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囚禁的布尔什维克：希克梅特的斗争（〔土耳其〕桑格尔·萨夫兰（Sungur Savran），2019）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希克梅特诗集 相关链接：【PDF】纳齐姆·希克梅特诗选译（译者：吴季）
一切自称进步的人士都试图让希克梅特为己所用。就连土耳其法西斯主义的重要领袖阿尔帕尔斯兰·图尔克什（Alparslan Türkeş）也在某次演讲中引用了希克梅特的一节诗歌，而这是一首完满地表达了希克梅特的共产主义观的诗。
凯末尔主义者也力图将之据为己有。关于现代土耳其在经济与国家建设期间犯下的罪行，尤其是针对库尔德人犯下的罪行，这帮人只字不提。但希克梅特并没有一直对凯末尔主义者或其运动持同情态度。不管是在20年代初年轻的时候，还是写作自传体小说《活着是这样美好，兄弟啊》（Yaşamak Güzel Şey Be Kardeşim）的晚年，希克梅特对以穆斯塔法·苏菲（Mustafa Suphi）为首的土耳其初生的共产党领导人遭暗杀一事始终耿耿于怀。他们从苏联回国，投身土耳其民族解放斗争。尽管尚无证据证明安卡拉的凯末尔主义领导层对大屠杀应负什么责任，但它是很不友善的，至少营造了促成悲剧结果的政治和心理氛围。凯末尔主义者若无其事，但对我们土耳其共产主义者来说，却事关重大。
老左派对希克梅特向来不吝赞美，只是略而不提这位激进诗人在许多方面的强烈异议或立场：早年在土耳其共产党内对总路线的有力批评；1951年流亡苏联后，他对斯大林主义政权的日益明确的批判态度。
共产主义运动始终受到凯末尔主义者及其后继者的迫害，1925年后变成完全非法的地下运动。大量书面文件被被突袭的警察夺走并销毁，一些辗转存于国外。多数研究历史的学者与这场运动保持距离。要深入挖掘仍待将来。
早期的土耳其共产党（TKP）[1]，除了为共产国际所正式承认的“TKP服从派”（Conformable TKP）[2]之外，还存在着希克梅特参与组织的“TKP反对派”（Opposition TKP，即党内的左翼反对派）。
希克梅特的革命的世界观，形成于十月革命后的辉煌年代。当时他亲赴苏联，在莫斯科成为共产主义者。这种世界观很难套进斯大林主义官僚紧身的制服中去，尽管他和当时的众多革命者一样归附这一阵营。从革命共产主义者的标准来讲，希克梅特在对待凯末尔主义或斯大林主义方面，都犯过严重错误（英文版不拟详述）。
我们通常不会去苛责诗人、文学家或艺术家的政治观点或错误，但希克梅特不一样，他不只是诗人，还是代表着无产阶级历史性纲领的土耳其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因此，深入探讨很有必要。
可以大致把希克梅特的政治历程划分为几个时期：
1921年至1924年间，他在莫斯科东方人民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接受政治教育。
1925年至1936年里的很长一段时间，他对党的官方政治路线持反对态度。
1937年至1951年间，他放弃反对派的态度，向共产国际领导层靠拢。这也是他被长期监禁的时期。
1951年至1963年，他基本上在苏联度过。这段时期并不安宁，有合作，有反对。而从1961年到1963年去世的这几年，前往古巴的所见所感，重新振奋起他对革命的信心。
希克梅特出生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萨洛尼卡，撇开坐牢时间不算，他在伊斯坦布尔度过了14年，年轻时及晚年也在莫斯科住了很长时间。
托洛茨基曾说道，十月革命在一个遥远的国度墨西哥发现了自己的画家——迭戈·里维拉。同样，希克梅特是十月革命在异国“发现”的诗人。
