了钦纳里（Chinnari），选民名单上，部落民的名字被改成了印度名（马萨·卡尔玛变成了马亨德拉·卡尔玛）。而那些没有投入到印度教怀抱的人被称为“贱民”（意思是不可接触者），在这之后他们成为了毛主义者天然选民。
人民战争集团一开始在南巴斯塔尔和加德奇罗利地区活动。维努同志向我描述了他们刚到第一个月的一些细节：村民开始是如何不信任他们，不让他们进屋子，没有人给他们食物和水，警察传播谣言说他们是小偷，女性把他们的珠宝藏在木材炉的灰里，环境被搞得十分压抑。1980年十一月，在加德奇罗利，警察对着村民议会开火，并且消灭了一整只小队，这是丹达卡兰亚第一次发生枪杀。这一次巨大的挫折，同志们被迫淌过戈达瓦里河撤回阿迪拉巴德。
但在1981年，他们又回来了。他们开始组织起部落民，使得部落民们在天度烟叶[8]的交易中索取更高的价格（这些烟叶被用来制作卷烟）。那个时候，大概五十片一捆的烟叶商人只需付3派萨。将完全不熟悉这种政治的人组织起来，领导他们斗争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
最终，斗争成功了，价格翻了一倍，涨到了一捆6派萨。然而，对于党而言，他们真正成功的是向人们展示团结的价值和采取政治谈判的新方式。今天在多次的斗争和组织下，一捆天度烟叶的价格涨到了每捆1卢比（似乎以如此快的速度涨到这个价格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天度烟叶的交易额到达了数十万卢比）。每一个季度政府招标时都会允许承包商采集一定数量的天度烟叶，通常在1500到5000标准袋之间，这被称为玛纳克博拉斯（manak boras），每一单位的玛纳克博拉斯有1000捆烟叶。
（当然没有办法确保那些承包商不会拿走比他们应得的更多的烟叶）当天度烟叶进入市场的时候是以千克为单位交易的，但随后狡猾的计算和称量系统将捆转化为玛纳克博拉斯，再变成千克，整个过程是控制在承包商手里的，而这就留下了操作空间，并且是最糟糕的那种。在最保守的估计下，每袋天度烟叶能盈利大约1100卢比（这还是在付给甲方每袋120卢比的情况下）。即使按照这种标准计算，一个小承包商（能采1500袋的那种）也能在每季度获利160万卢比，至于那些大承包商（能采5000袋的那种）的盈利则达到了550万卢比。
如果以现实标准估计那会是这个数量的几倍。同时，“最严重的内部安全威胁”们直到下个季度才勉强站稳脚跟。
我们被一阵笑声打断。尼勒什，一位人民解放游击军的年轻同志一边拍打着自己，一边快步走向炊事区，当他靠近时我看见他正拿着一个大个的红蚁巢，蚂蚁爬在他身上到处都是，咬着他的胳膊和脖子。尼勒什仍然在笑着。“你吃过红蚁甜酸酱么？”维努同志问我。我小的时候在喀拉拉邦（Kerala）就见过红蚁，我还被它们咬过，但是我从没有吃过（甜酸酱的味道居然还不错，味道很酸而且富含叶酸）。
尼勒什来自比贾布尔，那是和平行动的中心地带。尼勒什的弟弟加入了和平行动组织，参与了烧杀劫掠的活动，并成为了特种警察（SPO）。他和他的母亲住在巴萨古达的营地里，他的父亲拒绝同行并且留在了村庄里。事实上，这家人已经老死不相往来了。
后来，当我有机会和他聊天的时候，我问尼勒什，为什么他的弟弟要做那些事情。“他那时候非常年轻，”尼勒什说，“他有了一个放纵自己的机会，一个烧杀抢掠的机会。结果他疯狂了，做了很多罪大恶极的事。
现在他陷入了困境，他再也回不去村子里了，没有人会原谅他，他自己也知道。”
我们回到了历史课上。维努同志说，党的下一次斗争是对抗巴拉尔普尔的造纸厂。政府和塔帕尔财团签了45年的合同，以高额补贴开采15万竹子。（和铝土矿相比是九牛一毛，但也很高了）。每捆竹子会付给部落民10派萨，一捆竹子有20根（这和塔帕尔财团获得的利润是天壤之
别）。在长期的组织和斗争后，部落民和造纸厂进行了公开谈判，让每捆竹子的价格翻了两番，到了40派萨。对于部落民而言，这是巨大的成就。其他政党也做了承诺，但都没有兑现。这时候，人们开始接近人民战争集团并且询问能否加入。
但是烟叶、竹子和其他森林特产的政治活动都是季节性的。真正长期的问题，以及人民痛苦的真正来源，是森林部门这个最大的地主。每个早晨，部门官员，甚至是他们中最年轻的会如同梦魇一般出现在村庄里，阻止人们耕作他们的土地，捡拾柴火，采摘叶子，收获水果，和放牧，简单来说就是阻止他们活下去。他们把大象带到杂草丛生的土地上，当它们经过的时候会洒下阿拉伯胶树的种子以此损毁土壤。人们会被殴打，逮捕，羞辱，他们的庄稼会被破坏。当然，从森林部门的观点来看，这些都是参与到违宪活动中的非法分子，并且森林部门是唯一一个贯彻法治的部门（至于他们对女性的性剥削只是他们自认为在艰难境遇中的一点小福利而已）。
人民对于这场斗争的参与使得印共更有底气，他们决定共同与森林部门进行斗争，这鼓励了人们占领森林并在此耕作的行动。森林部门为了报复，烧毁了在森林地区建立起的新村庄。在1986年，政府宣布在比贾布尔建立一个国家公园，这意味着60个村庄将被驱逐，它们中超过一半已经迁出，当共产党进入的时候国家公园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开始，这让森林部门无法进入该区域。有几次，森林部门的官员被村民抓到，并被绑在树上殴打，这是对于几代以来剥削的宣泄性报复。最终，森林部门落荒而逃。在1986到2000年间，印共重新分配了三十万英亩的林地，维努同志说在丹达卡兰亚森林里再也没有无地的农民了。
对于今日的年轻一代而言，森林部门的记忆已经淡去，母亲讲故事讲给孩子，那是一个屈辱而饱受奴役到难以置信的过去。对于老一辈而言，从森林部门中解放意味着真正的自由。他们能触碰到它，品尝到它，甚至比印度独立的自由还要真实。他们开始团结在党的周围，并同党一起奋斗。
第七小队取得了很大进展。他们的影响现在遍布6万平方公里的森林中，成千上万的村庄里，和上百万的人民中间。
但是森林部门的离开只是警察来临的先兆，这引发了一轮流血事件——警察的伪装遭遇战和人民战争集团的伏击战。而伴随着土地再分配而来的是其他的责任：灌溉、农业生产和人口增长导致的滥砍滥伐的问题。为此党决定将群众工作和军事工作分离。
今天，丹达卡兰亚森林被一个精心设计的人民政府（ Jantana Sarkars）管理着。它的组织原则来自于中国革命和越南战争。每个委员是由几个村子共同选出的，他们的人数在500到5000之间。它有九个部门：农业部、工商部、经济部、司法部、防卫部、卫生部、公共关系部和文化教育部，当然丛林是这一切赖以实现的前提。一组人民政府的委员隶属于区域委员会，三个区域委员会组成了一个区，在丹达卡兰亚森林有10个这样的区。
“我们现在有森林保护部门了。”维努同志说，“你一定知道政府报告里说纳萨尔地区的森林数量增长了吧？”讽刺的是，维努同志说，首先从党反抗森林部门斗争中获益的是那些乡绅（Mukhiyas）——那群杜维杰。他们用他们的人力和资源，攫取了尽可能多的土地，并且进展十分顺利。后来，有人建议将党关注点放在他们的“内部矛盾”上，正如维努同志说的那样，当它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部落内部的公平、阶级和正义的问题上，大地主们感到大祸临头。随着党影响力的扩展，他们开始衰落，越来越多的人将问题诉诸党而非乡绅，旧的剥削模式开始受到挑战。在第一个雨天，人们传统上应当去耕作乡绅的土地而不是他们自己的，这种形式不复存在了，他们再也不用上交第一天从马府油树上收获的作物或者其他林业产品。显然，有些事非做不可了。
马亨德拉·卡尔马是当地最大的地主之一，而且，在那个时候是印度“共产党”的成员。在1990年他联合了一群乡绅和地主开始了一场名为“公众觉醒”的运动。他们“唤醒”“公众”的方式就是组织一支狩猎队，搜林，杀人，烧屋和强奸。那时的中央邦政府（恰蒂斯加尔邦尚未被建立）给警察提供了援助。在马哈拉施特拉邦，也是类似的情况，所谓的“民主阵线”开始了它的暴行。人民战争以其真正的方式回应了暴行，他们处决了几个最臭名昭著的地主，在几个月后，一月觉醒计划——也就是白色恐怖（维努同志这样称呼它）消失了。1998年，已经加入国大党的马亨德拉·卡尔玛试图复兴“公众觉醒”运动，但这一次它失败得甚至比上一次还快。
然而随后，在2005年的夏天，他撞上了好运。四月，恰蒂斯加尔邦的人民党政府签署了两份谅解备忘录，计划建立综合性钢铁工厂（协议条款保密）。一个是在贝拉迪拉与埃萨钢铁进行的7000亿卢比的合作，另一个则是在罗汉迪古答与塔塔钢铁进行的10000亿卢比的合作。同月，曼莫汉·辛格总理做了最著名的声明，表示毛主义者成为了印度最严重的内部威胁（在这个时间点上说这样的话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因为事实恰恰相反，因为议会政府刚刚击败，削弱了毛主义者。他们损失了1600名干部，并且陷入了完全的混乱中）。总理的声明使得矿业公司的股票有了保障，同时也给媒体一个信号——任何人都能对毛主义者下手。在2005年六月，马亨德拉·卡尔马在库特罗村召开了一个乡绅之间的秘密会议，并宣布“和平行动”（净化狩猎）展开。这个有趣的名字混合了部落的质朴和杜维杰/纳粹情绪。
不像一月觉醒计划，和平行动是一个地毯式扫荡工作，目的是把人们从村庄转移到路边的营地，在那里，他们会被监控和管制。在军事上，这叫做战略村（Strategic Hamleting）。它由哈罗德·布里格斯爵士将军于1950年提出，用于同马来亚共产党人的作战。布里格斯计划在印度军队中十分受欢迎，在那加兰邦、米佐拉姆邦和特伦甘纳邦都在采用。人民党恰蒂斯加尔邦政府的首席部长，拉曼·辛格宣布，对于他的政府来说，没有搬进营地的居民都将被认定为毛主义者。所以在巴斯塔尔，对于一个普通村民而言，仅仅是待在家中，过着普通的生活也等同于参与了危险的恐怖活动。
作为特殊的招待，有人递给我一杯红茶和一副耳机，并打开了MP3播放器，这段嘈杂的录音记录了D·S·曼哈尔先生（时任比贾布尔的警司）通过无线电通知他的下属关于国家和中央政府给予那些“觉醒”的村民们的奖励和鼓励措施。但是对于那些拒绝投降的村庄，他明确的指示应该将之烧毁，而想要报道纳萨尔派的记者应该被击毙（我很久之前在报纸上看到过这个，当事情败露，作为惩罚——谁也说不上来这是对谁的惩罚，警司的权力被移交给了国家人权委员会）。
和平行动组织焚烧的第一个村庄（在2005年6月18日）是阿姆贝
利。在2005年的六月到12月之间，该组织对着南丹特瓦拉的村庄一路烧杀淫掠。它们的行动核心是比贾布尔和拜拉姆加尔地区，靠近贝拉迪拉地区，那里就是埃萨钢铁提议建立新工厂的地方。无独有偶，这里恰好也是毛主义者的据点，革命人民委员会在这里做了许多工作，尤其是在建设灌溉设施上，革命人民委员会因此成为和平行动组织的重点目标，上百人被以最残忍的方式杀害。大约六万人迁入了营地，有些是自愿的，其他人则是出于恐惧。在这里面大概有3000人被任命为特种警察，每个月工资是1500卢比。
为了这点蝇头小利，像尼勒什弟弟这样的年轻人就把自己永远的关进了铁丝网的围栏里。尽管如此残忍，他们也可能成为这场残酷战争中最可悲的受害者，因为最高法院无法为他们的罪行提供豁免。
剩下的数十万人逃离了政府的监控。（但是这644个村庄的发展基金却没有，这些钱都去哪了？）他们中的许多人去了安得拉邦和奥里萨邦，他们通常在辣椒收获的季节里过去当合同工。但是还有上万人逃进了森林，无家可归，仅能在白天返回家园。
在和平行动的推动下，出现了一批警察局和营地，其目的是在毛主义者“缓慢再占领”的土地上建立地毯式安全，他们假设毛主义者不敢攻击如此大规模集中的安全部队。毛主义者意识到如果不打破这种地毯式安全，就等于放弃那些他们赢得了信任并与之生活，为之奋斗了二十五年的人民。为此，他们在安全网络的核心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击。
2006年1月26日，人民游击军进攻冈加拉乌尔的警察营地，并击毙七名警察；2006年7月17日，击溃埃拉博的和平行动组织营地，击毙20人，击伤150人（你可能读到过：“毛主义武装袭击了省政府为因恐惧纳萨尔派而逃离村庄的村民设立的救济营地”）；2006年12月13日，他们袭击巴萨古达的“救济”营地，并击毙3名特种检查和一名巡警。而在2007年3月15日，他们进行了最大胆的一次行动。
一百二十名解放游击军战士袭击了拉尼博帝女士修行所，它已经变成了营房，其中屯驻着80名恰蒂斯加尔邦警察和特种警察，但那些女性旅客仍然以人肉盾牌的身份住在里面。人民解放游击军首先进入旅馆的院子，封锁了女性居住的建筑，随后袭击了营房。55名警察和特种警察被击毙，没有女性受伤（丹特瓦拉的那位“公正”的警司曾给我看过他幻灯片里面的骇人照片，照片上是被烧焦且内脏被掏出的警察尸体以及被炸毁的校舍。这些恐怖的照片令人难以直视，而他看上去对我的反应十分满意）。
对拉尼博帝卡的袭击引起了国家内部的骚乱。人权组织谴责毛主义者不仅因为其使用暴力，更因为其反对教育和袭击学校，但在丹达卡兰亚森林，这场袭击成为了传说，无数的诗歌喜剧依此创作。
毛主义者的自卫反击卓有成效地打破了地毯式安全并给人民以喘息的空间。警察和和平行动组织的成员躲进了他们的营房里，仅仅在午夜才出来，通常以300到1000人一队在村里进行封锁和搜索的行动。渐渐地，除了特种警察和他们的家人，和平行动营地中的其他人都开始陆陆续续地返回他们的村庄。毛主义者也欢迎他们的回归，并宣布特种警察也可以选择回归，只要真诚并公开地忏悔他们的罪行。年轻人成群结队的涌入人民解放游击军（人民解放游击军在2000年12月才正式成立，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它的武装以十分缓慢的速度发展为分队，又发展为排，再由排发展为连，但是在和平行动对人民掠夺下，解放游击军迅速地扩大到成营的军事实力）。
和平行动不仅失败了，而且适得其反。
正如我们现在所知的，和平行动不仅仅是由不入流的小角色发动的地方性质行动，尽管他们在媒体宣传中弄虚作假，我们还是清楚，和平行动是一项恰蒂斯加尔邦政府和在中央掌权的国大党发起的一场联合行动，他们决不允许它失败，毕竟那些谅解备忘录仍然等待被执行，就像在婚恋市场上萎靡不堪的剩男剩女一样。政府面临着极大的压力，他们不得不制定新的计划。于是，绿色狩猎行动的计划被提出了。和平行动的特种警察现在变为科亚突击队，同时部署了部署了恰蒂斯加尔邦武装部队、中央后备警察部队、边境安全部队、印藏边境警察部队、中央工业安全部队、灰狗小队、蝎子小队、眼镜蛇小队。这项政策被亲切地称为“赢得了人心”的政策。
重要的战争通常发生在不太可能的地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在深山中击败了苏维埃共产主义，而在丹特瓦拉森林里，一场为了争夺印度灵魂的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人们总是在说，印度的民主危机不断加深，大公司、主要政党和安全机构之间如何勾结等待。但是如果你想看看这一切到底是怎样的，丹特瓦拉森林会是一个好去处。
一份关于国家土地关系和未完成的土地改革任务（第一卷）的报告草案中写道，塔塔钢铁和埃萨钢铁是和平行动的第一批资助者。由于是政府报告，当它在媒体上被报出的时候，引起了一阵骚乱（这一事实在最后的报告中被删除，我们不得而知这究竟是一个错误还是有人收到了“善意”的提醒）。
2009年10月12日，塔塔钢铁工厂的强制听证名义上是在当地人都可以前往的罗汉迪古答召开的，但实际上却是在几英里之外的，被大量安保力量封锁的杰格德尔布尔税区的一间小厅里进行。五十名被雇来的部落民由吉普车护送至地点。会议结束后，当地税务官庆祝“罗汉迪古答人民”合作愉快。当地报纸报道了这个谎言，即使他们清楚这一切（毕竟广告会因此滚滚而来）无视村民们的反对，该项目的征地工作已经开始。
毛主义者不是唯一一个想要推翻印度政府的势力，印度政府已经因印度教原教旨主义和经济集权主义改朝换代好几次了。
罗汉迪古答，距丹特瓦拉五个小时车程，这里在过去从未成为纳萨尔派的根据地，但现在它是了。我吃着蚂蚁甜酸酱，在这里工作的乔里同志坐在我旁边。她说在那些写着“纳萨尔来救救我们”的涂鸦出现在村舍墙上之后，她就转移到这里来工作。几个月之前，村务委员会的主席维姆·梅什拉姆在集市被击毙。“他是塔塔集团的人。”乔里说：“他那时强迫村民放弃自己的土地，接受与公司的交易，他被处理掉是一件好事。但我们也失去了一位同志，他们枪杀了他。你还想听更多么关于卓别里（chapoli）的故事吗？”她才二十岁。“我们不会让塔塔集团进入这里，人民不想要他们。”乔里不是解放游击军的战士，她是雀塔那文工团（the Chetna Natya Manch）的成员，该组织是毛主义的文化部门，她来自阿布胡伊马德，唱写俱佳（她和马德哈瓦同志结了婚，当马德哈瓦第一次带着文工团来演出的时候，她就因歌声与他坠入爱河）。
我觉得我应该说些什么，我并不认为暴力有任何用处，而轻率的处决则根本是草菅人命。但是我该让他们怎么办？去法院吗？新德里的简塔曼塔有静坐[9]，难道有用么？我是让他们集会抗议还是绝食抗议？这听起来太可笑了。新经济政策的倡导者们，那些总是在说没有选择的人，应该给出一个可替代的反抗方式。对于这群人，这片森林而言这就是个现实的问题。此时此刻，他们应该投票给哪个党派？他们应该接受这个国家里哪一个民主机构？拯救纳尔默达运动[10]爆发的那些年里，在反抗纳尔默达建立大坝的运动中，哪个机构他们没有寻求过帮助？
（三）