1920年，希克梅特和他最要好的朋友瓦·鲁（Vâ-Nû）[3]一起离开伊斯坦布尔，参加凯末尔领导的以安卡拉为中心的土耳其解放战争。但整个运动中糟糕透顶的阶级特征让他们深感厌恶。他们发现，运动的资产阶级领导层对农民的惊人贫困全然漠视。他们决定改道前往十月革命后的那片土地。希克梅特在自传体小说中写到他是如何以一种颇为感性的方式成为共产主义者的：
如同来自世界各地的成千上万年轻人一样，希克梅特掌握马克思主义，不只是通过智力，而且通过呼吸革命的俄罗斯的整个空气，首先是体验到正在建立的新的社会经济关系。1921年至1924年间，他和来自许多国家的学生就读于莫斯科东方大学。他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完成党交给的实际任务。1924年1月，他在列宁的葬礼上守卫灵柩。希克梅特的共产主义就是这段经历的产物。这给他的一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当年的莫斯科，是一座洋溢着革命热情的城市，往后再无法企及。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意志力；工人民主在日常生活中可感可触的重要性；文化生活中引人瞩目的创造力与活力，也远超乎后来的革命；布尔什维克，尤其是列宁和托洛茨基，致力于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不仅应用于政治，也应用到生活的各个领域。所有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在年轻学生的脑海中刻下深深的印痕，尤其对希克梅特这样的天才来说。
马克思主义所含的国际主义层面，与斯大林主义无法兼容。而希克梅特终其一生都是坚决的国际主义者。“世界革命”与“世界共产主义”的概念，在希克梅特心中牢牢扎下了根。
1924年，希克梅特从苏联回来后，为一家土耳其日报撰文，同时在刊物的土耳其版中转载，文中表达了对托洛茨基的敬意。他的东方大学老战友瓦·鲁在回忆录中也明确谈到他们对托洛茨基的钦佩。希克梅特返回伊斯坦布尔时，写下一首《告别》（Farewell），提及四位历史人物：“我们爱你∕现在仍爱你∕就像爱你那弹孔累累的墙壁∕爱马克思的画像……”，“俄罗斯啊∕我们离开你时∕在脑海中，我们留存下∕不朽的记忆∕就像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我们看到你的五一节！∕我们从嗡嗡声和喧闹中听见∕托洛茨基的声音洪钟般响起！”〔注：引自艾敏·卡拉卡（Emin Karaca）著作“Sevdalınız Komünisttir”. Nâzım Hikmet’in Siyasal Yaşamı。后来的版本中“托洛茨基”被代之以“红场”（Kızıl Meydan）。。——原注〕
总之，希克梅特在十月革命的炽烈奔放中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这种转变让他自己也十分沉湎。他的诗篇《我的十九岁》是对这段经历的动人描述。这首诗写于1930年，那时他的一些东方大学老同学叛变共产主义，依附于执政的凯末尔党。早年最亲密的朋友瓦·鲁脱离政治，回归日常。他在诗中把他与共产主义相遇的1921年比作自己的“母亲”，并写道：“我的第一个孩子，第一位老师，第一位同志∕我的十九岁呀∕我钦敬你，有如钦敬自己的母亲∕我会这样做的∕我追随着你最初踩过的路∕我会这样做的。∕我的第一个孩子，第一位老师，第一位同志，我的十九岁呀。”
写这首诗时他28岁。到了去世前两年的1961年，59岁时，他在一封信中这样描述自己的19岁：
正是这些，把希克梅特造就成一个终身不渝的共产主义者。
希克梅特在《自传》一诗中写道：“他们试图离间我和我的党∕但只是徒劳∕偶像坠毁，也没有把我压垮”。这个“他们”，说的就是土耳其的官方共产党（TKP）。研究土耳其左翼历史的人，会注意到希克梅特在某一阶段对TKP的路线持异议态度，但没有人深入研究这种态度是建立在什么样的政治基础上。