天色已暗，营地里有很多活动，但光线太暗我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几点灯光零星闪烁，辨不清是星光，是流萤，还是绰绰人影。曼图小同志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我了解到他是第一批共产主义青年流动学校的十名学生之一，他们正在接受听和写的教育，并接受共产主义基本原则的指导（“向青年人灌输思想！”我们的企业媒体大声疾呼，那些电视广告在孩子们甚至还未拥有思考能力之前就对他们洗脑，然而这却被视为理所当然）青年共产党员不能带枪或者穿制服，他们只能跟在解放游击军队员的后面，他们眼中星光熠熠，就像见到了摇滚明星的狂热粉丝。
曼图以温和的主人气场接待了我，他装满我的水壶说我该收拾东西了。哨声响起，蓝色的塑料布的帐篷在五分钟之内收好，又一声哨响，所有的100名同志已经排好了队，他们站成五行，拉朱同志是行动负责人。开始点名，我也站在队列里，当站在前面卡姆拉同志提醒我时，我也报出了自己的编号（我们数到20，然后从1重新开始，因为多数贡德人只能数到这么多，二十对他们来说已经够用了，也许对我们来说也够用）。禅杜现在身着迷彩，手持司登冲锋枪。拉朱同志低声用冈德语向队伍下了命令，我什么也听不懂，但我一直听到RV这个词，之后拉朱告诉我它是集结地的意思。“我们设定了集结地，以便在遇到火力袭击，不得不分散的时候知道到哪里重新集合。”他不知道这几句话在我心里引起了多大的恐慌，我不怕遇袭，我怕的是迷路，我是个大路痴，卧室和厕所之间我都能迷路，那在6万平方公里的森林里呢？无论如何我要抓紧拉朱同志。
在我们前进之前，维努同志找到我说：“那么，我向你告辞，同志。”我大吃一惊，他看上去像一只戴着羊毛帽，穿着皮制凉鞋的小蚊子，他身边围着他的警卫，三男三女，全副武装。“我们非常感谢你从这么远的地方赶来，同志。”他和我再次握了手，随后又握紧拳头，“红色敬礼，同志。”那个身负诸多秘密的人消失在了森林里，好像从未出现过一样，我有点失落。但我还有几个小时的录音要听。并且在之后的时间里，我还会遇到很多人，他们会在维努同志告诉我的故事骨架上增添生动的细节。我们开始向反方向移动。拉朱同志在一英里以外闻到了爱多些碘药水[11]的味道，他高兴地对我说：“我都感觉不到我的膝盖了，我得吃一把止痛药才能走路。”
拉朱同志说得了一口流利的印度语，还能一本正经的讲着最好笑的故事。他在赖布尔做了十八年的律师。他和他的妻子，马尔蒂都是党员，是城市工作网中的一部分。在2007年末一名工作网中的关键人物被捕，在严刑拷打之后成为了告密者，他被一辆封闭的警车载着，在赖布尔周围转悠，并被要求指出他之前的同事。
马尔蒂同志就是被指认出的一员，2008年1月22日她和其他几名同志被捕，他们的主要罪行是将载有和平行动暴行视频证据的光盘邮寄给几名国会议员。她的案子没有被移交法庭，因为警察知道他们的指控难以成功。但是新的恰蒂斯加尔邦特别治安法案允许警察在没有保释的情况下拘留她数年。“现在政府已经增派了几个营的恰蒂斯加尔邦警察来‘保护’那些可怜的国会议员，免受他们自己邮件的‘伤害’。”拉朱同志说。他一直没被抓住，他的两个上学的孩子单独待在家里，受到了警察的严格询问，最后他们不得不收拾东西搬到叔叔家去。
仅仅在几周之前，拉朱同志才第一次收到他们的消息。是什么给了他这种力量，是什么还能让他保持这种辛辣的幽默？除了他们过去所经历的，是什么让他们仍然在坚持？是对党的忠诚、希望，还有爱。我一次又一次地见证了它，以最刻骨铭心的方式。
解放游击军是毛主义武装力量中的脊梁。
我们现在成一列移动。我和一百名冷酷无情的暴力分子，嗜血的叛乱分子在一起。在离开之前我环视营地，除了火焰燃烧过后的灰尘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痕迹了，完全看不出有上百号人在这里扎营。我对这支军队的所作所为感到难以置信，就碳消费而言，他们比甘地主义者更甘地主义，他们碳足迹比任何鼓吹气候变化威胁的人都要少。就目前而言，哪怕是破坏的手段，也很有甘地主义的风格。比如，在一辆警车被焚毁之前，它的所有零部件都会被拆下来，它的方向盘被拉直，做成枪管，人造皮的内饰被剥下做成子弹袋，电池用作太阳能充电（来自最高指挥部的指示是被缴获的警车应该被埋起来而不是烧掉，以便将来能在需要时再次利用）。我是不是该写一出戏剧，叫《当甘地拿起枪》？或者《我会被绞死吗》？
我们行走在漆黑和死寂之中。我是唯一一个拿着手电筒的，我把它指向地面以便看清卡姆拉同志的光着的脚后跟，她穿着破旧的黑色女式凉鞋，我借此可以知道在何处落脚。她的负重是我的十倍。她背着一把步枪，头上有一个装满补给的大袋子，一口大锅和装满蔬菜的背包。她头上的袋子放的很稳，她不用怎么碰它就能在斜坡和光滑的石头路上爬下，她简直神了。结果我们走了很长一段路，我很感谢历史课，除了别原因的以外，它让我在一天的行军中可以得到一点修整。
在夜晚的森林中漫步是最惬意的事情。我每晚都这么做。
我们要去庆祝1910年邦卡尔（Bhumkal）起义（译者注：见之前地震节注）一百周年。在这场起义中，科亚人奋起反抗英国人。Bhumkal，意思是地震。拉朱同志说人们会花好几天一起走上街头庆祝。森林里一定有很多人在庆祝，所有的丹达卡兰亚森林分部都有庆祝活动。我们很荣幸，因为仪式的主持人凌（Leng）同志和我们走在一起，在冈德语里，Leng的意思是“声音”。
凌同志是安得拉邦的一个高个子中年男子，是咖德尔（Gadar）的同事，咖德尔是一位歌星、诗人，他在1972年创立了激进的文化组织“群众戏剧论坛”（Jan Natya Manch），传奇且受人爱戴。最终，“群众戏剧论坛”成为了人民战争集团的正式组成部分，在安得拉邦吸引了数万观众。
凌同志于1977年加入“群众戏剧论坛”，以自身的能力成为了一名受欢迎的歌手，他生活在安得拉邦，经历过最严重的镇压，几乎每天都有朋友死去的虚假“遭遇战”的屠杀时代：一天晚上，一位女警察局长化装成医生，把他带离医院，带到瓦兰加尔郊外的森林里去“遭遇意外”。但是，凌同志说，幸运的是，加德尔得到了这个消息，并对他发出了警报。1998年，人民战争集团决定在丹达卡兰亚森林成立一个文化组织，在那个时候，凌同志被派去领导“意识戏剧论坛”（ Chetana Natya Manch）。现在他来了，和我走在一起，穿着橄榄绿的衬衫，不知什么原因，他的紫色睡衣上面还有着粉红色的小兔子。“‘意识戏剧论坛’现在有10000名成员。”他告诉我，“我们有500首歌，印地语、冈德语、恰蒂斯加尔希语和哈尔比语。我们印了一本有140首歌的书。”
“每个人都会写歌。”我第一次和他说话时，他看起来很严肃，很专一。但是几天后，他仍然穿着睡衣坐在火炉旁，告诉我们一位非常成功的主流泰卢固语电影导演（他的一个朋友），总是在自己的电影中扮演纳萨尔派。“我问他，”凌同志用他那有吸引力的泰卢固口音的印地语说，“你为什么总是认为纳萨尔派这样？”——他巧妙地模仿了一个蹲着迈着大步的，被猎杀的人带着AK-47从森林里出来，这使我们大笑不已。
我并不确定我期待不期待地震节的庆祝活动，因为我恐怕会看到传统的部落舞蹈会被毛主义的宣传、鼓舞人心的演说和一个个目光呆滞、唯命是从的听众所僵化。我们很晚才到达会场，一个临时的纪念碑，用红布包裹的竹制脚手架建成，在顶部，毛主义党的锤子和镰刀的上方，是用银箔包裹的人民政府的弓、箭，恰当的层次体系。舞台很大，但也是临时的，在一个坚固的脚手架上，被一层厚厚的泥灰泥所覆盖。已经有小火堆分散在地上，人们陆续到达做他们的晚饭。他们只是黑暗中的轮廓，我们穿过这些（lalsalaam, lalsalaam, lalsalaam），继续走了大约15分钟，直到重新进入森林。
在新营地，我们又得进去，又一次点名，然后是关于岗哨位置和“发射弧”——决定谁将在警察袭击的情况下覆盖哪个区域的指示，再次确定集结地点。
一个事先就开始计划的宴会已经准备好了，卡姆拉给我带来了一种野生番石榴当做甜点，她在散步时摘了下来，为我保存了起来。
从拂晓时分开始，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一起庆祝这一天，兴奋的嗡嗡声越来越响亮。很久没见面的人又见面了，我们能听到测试麦克风的声音，旗帜、横幅、海报、彩旗正在升起，一张海报出现了，上面有我们到达时在翁戈纳尔村遇害的五个人的照片。
而我在和纳尔默达同志、梅斯同志和鲁皮（Rupi）同志一起喝茶。纳尔默达同志谈到她在加德奇罗利工作多年，后来成为了革命部落妇女组织的丹达卡兰亚森林领导人。鲁皮和梅斯是安得拉邦的城市活动家，她告诉我，妇女在党内的长期斗争，不仅是为了她们的权利，而且是为了让党看到男女平等是公正社会的一个梦想核心。我们谈论到70年代纳萨尔巴里运动中妇女的故事，她们对那些自认为是伟大的革命者，但却被同样的父权制度、同样的沙文主义所捆绑的男性同志们大失所望。梅斯说，从那时起，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不过他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还没有妇女）。
午时左右，另一支人民解放游击军分遣队抵达，那是一个由高个子、轻快、孩子气的男人领导的小队，这位同志有两个名字：苏克德夫和古萨·乌森迪，但这两个名字都不是他的，苏克德夫是一位深受爱戴的烈士的名字（在这场战争中，只有死者才可以安全地使用他们的真名），至于古萨·乌森迪，许多同志都曾使用过古萨·乌森迪这个名字。所以即使苏克德夫接下的旅行都和我在一起，我也不知道要如何再找到他，不过至少能在各种地方听出他的笑声。他说，他是1988年来到丹达卡兰亚森林的，当时人民战争集团决定将三分之一的部队从北特伦加纳派遣到丹达卡兰亚森林。他穿着考究，穿着“文职”（冈德语是“文职服”）而不是“正装”（毛主义者的“制服”），可以冒充一名年轻的执行官。我问他为什么不穿制服。
他说他一直在旅行，刚从卡恩凯尔附近的高止山脉凯什卡尔段回来。有报道称，一家名为瓦达塔（Vedanta）的公司所关注的铝土矿储量有300万吨。
果然，我的直觉是正确的。
苏克德夫说他去那里测量人们的体温，来看看他们是否做好了战斗准备。“他们现在想要小队，还有枪。”他把头往后仰，大笑起来，“我告诉他们这可不容易，老兄。”从聊天的主题和携带AK-47的轻松自如里，我可以看出他也对人民解放游击军很有信心。
丛林哨兵到了。有一块“饼干”要给我！是维努同志寄来的，他在一张折好再折好的小纸片上，写下了一首他答应寄给我的歌词。纳尔默达同志读到信时会心一笑，她知道这个故事。故事可以追溯到80年代，大约在人们刚刚开始信任党的时候，人们带着他们的问题（如维努同志所说的），他们的“内部矛盾”来到这里。妇女们是第一批来的。一天晚上，一个老太太坐在火炉边，然后站了起来给达达（dada）的记录唱了一首歌。她是一个玛蒂亚人，在玛蒂亚人中有妇女在结婚后脱掉上衣，保持胸部裸露的习俗。
| 他们说我们不能保留我们的衬衫，达达，达科尼利，他们让我们把它们脱下，达达， 我们犯了什么罪，达达 世界已经改变了，对不对达达 但是当我们去市场的时候，达达，我们得半裸的去，达达， 我们不想要这样的生活，达达，去告诉我们的祖先，达达。 |
这是党决定解决的第一个妇女问题。这个问题必须用外科手术工具小心地处理。1986年，党建立了部落妇女组织，然后发展成为了革命部落妇女组织，现在有9万加入的成员，它很可能是印度最大的妇女组织。（顺便说一下，她们都是毛主义者，共有9万人。她们会被“消灭”吗？那么“意识戏剧论坛”的10000名成员呢？他们也是吗？）革命部落妇女组织爱反对部落民中的强迫婚姻和诱拐传统，反对让月经期的妇女住在村外森林小屋里的习俗，反对重婚和家庭暴力。但是它还没有赢得所有的战斗，但是哪个女权主义者有呢？例如，即使今天，在丹达卡兰亚森林，妇女也不能播种。在党的会议上，男人们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应当予以取消。但实际上，他们根本不允许这样做。因此，党决定，妇女可以在属于人民政府的公共土地上播种。在那片土地上，她们可以播种，种植蔬菜，修建拦水坝。这是一次半胜，而不是一场完整的胜利。
随着警方的镇压在巴斯塔的不断加剧，革命部落妇女组织的妇女已经成为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她们成百上千地聚集在一起，与警察进行物理对抗。革命部落妇女组织的存在，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态度，并且减轻了针对妇女的许多传统歧视。对于很多年轻女性来说，加入党，特别是加入人民解放游击军，成为了她们摆脱社会窒息的一种方式。苏希拉同志，一位革命部落妇女组织的高级干部，她谈到了“和平行动”民兵对革命部落妇女组织妇女的愤怒。她说他们的口号之一是“Hum Do Bibi layenge! Layenge!”（我们将有两个妻子！我们会的！）许多强奸和野兽般的性侵都是针对革命部落妇女组织的成员的。但是许多目睹了野蛮行为的年轻女性加入了人民解放游击军，现在女性占其干部的45%。纳尔默达同志派人去请她们中的一些人，她们一会儿就加入了我们。
弗琳克（弗琳克）同志的头发很短，用冈德语来说叫鲍勃头，她很勇敢，因为在这里，“鲍勃头”的意思是“毛主义者”。对警方来说，这是足够执行即刻处决的证据。2005年，弗琳克同志的村庄——科尔马（Korma）遭到了那加营和“和平行动”民兵的袭击。当时，弗琳克是村里的一个民兵，她的朋友露基（Lukki）和苏基（Sukki）也是革命部落妇女组织的成员。在烧毁村庄后，纳加营抓住了露基、苏基和另外一个女孩，轮奸并杀害了她们。“他们在草地上强奸了她们”弗琳克说“但是在之后，就没有草剩下了。”已经好几年了，纳加营已经走了，但是警察仍然会来。“他们需要女人或小妞的时候就来。”
阿吉塔也有一个鲍伯头。“和平行动”民兵来到格尔西——她的村子，把三个人淹死在纳奥捞河里。阿吉塔曾经是民兵的一员，跟着朱杜穆走到一个离村子很近的叫做巴鲁·那·度迪克的地方。她看到他们强奸了六个女人，并射中了一个男人的喉咙。
拉克希米同志是一个漂亮的长辫子姑娘，她告诉我，她看到“和平行动”民兵烧毁了她的村庄——氿吉奥的三十栋房子。“那时我们没有武器，”她说，“除了看着，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她之后很快就加入了人民解放游击军。拉克希米是2008年那会儿花了三个半月穿越丛林到达
奥里萨邦纳亚格尔的150名游击队员之一，她们在那里突袭了警方的一个军械库，缴获1200支步枪和20万发弹药。
在2004年，“和平行动”民兵开始猖獗之前，苏米特洛同志加入了人民解放游击军。她说，她加入人民解放游击军是因为她想离家出走。“女人在各个方面都受到控制，”她告诉我，“在我们村里，女孩不允许爬树，如果做了的话，她就得付500卢比或一只母鸡的罚款；如果一个男人打了一个女人，而女人还手打男人的话，她就得给村里一只山羊；男人们一起上山打猎的几个月时间里，女人不允许接近猎杀；最好的肉留给男人吃，女人甚至不允许吃鸡蛋。”这难道不是加入游击队的好理由吗？
苏米特洛讲述了她曾在革命部落妇女组织工作时的两个朋友，迪拉姆·帕尔瓦蒂和卡姆拉的故事。迪拉姆·帕尔瓦蒂来自南巴斯塔的巴里卡亚村。和其他人一样，她也看到了“和平行动”民兵烧毁了她的村庄，然后，她就加入了人民解放游击军，在高止山脉凯什卡尔段工作。2009年，她和卡姆拉在该地区组织了3月8日妇女节的庆祝活动。她们一起呆在瓦迪勾村外的小茅屋里，警方在夜间包围了小屋并开火。卡姆拉进行了还击，但仍不幸遇害。帕尔瓦蒂逃跑了，但第二天就被发现并处死。
这就是去年妇女节所发生的事情。然后这里有篇来自一家全国性报纸关于今年妇女节的报道：
巴斯塔叛乱分子为妇女争取权利
阿尔汗·凯姆，《今日邮报》，赖布尔，2010年3月7日
政府可能已经停止一切行动，以打击国内的毛主义威胁。但是，恰蒂斯加尔邦的一部分反叛分子有着比生存更紧迫的任务。随着国际妇女节的临近，巴斯塔地区的毛主义者呼吁举行为期一周的“庆祝活动”，以倡导妇女权利。海报也张贴在巴斯塔地区的比贾布尔。自称妇女权利拥护者的呼吁让州警察大吃一惊，巴斯塔地区的T·J·朗库默总检察长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纳萨尔派的这种呼吁，他们只相信暴力和流血。”
然后报告继续说：
“我认为毛主义者正试图反击我们非常成功的群众宣传活动（Jan Jagran Abhiyaan）。我们开展这项活动的目的是赢得公众对绿色狩猎行动的支持，这项行动是由警方发起的，旨在根除左翼极端分子。”总检察长说。
这种恶意和无知的混合体并不罕见。古德萨·乌森迪，党目前的编年史家，比大多数人更了解这一点。他的小电脑和MP3录音机里充满了新闻报道、否认、更正、党内文献、死者名单、电视剪辑和音频和视频资料。“成为了古德萨·乌森迪最糟糕的事情”他说，“就是宣布从未发布的澄清。我们可以拿出一本厚厚的书来说明我们未发表的澄清，以及他们所说的关于我们的谎言。”他说话时没有一丝愤慨，实际上是带着某种乐趣。
“你不得不否认的最荒谬指控是什么？”
他回忆过去。“2007年，我们发表了一份声明，说‘Nahi bhai, humney gai ko hathode say nahin mara.’（不，兄弟，我们没有用锤子杀死奶牛）。2007年，拉曼·辛格政府宣布了一项“奶牛计划”，一项选举承诺，每一个部落民都被提供了一头奶牛。一天，电视台和报纸报道说纳萨尔派袭击了一群牛，用锤子把它们打死，因为他们反印度教反印度人民党。你可以想象发生了什么，我们发布了否认。几乎没有人传播它。
后来发现，分发奶牛的那个人是个流氓，他把它们卖了并说我们伏击了他，杀了牛。”
那么最严重的是？