经常被提及的是如下内容。1929年夏，希克梅特和一些同志组织了一次会议，导致土耳其共产党分成两派：“TKP服从派”和“TKP反对派”。土耳其语版本中的conformable（服从）术语更令人困惑些，问题来了，“服从什么呢？”这提供了答案的线索：共产国际在那段时期的领导及其追求的政治路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局（简称EKKI）从一开始就支持官方政党的领导人塞菲克·赫斯努（Şefik Hüsnü）[4]，污蔑希克梅特和整个反对派。反对派所受的攻击简直令人震惊。例如，在1930年7月的一封“公开信”中，反对派被描述为“失败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一些卧底警察……凯末尔主义的人……服务于资产阶级及封建领主的利益……”，后来又将定性改为“警察挑衅的党”，声称该党“与警方有直接联系”。在这个由“叛徒”和“卧底特工”组成的党内，有“像纳齐姆·希克梅特这样的叛徒”。让共产国际领导层这般怒火填胸的分歧，是基于什么呢？首先要指出的是，希克梅特对土耳其共产党领导层的这种反对不止一日，可追溯到1925年的第三次党代会。这是成立才两年的共和国的历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一年。大会在里程碑式的库尔德起义爆发几天之后召开。事实证明，这场起义导致新共和国的性质的转变——变为镇压性的独党政权，不仅攻击和粉碎了库尔德起义，而且攻击和粉碎了羽翼未丰的共产主义运动。希克梅特在早期阶段就认为，塞菲克·赫斯努和其他领导人对凯末尔的资产阶级政府太过温和。也就是说，希克梅特所捍卫的路线是：拒绝对资产阶级给予任何支持。反之，日益斯大林化的TKP因其全力支持凯末尔资产阶级政府的路线而臭名昭著。
1926年，在土耳其共产党于维也纳召开的会议上，真正的分歧浮出水面。当时镇压已扩大到TKP身上，因此，希克梅特坚决捍卫“党需要直接反对政府”的观点。他说，资产阶级掌权后已失去了民主性质，再也不应受到支持。不仅如此，工人阶级现在应当超越民主革命的目标，为无产阶级革命而斗争。大多数领导层反对改变路线，声称政府的反帝立场应当得到支持。维也纳会议通过的新党纲中，对这一立场有所阐述。希克梅特与同道们批评这个纲领和政治路线，正是为此。不过，技术上要指出，纲领未经共产国际批准，因此尚未依共产国际的章程生效。
塞菲克·赫斯努的路线，完全投合共产国际自列宁去世之后发展起来的新孟什维克立场。1925年以来奉行的这条路线，特别是在中国，导致1925—1927年大革命期间千千万万共产党人和工农遭到屠杀。到了1928年的共产国际六大，这一路线得到巩固，列宁创立的纲领被全面修改，放弃了世界革命的前景，代之以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所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从中国、印度和土耳其到拉美，（共产党及工人斗争）都是为了支持资产阶级实现所谓民主革命，从而避免工人革命。
在土耳其，塞菲克·赫斯努及其同道深得该政策的精髓。希克梅特的立场则是：在农民的支持下为无产阶级革命而努力[5]。两者格格不入。土耳其的左翼历史学家未能发现这个区别，部分是因为前者善于蓄意欺骗和掩饰其支持凯末尔主义的阶级合作政策，篡改早期的纲领，假装党是反对凯末尔独裁统治的。这样一来，反对派还反对个啥呢？历史成了一笔糊涂账。
我们且翻译几段“TKP服从派”领导人撰写的土耳其语版文件。几年后，主要领导人塞菲克·赫斯努承认，在新纲领中加入“激进的政治词句”，真实原因在于：
很清楚。党改变纲领，不是因客观形势所需，不是为确定革命所需，不是因为希望领导工人阶级走上正确方向，而是因为“无原则的反对派曾经把党先前的行动纲领拿来炒作”。新文献把纲领中的这一改变视为左转，是对凯末尔主义的一种更为批判的立场！
“TKP反对派”也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一份报告，强调了两派在政治纲领上的差异。以下段落尤为重要：