“哦，有很多个，毕竟他们正在进行一场运动。当“和平行动”民兵开始的第一天，他们袭击了一个叫厄姆比里的村庄，烧毁了它，然后所有的人，“和平行动”特种警察、纳加营、警察，都向高筑巴尔（Kotrapal）移动……你一定听说过高筑巴尔吧？这是一个著名的村庄，它因拒绝投降而被烧毁了22次。当“和平行动”民兵到达科特拉帕时，我们的民兵正在等待他们。他们准好备了一场伏击。民兵杀死了两名“和平行动”特种警察，俘虏了七名士兵，其余的逃走了。第二天，报纸报道说，纳萨尔派屠杀了可怜的部落民。有人说我们杀了数百人。即使是像《前线》这样受人尊敬的杂志也说我们已经杀了18名无辜的部落民。即使是对事实一丝不苟的人权积极分子K·巴里古巴尔，他也这么说。我们发了一份澄清函，没有人发表它。后来，在他的书中，巴里古巴尔承认了他的错误……但谁注意到了呢？“
我问被俘的七个人发生了什么事。
“地区委员会召集了一个人民法院（Jan Adalat）。有四千人参加了。他们听了整个故事。其中两名“和平行动”特种警察被判处死刑。有五个人被警告然后被放走了。人民做决定。即使是告密者——现在正在成为一个大问题——人们也会倾听案件、故事、供词，然后说“iska hum risk nahin le sakte”（我们不准备承担信任这个人的风险）或“iska risk hum Lenge”（我们准备承担信任这个人的风险）。新闻界总是报道那些被杀的告密者，从不报道那些被释放的人。所以每个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嗜血的过程，每个人都会被杀死。这不是复仇，而是关于生存和拯救未来的生命…当然也有问题，我们犯了严重的错误，我们甚至在伏击中杀死了错误的人，以为他们是警察，但这不是媒体描述的那样。”
令人害怕的“人民法院”。我们如何接受它们？或者赞成这种形式的粗鲁正义？
另一方面，“交锋”的假象和其他——最糟糕的简易司法形式——从印度政府那里得到警察和士兵的勇敢奖章、现金奖励和无休止的晋升？他们杀得越多，得到的回报就越多。他们称之为“勇敢的心”，即“交锋专家”。我们被称为“反国民”，是敢于质疑他们的人。那么关于最高法院明目张胆地承认它没有足够的证据判处穆罕默德·阿夫扎尔（2001年12月议会攻击中被指控）死刑，但还是进行了处决该怎么说呢？因为“只有对罪犯判处死刑，社会的集体良知才会得到满足。”
至少高筑巴尔人民法院的案件中，全体成员是亲自到场作出决定的。这不是那些很久以前就失去了与普通人生活的联系，自以为是代表一个缺席的集体发言的法官所做出的决定。
我想知道高筑巴尔的人民做了些什么？叫警察来？
鼓声开始变得非常响了。是庆祝的时间了。我们走到平地上。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这里一片人山人海，最狂野、最美丽的人民，穿着最狂野、最美丽的衣服。男人似乎比女人更加关注自己。他们的头上饰有羽毛，脸上有纹身。很多人都化了眼妆，在脸上涂上白色的粉末。这里有很多民兵，姑娘们穿的纱丽服，有激动人心的颜色，肩上漫不经心地挂着步枪。有老人，孩子，还有红色的彩旗划过天空。
凌同志在讲话，还有几位人民政府的其他干部。纳艾缇同志是一位非凡的妇女，自1997年以来一直在党内工作，她对国家构成了巨大的威胁，2007年1月，因为听说她在因呐尔村，超过700名警察包围了那里。纳艾缇同志被认为如此危险，被如此拼命追捕，并不是因为她指挥了许多伏击（尽管她确实这么做了），而是因为她是一个为村里人所热爱的部落妇女，是一个真正鼓舞年轻人的人。她肩扛着AK（这是一把有故事的枪。几乎每个人的枪都有一个故事：从谁那抢的，怎么抢的，谁抢的）说话。
“意识戏剧论坛”的一个剧团表演了内容关于邦卡尔起义的戏剧。邪恶的白人殖民者戴着帽子和金色的稻草做的头发，被阿迪瓦西斯人欺负和殴打——这在观众中引起了无穷的乐趣。另一个来自南根加拉奥（South Gangalaur）的剧团表演了一个名为《血猎的故事》的戏剧。约利为我做了翻译。这是两个老人去寻找他们女儿的村庄的故事。当穿过森林时，他们迷路了，因为所有的东西都被烧毁了，无法辨认。“和平行动”民兵甚至烧毁了鼓和乐器。这里没有灰烬，因为一直在下雨。他们找不到女儿，只能开始悲伤地唱歌，听到他们的歌声，女儿从废墟里向他们歌唱，她唱道：“我们村的声音被压制住了。不再有淘米声，不再有井边的笑声。不再有鸟，不再有咩咩叫的山羊。我们幸福的结实的细绳已经被折断了。”
她父亲唱到：“我美丽的女儿，今天不要哭泣。每个出生的人都必须死亡。我们周围的这些树会倒下，花开花落，总有一天这个世界会变老。但我们为谁而死？总有一天，我们的劫掠者会学到，总有一天真理会盛行，但我们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几千年都不会不会忘记你。”
之后是几次演讲。然后鼓声和舞蹈开始了。每个人民政府都有自己的剧团。每个剧团都有自己的舞蹈。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到来，拿着巨大的鼓，跳出狂野的故事。每个剧团唯一的共同特征就是糟糕的矿工，戴着头盔和墨镜，经常抽烟。但是他们的舞蹈没有任何僵硬或机械的地方。他们跳舞时，尘土飞起，鼓声震耳欲聋。渐渐地，人群开始摇摆起来，然后跳起舞。他们以六七排的队伍跳舞，男人和女人分开，双臂搂着对方的腰。有着上千人的阵势。
这就是他们来这里的目的，为了这个。在丹达卡兰亚森林森林里，幸福被很严肃的对待。人们要走上好几英里，好几天，来一起欢宴、唱歌，在头巾上插上羽毛，在头发上插上鲜花，搂着手臂，喝着马华酒，整夜跳舞。没有人会独自唱歌或跳舞。这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能表明他们对一个企图消灭他们的文明的蔑视。
我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在警察的眼皮底下发生的。就在绿色狩猎行动中。
一开始，人民解放游击军的同志们看着舞者，拿着枪站在一旁。但是，一个接一个地，就像那些不能忍受站在岸边看其他鸭子游泳的鸭子一样，他们也加入进去开始跳舞。很快就出现了橄榄绿舞者的队伍，与其他所有的颜色一起旋转。然后，几个月、几年不相见的兄弟姐妹、父母、孩子和朋友，有时会相遇，这些队伍会分散并重组，橄榄绿分散在旋转的纱丽、鲜花、鼓和头巾中。这无疑是一支人民军队，至少现在是这样。毛主席所说的“八路军是鱼，老百姓是水”，在这一刻，是真的。
毛主席，他也在这里，也许有点孤独，但出席了。在红布屏幕上有一张他的照片，马克思也在，纳萨尔派运动的创始人和主要理论家查鲁·马宗达也在这，他直白的言辞崇尚暴力、鲜血和殉道，而且经常使用一种粗糙的语言，这种语言几乎要灭绝了。站在这里，在地震节，我忍不住想，他对这场革命的结构如此重要的分析，已经从它的情感和图像中移除了。当他说只有“一场歼灭战”才能产生“一个敢于面对死亡、不受任何利己思想影响的新人”——他能想象，在夜色中跳舞的古老的人们，会是那些肩负着梦想的人们吗？
（终）
这里发生的一切清晰地向外界表明了一个从过去脱胎换骨的政党其所坚持的不懈斗争的理论。当查鲁·马宗达说出“中国的主席是我们的主席，中国的道路是我们的道路”这句著名的话时，他准备把它扩大到当叶海亚·汗将军在东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犯下种族灭绝罪时，纳萨尔派保持沉默这一议题上来，因为当时中国是巴基斯坦的盟友。
对红色高棉和其在柬埔寨的镇压，也保持沉默；对中俄两国革命中的过激行为也保持沉默；对西藏保持沉默。在纳萨尔派运动中，也存在着过激的暴力行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很难得到辩护。但是，他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能与国会和人民党在旁遮普、克什米尔、德里、孟买、古吉拉特邦等等地区的肮脏“成就”相比吗？然而，尽管存在着这些可怕的矛盾，查鲁·马宗达在他的著作中所言的都是十分有远见的。他创立的政党（以及许多其分裂的团体）使印度实现了革命的梦想。想象一下没有这个梦想的社会吧！就这点而言，我们不能过于严厉地批判他，尤其是在我们用甘地那“虔诚”的空话来谈论"非暴力行为"的优越性和他的托管概念时：
“富人将拥有自己的财富，其中他将合理占有其所需要的财富，然后会作为受托人，将剩余的财富用于社会福利。”
然而，奇怪的是，当代的印度沙皇，这个无情地要粉碎纳萨尔派的国家的具体代表，现在居然说出了查鲁·马宗达很久以前的话：“中国的道路就是我们的道路。”
上下颠倒。内外翻转。
中国的道路已经变了。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帝国主义国家，掠夺其他国家和人民的资源。但是执政党的名字没变，党的路线却已经完全改变。
当党是一个政权夺取者（就像现在在丹达卡兰亚一样），寻求人民的支持，关注他们的每一个需求，那么它是一个真正的人民的党，它的军队是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但革命之后，这段爱情很容易变成痛苦的婚姻。人民军队很容易背叛人民。在今天的丹达卡兰亚，党希望把铝土矿留在山上。但明天它会改变主意吗？但是，对未来的担忧是否该阻碍我们继续前行呢？
舞会将持续一整夜。我走回了营地。马泽在那儿，仍然醒着。我们聊到了深夜。我把收藏的聂鲁达的船长诗集副本给了她（我带来了，以防万一）
她不断地问着，“外面的人们怎么评价我们？学生们怎么说？请告诉我现在关于妇女运动还有什么大问题吗？她问起了我的作品。我试着如实地向她讲述我的混乱思想。然后她开始谈论自己，她是怎样入党的。她告诉我，去年5月，她的搭档在被敌人伪造的遭遇战中死亡。事实上是在纳西克被捕，并被带到瓦朗加尔杀害。“他们一定对他进行了十足的折磨。”她是在去见他的路上听说他被捕了，从那以后她就一直呆在森林里。在长时间的沉默之后，她告诉我她几年前结过一次婚。“他也在一次遭遇战中被杀了，”她说，并以令人心痛的准确性补充道，“但这次是在真正的遭遇战中。”
我躺在我的Jhilli上，思索着马泽长期以来的悲伤，听着从地上传来的鼓声和持久幸福的声音，思考着的查鲁·马宗达的持久战争思想——毛主义政党的中心思想。这就是为何人们认为毛主义者提出的进入“和平谈判”是一个骗局，是一种获得喘息空间重新组织、重新武装自己并重返持久战的手段。什么是持久战？恐怖取决于其自身还是取决于战争的性质？如果丹达卡兰亚的人民在过去三十年里没有发动持久战，他们现在会在哪里呢？
毛主义者是唯一相信持久战的人吗？从印度成为主权国家的那一刻起，它几乎就变成了殖民大国，吞并领土，发动战争：它毫不犹豫地利用军事干预来解决政治问题——克什米尔、海德拉巴、果阿、纳格兰、曼尼普尔、泰伦加纳、阿萨姆、旁遮普。纳萨尔派在西孟加拉、比哈尔和安得拉邦起义，现在已经跨越了印度中部的部落地区。数以万计的人被杀害，数十万人遭受酷刑，但施暴者却不受惩罚。
所有这些都隐藏在慈祥的民主面具之后。这些战争是针对谁的？穆斯林、基督徒、锡克教徒、共产党人、达利特人、部落民，尤其针对那些敢于质疑命运，不接受嗟来之食的穷人。很难不把“印度”视为“属于上层种姓的印度教国家”（不管哪个政党执政），它和“其他国家”之间互相怀有敌意。而且，他们还以真正的殖民方式，派纳加人和米佐斯人去查蒂斯加尔邦作战，派锡克人去克什米尔，派克什米尔人去奥里萨邦，派泰米尔人去阿萨姆邦等等。如果这都不是“持久战”，那还会是什么？
在一个星光璀璨的美丽夜晚。苏克德夫同志的脸被电脑屏幕照亮了，他正对着屏幕里的自己微笑。他是个重度工作狂，我问他这样做什么有意思呢。他说：“我在想去年来参加邦卡尔起义庆典的待了一俩天的记者们，其中一个人和我的AK合影，拍了照，然后回去后叫我们杀人机器之类的。”
天亮了，舞蹈还没有停止。队伍会继续前行，数百年轻人仍在跳舞。“他们不会停止，”拉朱同志说，“除非我们收拾行李了。”
在路上，我遇到了医生同志，他在舞池边上架起了一个小小的医疗营地。我想亲吻他的胖脸颊。为什么他不能有至少三十个人的团队而只是一个人呢？为什么他不能有一千人的团队呢？我问他，丹达卡兰亚人的健康状况是什么样子的。他的回答令我毛骨悚然。他说他所见过的大多数人，包括人民解放游击军的人，都只有5到6个血红蛋白（印度女性的标准是11个）。这里有着由两年多的慢性贫血引起的肺结核，幼儿患有二级蛋白质营养不良，医学术语称为夸希奥科病（后来我查了一下。这个词来源于加纳沿海地区的非洲土语，意思是“新生儿出生时患上的疾病”。基本上，这个婴儿不再喝得到母乳，也没有足够的食物来提供营养）。“这是一种流行病，就像在比亚法拉一样。”医生同志说道，“我以前在农村里工作过，但从未见过这样的事。”
除此之外，还有疟疾、骨质疏松症、绦虫、严重的耳部和牙齿感染以及原发性闭经（青春期营养不良导致女性月经周期消失，或者根本就没有出现）在这里肆虐。
“除了加德奇罗利的一两个诊所外，这个森林里没有其他诊所，没有医生，没有药物。"
他现在和他的小队出发了，长途跋涉八天去阿普杰马德（Abhujmad）。他，医生同志，也穿着“正装”。所以（白匪）如果发现了他，就会立刻杀了他。
拉朱同志说我们继续在这里扎营很不安全，该前行了。离开邦卡尔需要很多时间说再见。
Lal lal salaam, Lal lal salaam,
Jaane waley Sathiyon ko Lal Lal Salaam,
（向离去的同志们敬红色的礼）
Phir milenge, Phir milenge Dandakaranya jungle mein phir milenge
（总有一天，我们会在丹达卡兰亚森林再见面的。）
Jaane waley Sathiyon ko Lal Lal Salaam,
（向离去的同志们敬红色的礼）
Phir milenge, Phir milenge Dandakaranya jungle mein phir milenge
（总有一天，我们会在丹达卡兰亚森林再见面的。）
开幕和结束的仪式从来不是轻而易举的，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当他们说“我们会再见面”时，往往意味着“我们可能再也不会见面了”。纳尔默达同志、马泽同志和萝比同志会各奔东西，我还会再见到他们吗？
我们再一次地启程。每天都变得更热。卡姆拉为我摘下了第一个天度果实。尝起来就像chikoo（印度特有的热带水果，状似土豆），我成了罗望子果的粉丝。这次我们在小溪边扎营。男女轮流地分批洗澡。晚上，拉朱同志收到了一整包“饼干”。
新闻：
2010年1月底，在马恩普尔分部被捕的60人尚未出现在法庭上。大批警察已经到达南巴斯塔尔，开始无差别攻击。
2009年11月8日，在卡切鲁姆（Kachlam）村，比贾布尔·杰拉、迪尔高·摩迪卡（60岁）和高瓦西·苏克鲁（68岁）被杀害。
11月24日，迈达维·巴门（15岁）在潘高迪村被杀害。
12月3日，来自高利扎特的迈达维·布哲姆也被杀害。
12月11日，7人在达尔巴地区的古米尔帕尔村死亡（姓名待定）。
12月15日，在高筑巴尔村，维高·松姆巴和迈达维·马蒂（两人都是革命部落妇女组织成员）被杀害。
12月30日，韦杰巴尔村的布宁·潘杜和布宁·毛图（父子）被杀。
2010年1月（日期未知），凯卡村的人民政府领导人甘格劳尔被杀害。
1月9日，扎甘贡达地区的塞邦古鲁村有4人死亡。
1月10日，在帕姆布拉迪村有3人死亡（目前还没有名字）
1月25日，因拉瓦迪地区的塔卡劳德村有7人死亡。
2月10日（地震节），古姆丽在阿普杰马德的杜马尔村被强奸和杀害，她来自一个叫帕埃沃的村庄。
2000名印*边境巡逻部队（ITBP）驻扎在拉杰纳恩德加奥恩森林，
5000名额外的BSF部队抵达卡恩凯尔。然后接下来：
人民解放游击军已满员。
2010年1月底，在马恩普尔分部被捕的60人尚未出现在法庭上。大批警察已经到达南巴斯塔尔，开始无差别攻击。
2009年11月8日，在卡切鲁姆（Kachlam）村，比贾布尔·杰拉、迪尔高·摩迪卡（60岁）和高瓦西·苏克鲁（68岁）被杀害。
11月24日，迈达维·巴门（15岁）在潘高迪村被杀害。
12月3日，来自高利扎特的迈达维·布哲姆也被杀害。
12月11日，7人在达尔巴地区的古米尔帕尔村死亡（姓名待定）。
12月15日，在高筑巴尔村，维高·松姆巴和迈达维·马蒂（两人都是革命部落妇女组织成员）被杀害。
12月30日，韦杰巴尔村的布宁·潘杜和布宁·毛图（父子）被杀。
2010年1月（日期未知），凯卡村的人民政府领导人甘格劳尔被杀害。
1月9日，扎甘贡达地区的塞邦古鲁村有4人死亡。
1月10日，在帕姆布拉迪村有3人死亡（目前还没有名字）
1月25日，因拉瓦迪地区的塔卡劳德村有7人死亡。
2月10日（地震节），古姆丽在阿普杰马德的杜马尔村被强奸和杀害，她来自一个叫帕埃沃的村庄。
2000名印*边境巡逻部队（ITBP）驻扎在拉杰纳恩德加奥恩森林，
5000名额外的BSF部队抵达卡恩凯尔。然后接下来：
人民解放游击军已满员。
一些过时的报纸也有关于纳萨尔派有很多新闻报道。一条特大的叫嚣着地标题完美地概括了政治气氛：Khadedo,Maaro, Samarpan Karao,
（消灭，击杀，让他们投降。）在那句话下面：Varta ke liye loktantra ka dwar khula hai（民主的大门总是为谈判敞开着。）第二种说法是毛主义为了赚钱而种植大麻。第三篇社论说，我们现在所扎营和经过的地区完全被警方控制了。
年轻的共产主义者拿走一些片段去练习阅读。他们在营地里走来走去，用广播播音员的声音大声朗读反毛主义的文章。
新的一天。新的地方。我们在乌塞尔村外的一颗巨大的马华树下扎营。马华树刚刚开花，它的淡绿色花朵落在森林的地面上就像一颗颗宝石一样。空气中弥漫着轻微的刺鼻气味。我们在等来自拜德派尔学校（Bhatpal）的孩子们，在翁戈纳尔遭遇战后那所学校关闭了，到了现在已经成了一个警察营地，孩子们被送回家了。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那瓦德、姆恩朱迈达、埃德卡、韦德马克德和特纳尔等地的学校。