这是两派在纲领上最重要的歧见。此外，希克梅特和塞菲克·赫斯努之间还存在其它争端。希克梅特宣称，党内民主多年来一直遭到践踏（塞菲克·赫斯努在把反对派领导人打成“托派分子”时，则声称他们采用了托洛茨基提出的“官僚化堕落”等概念）。希克梅特还认为，工人阶级在土耳其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他反对那些轻视无产阶级的客观存在及其行动能力的其他政党的领导人。在关于列宁主义的政党概念的重要性方面，也存在分歧，希克梅特小心翼翼地捍卫这一概念。
因此，问题不在于各组织的竞争、个人摩擦等等，而在于两派在纲领、理论与组织方法方面的严重分歧。理解了分歧所在，也就理解了共产国际为何支持“TKP服从派”。至于它以下流词句对“TKP反对派”和希克梅特个人发起的全面攻击，其基础薄弱不堪，确需另作解释。不过，紧接而来的问题是：“TKP反对派”为何仍然希望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以期成为国际在土耳其的分部呢？
有种种可能。“TKP反对派”未能理解苏联及共产国际的演变意味着什么。工人国家的官僚主义蜕变，是历史上的新现象。20年代末及30年代初，又是苏联官僚集团从机会主义一变而为冒险主义的所谓“第三时期”。共产国际领导层断言资本主义处于严重危机，夺取政权提上了日程。1934—35年间，与资产阶级政党结盟的“人民阵线”路线逐渐被抛弃，而希克梅特和同志们恰恰在争取更激进的路线，因此有可能会被其革命词藻所吸引。也可能是认为领导之间有分歧很正常，现在，共产国际领导层总算战胜了错误意见……（译注：从文中看，反对派限于土耳其的党内斗争，并未与共产国际直接起冲突，更谈不到自觉反对国际的路线或领导层。作者有一厢情愿认为“他们理应走到这一步”之嫌。同理，下文谈到希克梅特于1936年“无条件地赞同斯大林”，不足为奇。）
希克梅特写于1936年左右的几篇论苏联宪法和西班牙内战的文章，无条件地赞同斯大林在一系列问题上的观点。这意味着在七年的激烈斗争失败之后，他渴望官方所承认的党重新接纳他。他原先所属的“TKP反对派”，是一个群众性的、工人占多数的党。它所遭受的攻击导致了严重后果，到了1933年，大批干部退出。与此同时，土耳其统治集团日益受到纳粹德国的影响。希克梅特的转变可能出于在上述背景下继续从事政治活动的考虑，并最终与“TKP服从派”达成了妥协。这也不是孤例。30年代，大批原先持反对派立场的“老革命”都重归斯大林阵营了。
对希克梅特和其他共产主义者来说，短期监禁乃至遭受警察酷刑本来是家常便饭。但接下来情况不一样了。1937年起，希克梅特因“颠覆罪”被判处28年的长期监禁，最后坐了近13年的牢。在经历了两轮绝食和世界范围的声援运动后，希克梅特于1950年获释，旋即面临暗杀。政府还坚持要求年近50岁的希克梅特服兵役，迫使他于1951年偷渡并流亡苏联。此时，作为诗人他已享誉国际，诗作被译为多种语言。
苏联当局及流亡的土耳其共产党——领导人是他昔日的对手——接纳了他，附带提出诸多告诫。他有部分波兰血统，最早从波兰获得第一本护照。赫鲁晓夫上台后，他才拿到苏联护照。土耳其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和其他一些人持续监视他。这些领导住在苏联和华约国家，在国内的影响力微不足道。希克梅特23岁时就当选中央委员，现在50多岁，经验远比早年丰富，党内又严重缺乏干部，但任何重要职位都与他无缘。就此而言，他是被投闲置散了。
在莫斯科，他的生活条件不错，有一套公寓、配车配司机，在佩列杰利基诺还有一间别墅。许多著名文学家在那儿也有第二套房子。他被派往世界各地担任亲善大使，起先是去“社会主义集团”国家，后来也去了亚非其他国家，在和平会议之类场合受到了体面欢迎。简言之，希克梅特进了一个金笼子。