拜德派尔学校的孩子们没有出现。
尼提同志（受到通缉）和维诺德同志带着我们走了很长一段路，我们参观了当地人民政府建造的一系列集水建筑物和灌溉池。尼提同志谈到了他们必须解决的农业问题。只有2%的土地是有灌溉的。在阿普杰马德，犁耕在十年前才被人听说。另一方面，在戴德克里，杂交种子和化学农药正逐渐引入。“我们需要农业方面人才的紧急帮助”维诺德同志说。“我们需要了解种子、有机杀虫剂、可持续栽培的人。只要稍加帮助，我们就能做很多事情。”
拉穆同志是负责人民政府地区的农民，他自豪地带我们参观了种植水稻、茄子、gongura、洋葱和卷心菜的农田。然后，他以同样的骄傲，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巨大，但非常干燥的灌溉池。这是什么？“这个灌溉池连雨季都没有水，挖错地方了”他说着，脸上挂着微笑，“它不是我们的，它是被强盗政府（Looti Sarkar）挖掘出来的。”。这里有两个平行的政府系统，人民政府和强盗政府。
我想起韦努同志对我说的话：他们想粉碎我们，不仅是因为矿物，还因为我们为世界提供了一种可选择的模式。
带枪的格拉姆·斯瓦拉杰的想法是，这目前还不是一个选择。虽然这里有太多的饥饿和疾病，但它无疑为另一种选择创造了可能性。不是为了全世界，不是为了阿拉斯加，也不是为了新德里，甚至也不可能是为了整个查蒂斯加尔，而是为了自己，为了丹达卡兰亚。这是世界上最保守的秘密，它为这个行将要毁灭自己的世界奠定了拯救方法的基础。它蔑视了历史，以最大的几率相比来说，它已经构建了一个为自己生存的蓝图。它需要帮助和想法，它需要医生、教师和农民。
它不需要战争。
但如果被施加战争，它将会反击。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遇到了多名妇女，她们有的在部落妇女组织革命部落民妇女协会（KAMS）工作，有的是人民政府的办事处的总负责人、丹达卡兰亚部落民劳农协会（DAKMS）的成员、被害者的家属，以及在这个恐怖年代里试图应付生活的普通人。
我遇到了三个较年老的姐妹，苏克亚丽（Sukhiyari）、苏克戴（Sukdai）和苏克爱丽（Sukkali），可能40多岁，来自纳里恩普尔地区。她们在革命部落妇女组织呆了12年了，村民们依靠她们来对付警察。“警察两三百人分成一组，他们偷了所有的东西：珠宝、鸡、猪、锅碗瓢盆、弓箭，”苏克爱丽说：“他们连刀子都不会留下。”她在纳里的房子被烧毁了两次，一次被那加营烧毁，一次被中央后备警察部队烧毁。苏希赫曾经在贾格达尔普尔被捕，并判处入狱7个月。
“有一次他们把全村的人都带走，说男人们都是纳萨尔派。”苏希赫和所有的妇女儿童跟随着。她们包围了警察局，直到男人们获释后才离开。“无论他们带走谁”苏克西说，“在他们录完口供之前，你必须马上去把人抢回来，一旦他们录完口供，一切就会变得非常困难。”
苏克亚丽小时候曾被拐走，并被强迫嫁给一个老人（她跑了去和她姐姐住在一起），现在她会组织群众集会并在会议上发言，人们依靠她来获得保护。我问她党对她意味着什么。“Naxalvaad kamatlab humaara Parivaar（纳萨尔意味着我们的家）。当我们听到袭击的消息时，就像我们的家人受到了伤害。”苏克亚丽说道。
我问她是否知道毛是谁。她害羞地笑了笑：“他是一个领袖。我们为他的愿景而努力着。”
我遇到了索马瑞·盖乌德（Somari Gawde）同志。二十岁，而她已经在贾格达尔普尔服过两年刑。
2007年1月8日，740名警察在纳里村周围设置警戒线，因为他们知道尼提同志在那里。（她曾经在那里，但在他们到达时已经离开了。）但是索马瑞是当时驻扎在那里的乡村民兵。警察在拂晓时开火。他们杀害了两个男孩，苏克拉尔·盖乌德和卡桥·高德。然后他们抓到另外三个人，杜什利·萨拉木和拉内（Ranai）这俩个男孩，还有索马瑞。杜什丽和拉内被绑起来射杀了。索马瑞离她生命终结只有毫厘之差。警察找到一辆带拖车的拖拉机，把尸体装进车里。索马瑞和尸体坐在一起，然后被带到纳拉因布尔。
我遇到了占瑞，她是于2009年7月6日被枪杀的迪利普同志的母亲。她说，在他们杀了他之后，警察把她儿子的尸体像动物一样绑在柱子上移动着（在其他人参与杀戮之前，他们需要制造出尸体来获得现金奖励）。占瑞跟在他们后面，一直跑到警察局。当他们到达时，尸体上已经没有一块衣服了。占瑞说，在路上，他们在dhaba（即“街头大食堂”的意思）停下来喝茶吃饼干时，把尸体留在路边（他们没有为那些付钱）。想象一下这个母亲，跟着儿子的尸体穿过森林，在远处停下来等着杀人犯喝完茶。他们并没有把她儿子的尸体还给她，让她可以为她儿子举行一个适当的葬礼，只让她把一大把土扔进埋藏他们那天杀死的所有人的坑里。占瑞说她想要复仇，Badla ku badla。以血还血。
我认识了六个马斯高乐（Marskola）人民政府的民选成员，他们可以管理村庄。他们描述了一次警方的劫掠行为：警方有时300人，有时400人，有时1000人，在晚上来。他们在一个村庄周围设立警戒线，并埋伏等待。黎明时分，警方抓到第一批去田里的人，把他们当作人肉盾牌，然后进入村庄，来告诉警方陷阱（‘booby-traps’）在哪里（‘booby-traps’已经变成了一个冈德语词语。每个人说或听到时都会微笑。森林里到处都是陷阱，有真的有假的。即使是人民解放游击军也需要指引来经过村庄）。一旦警察进入村庄，他们就抢劫，偷窃，烧毁房屋。他们带着狗来，狗会抓住那些试图逃跑的人。它们追逐家畜，而警察会杀掉家畜，把它们装在袋子里带走。特种警察会和警察一起来，他们知道人们把钱和珠宝藏在哪里。他们抓住人，把他们带走，在他们释放他们之前先把钱拿走。他们总是随身额外携带一些纳萨尔派“正装”，以备他们找到可以杀的人。他们杀死纳萨尔派分子就可以得到钱，所以他们批量制造了一些纳萨尔派“正装”。村民们害怕不敢呆在家里。
在这个宁静的森林里，生活似乎完全军事化了。警戒线和搜索、射击、前进、后退、倒下、行动等词被人熟知。为了收割庄稼，他们需要人民解放游击军来执行哨兵巡逻。去市场也是一种军事行动，市场上到处都是警察用金钱从村庄里诱惑出来的mukhbirs（告密者）。（一个月1500卢比）我听说在纳里恩普尔（Narainpur）有一个mukhbir mohallah——告密者的聚集地，至少有4000名告密者在那里。男人们不能再去市场，只能女人们去了，但她们被严密监视着，如果多买一点，警察将控告她们是为纳萨尔派买的。药剂师们收到命令，除极少量药品外，不能让人们随意购买药品。来自公共分配系统（PDS）的低价配给，糖、大米、煤油被存放在警察局或附近，大多数人无法购买。
联合国预防和处罚种族灭绝罪公约第2条将其定义为：
以下任何一种都是蓄意全部或部分摧毁国家、民族、种族或宗教团体的行为：杀害组织成员；对组织成员造成严重的身心伤害；故意打击群体性的生活条件，企图使其全部或部分受到物理上的破坏；采取措施打算阻扰在组织内分娩；【或】强制将组织的孩子转移到其他组织。
我开始吃不消了这几天的步行。我累了，卡姆拉给我弄来了一锅热水。黑暗中我在一棵树后中沐浴。但我不能吃晚饭，或爬进睡袋里睡觉。拉朱同志宣布我们必须移动。
当然，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但今晚很艰难，因为我们听到远处有炮击声。当时，我们在一片开阔的草地上扎营，听到远处有炮击声。在那里有我们的104个人，再一次，一条纵队通宵徒步。在我们周围有蟋蟀声，还有像薰衣草般的气味。到了我们要过夜的地方，已经是十一点多了。在露出地面的巨石块，我们站队，点名。有人打开了收音机。BBC说，在西孟加拉的比卡内尔，有一个东部边境步枪营地遭到袭击，60个骑摩托车的毛主义者参与，其中，14名警察被杀，10个人失踪，武器被抢夺。队伍里有一阵欢呼雀跃的低语。毛主义者的领导人基尚吉（Kishenji）正在接受采访。你什么时候才会停止这场暴力并来谈判？当绿色狩猎行动被取消时。任何时候，告诉奇丹巴拉姆我们会谈谈的。下一个问题：现在天黑了，你已经放置了地雷，增援部队已经被召集进来，你们还会攻击他们吗？基尚吉：是的没错，否则人民会揍我的。队伍里有笑声。苏克德夫同志解释道：“他们总是说地雷。我们不使用地雷。我们使用简易爆炸装置。”
又一套“千星级”酒店的豪华套房。我感觉不太舒服。天开始下雨了，我听到咯咯笑。卡姆拉朝我扔了一个jhilli。我还需要什么呢？其他每个人都只是爬进自己的jhillis里。
到了第二天早上，比卡内尔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21人，另外还有10人失踪。
拉朱同志今天早上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晚上再进行移动。
一天晚上，人们像飞蛾一样挤在一个光点周围。这是苏克德夫同志的便携电脑，由一块太阳能电池板供电，他们正在观看《印度母亲》，只有他们的步枪枪管映衬着天空。卡姆拉似乎不感兴趣。我问她是否喜欢看电影。“Nahi didi. Sirf ambush video。”【不看舞蹈（didi，印度舞蹈），只爱看伏击视频】
后来我向苏克德夫同志询问关于这些伏击录像。他眼也不眨一下，就为我放了一个。它从丹达喀拉尼亚，河流，瀑布的镜头开始，然后是一棵光秃秃的树枝的特写，一只普通鹰杜鹃在叫。突然，一个同志在给简易爆炸装置接线，用干树叶把它藏起来。一队摩托车被炸毁了。有残缺的尸体和燃烧的摩托车，武器被抢走了。三名看上去惊呆的警察，被捆了起来。
谁在拍摄？谁在指挥行动？谁向被俘警察保证，如果投降，他们将被释放？（他们被释放了，我稍后了解到。）
我认识那温柔又安心的声音。是韦努同志。“这是库杜的伏击”苏克德夫同志说。
他还拥有一个视频档案，关于一个被烧毁的村庄的情况，以及目击者和死者亲属的证词。在烧焦的房子的烧焦的墙上写着“那加！为杀戮而生！”有一个小男孩的镜头，他的手指被砍了下来，为绿色狩猎行动的“巴斯塔尔”一章揭幕（甚至还有和关于我的电视采访，我的著作，我的书，奇怪。）。
晚上，收音机里有另一次纳萨尔派袭击的消息，这一次是在比哈尔的加木伊。报告说，125名毛派分子袭击了一个村庄，杀害了10名高尔（Kora）部落的人，以报复他们向警方提供了导致6名毛派分子死亡的信息。当然，我们知道，报告可能是真的，也可能不是真的。但如果是真的的话，这就是不可原谅的行为。很明显，拉朱和苏克德夫同志看起来很不舒服。
来自恰尔肯德和比哈尔的消息十分令人不安。警察弗朗西·因杜瓦所组织的恐怖斩首行动对每个人都是记忆犹新的。它提醒人们，有纪律的武装斗争是多么容易掺杂充满暴力的流氓犯罪行为，或是种姓、社区和宗教团体之间丑陋的身份战争。通过将不公正制度化，印度政府已经把这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火药桶。如果政府认为通过实施“有针对性的暗杀”使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群龙无首”进而结束暴力，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暴力会蔓延和加剧，政府将没法和任何人进行谈判。
在和同志们在一起的最后几天里，我们沿着河流穿过郁郁葱葱的、美丽的因拉瓦迪山谷。当我们沿着山坡行进时，我们看到另一排人朝着同一个方向走，但是是在河的另一边。我听说他们要去参加库杜村的反对大坝的会议。他们手无寸铁地在当地山谷的平地上举行集会。我跳进船里，加入了他们。
布恩德咖德（Bodhghat）大坝将淹没我们已经行进了几天的整个地区。所有的森林，所有的历史，所有的故事，100多个村庄。那就是计划吗？把人像老鼠一样淹死，这样罗汉迪古答的综合钢铁厂和西高止山脉的铝土矿和铝精炼厂就能拥有这条河吗？
在会议上，来自数英里之外的人们，依旧说了以往的陈词滥调。然而尽管我们会被淹死，但我们绝不移动！他们很高兴某个来自德里的人与他们在统一战线上。我告诉他们德里是个残忍的城市，既不知道也不关心他们。
就在我来到丹达卡兰亚的前几周，我访问了古吉拉特邦。萨达尔萨罗瓦尔大坝现在或多或少已经达到其最高点。拯救纳尔默达组织（Narmada Bachao Andolan，简称NBA，反对在纳尔默达建立水坝）预测会发生的事几乎全部都发生了。不言而喻的，流离失所的人没有恢复正常生活，。运河还没有钱去修建。因此，纳尔默达河的水被分流到萨巴尔马提河的空河床上（很久以前就筑了坝）。大部分的水被城市和大工业所吞没。下游效应——咸水进入没有河流的河口——正在变得无法缓解。
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认为的大坝是“现代印度的寺庙”的观点是错误的，但也许可以理解。但是今天，在所有这些发生之后，当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时，必须说，大坝是对人类的犯罪。
布恩德咖德大坝在当地民众抗议后于1984年被搁置。现在由谁来阻止？谁来阻止铺放奠基石？谁能阻止因拉瓦迪被偷走？有人必须挺身而出。
最后一天晚上，我们在陡峭的山脚下扎营，早上我们会爬上去，然后出现在路上，一辆摩托车会在那里接我。与我第一次进入森林不同了，Chironjee（印度特有的树种）、丝棉和芒果树已经开始开花。
库杜的村民们把一大壶刚捕获的鱼送到营地来。还有一份给我的清单，上面有71种水果、蔬菜、豆类和昆虫，都是从森林里采来的，生长在自己的田地里，还有市场价格。这只是一张清单。但也是他们的世界图谱。
到达了丛林哨所。有两块饼干给我。来自讷尔默达同志的一首诗和一朵压花。一封来自马森的情书信。（她是谁？我会知道吗？）
苏克德夫同志问他能不能把我iPod里的音乐传到他的电脑里。我们聆听了在齐亚·哈克（译者注：巴基斯坦军政府总统，1978年至1988年）疯狂镇压时期，伊克巴尔·巴淖在拉合尔著名的音乐会上所演唱的法伊兹·艾哈迈德·法伊兹的《我们将见证这一天》（Hum Dekhenge）。
| Jab ahl-e-safa-Mardud-e-haram, Masnad pe bithaiye jayenge 当异教徒和被辱骂者将坐在高处 Sab taaj uchhale jayenge Sab takht giraye jayenge所有的皇冠都会被抢走 所有的王座都会被推翻 Hum Dekhenge |
在巴基斯坦，5万观众开始高呼：Inqilab Zindabad! Inqilab Zindabad!（革命万岁！革命万岁！）。在许多年后，这首歌谣在这片森林中回响。奇怪的是，在这里建立起来的联盟。
内政部长一直对那些“错误地向毛主义者提供人才和物质支持”的人发出隐蔽的威胁。有资格分享伊克巴尔·巴淖吗？
黎明时分，我向马达夫同志和乔瑞同志、年轻的曼格图和所有同志告别。昌杜同志去组织自行车了，和我一起去主干道。乔瑞同志就不来了（攀爬会让他的膝盖很痛苦），尼廷同志（通缉犯），苏克德夫同志，坎伦拉和其他五个人将带我上山。当我们开始行走时，尼廷和苏克德夫不经意间，同时地解开了他们的AK的安全锁扣，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们这么做。我们正在接近“边界”。“你知道如果我们遭到攻击该怎么办吗？”苏克德夫漫不经心地问道，仿佛这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
“是的”我说，“立即宣布无限期绝食抗议。”
他坐在一块岩石上大笑。我们爬了大约一个小时。就在路的下面，我们坐在一个岩石的壁凹里，完全隐蔽着，就像一个埋伏的聚会，听着自行车的声音。时机一到时，告别就来的很快。拉尔·萨拉姆同志。
当我回头看的时候，他们还在那里招手。有一小群人。当世界其他地方生活在噩梦中时，他们则生活在他们梦想中。每天晚上我都会想起这次旅行。那时的夜空，那些森林小径，我看到卡米拉同志穿着磨损的印度凉鞋的鞋跟被我的火炬照亮，我知道她一定在行进。前行，不仅是为了她自己，而是为了我们大家保持希望。
[1] 提卡（Tika），是用红色花瓣和米面和成的糊，印度人将这种糊点在女孩子的额头，在印度教中提卡代表信仰和食物，点在额头上是一种祝福，也是一种装饰。
[2] 绿色狩猎行动，印度当局开展的2009年开始的打击东印度毛主义力量的大型统一军事行动。
[3] 达达艺术，1916～1924年在欧美许多城市兴起的一种虚无主义艺术运动。是战后欧洲一些年轻的艺术家厌倦战争、彷徨、失望以及在艺术上否定理性和传统文化、崇拜虚无主义的精神产物。其创作方法主要通过照片剪接或与纸片、抹布拼贴，去追求艺术表现的偶然性。作品怪诞奇特，令人惊惑不解。
[4] Vedanta——译者注。
[5] 地震节，指纪念在1910年，于今日恰蒂斯加尔邦附近发生的原住民反抗英国殖民者的起义，也是印度烈度最强，规模最大的起义。
[6] 板球得分分析图，指一种被用来分析击球手表现的图表，可以表现出击球手如何通过跑位得分，由多个箭头组成，形似作战地形图。
[7] 前装枪，也叫前膛枪，是由前面枪口装子弹的旧式滑膛枪。
[8] 天度烟叶即天度树的叶子，天度树又名科罗曼德尔乌木，是一种大型灌木，多见于奥里萨邦的中西部。其叶可以用来做比迪烟，这种烟是印度本土的一种卷烟。
[9] 指2012年12月30日在新德里简塔曼塔爆发的抗议示威，呼吁政府制定更严格的惩治强奸犯的法律，并且要求为在周六死亡的遭受轮奸的23岁女孩讨回公道。
[10] 指纳尔默达居民反对纳尔默达水坝计划的人民运动，该计划是印度政府在世界银行资助下拟定的，预计建设30个大型﹑135中型和3千个小型水库，估计会淹没245个村庄，4000万人需要搬迁。本文作者也参与了反坝运动。
[11] 产自印度一种止痛药，是印度居家常用药，用于应对多种身体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