对苏联的观察令希克梅特大为震惊。20年代洋溢着革命热情的莫斯科以至整个国家，如今已被多年的恐怖与僵化的文化生活所扼杀。几番唉声叹气之后，到了1955年即斯大林去世两年后，他才向官僚机构发射出第一枚炮弹，威力还不小。
他创作了一部戏剧《伊凡·伊万诺维奇存在不存在？》（Did Ivan Ivanovitch Exist or Not?），是对苏联式体制与官僚机构的严厉批评。剧本发表于《新世界报》（Novy Mir），在著名的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报告出炉的前一年。剧中的主角形象与行动远远超出“个人崇拜”这一流行概念的框框。这个兜圈子的概念通过归咎于个人而维护整个官僚集团。剧本则把官僚化问题视为存在于所有层级上的机制，一种社会关系体系，这是产生斯大林这类人物的条件。
在一封颇为重要的致同志们的书信中，希克梅特谈到另一个观点。之所以未在剧中提及，是因为他认为听起来会太说教了：
作为一名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希克梅特寻求系统的、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回应苏联官方同义反复式的宣传。但话说回来，解释为早期社会的残余是不够的，应当把官僚主义统治视为一种当代现象，源自无产阶级专政从自身构成中产生的矛盾，正如托洛茨基于1936年在《被背叛的革命》一书中所分析的那样。但在一个关键问题上，希克梅特迈出了重要一步：击垮官僚的力量来自工人阶级。
在剧中，希克梅特以粗略的笔触描摹了一幅苏联社会壁画。有两个词别具意味：活在对旧政权的怀念之中的“草帽”（Straw-hat），代表工人阶级的“平顶帽”（Flatcap）。正是平顶帽这个角色，在剧终给予了官僚伊凡·伊万诺维奇致命的打击！在政治上，这意味着以无产阶级的革命作为推翻官僚体制的手段。
1957年，该剧在莫斯科首次上演。次日晚，骑警包围了剧院，驱散了等在大楼外的观众。这出戏被查禁。这些愚蠢的官僚手段恰恰在二十大之后被讽刺地称为“去斯大林化”时期付诸使用，这一事实让事件更显荒诞！苏联官僚机构对民主化的渴望走到了派骑警赶走剧院观众的地步。然而，苏联体制的矛盾性，使得该剧终于在其他苏维埃共和国及东欧国家演出了数月乃至数年，极获好评。
另一件让希克梅特深感痛苦的事，是三、四十年代土耳其共产党人在苏联的遭遇。许多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其中一位是萨利赫·哈吉奥格卢（Salih Hacıoğlu），1920年土耳其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这位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同妻子一道遭流放，尽管如此，他的妻子至死信奉共产主义。萨利赫·哈吉奥格卢则未能从流放中归来。
1956年，希克梅特就此事写了一首满怀痛苦、政治上有重要意义的诗。末节是：
这种讽刺，令读者无法忘怀。这串名字的排序通常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通过插入萨利赫（Salih）这个与斯大林（Stalin）颇为形似的名字，希克梅特向我们指出：何以斯大林的名字不配在这个链条上。末段结尾与土耳其语黏著语[6]的语法形式一致，在名字后面加了个后缀：“Salihin”。这使它在土耳其文中更为有力，因为Salihin与斯大林（Stalin）这个名字完美押韵。
1961年，希克梅特创作了一首谴责斯大林及其制度的诗：
许多人认为，这首诗与据称希克梅特在斯大林去世时写过的一篇悼诗相矛盾。我们用的是“据称”，因为悼诗是否希克梅特所写仍是问题。即使是，也存在着受命之下不得不写的可能。（译注：此外，正如早期的希克梅特和整个反对派并未想过要对抗共产国际领导层一样，50年代初的希克梅特也未必走到反对斯大林的地步。）
当然，二十大对希克梅特影响甚巨，就像对世界各地信仰共产主义的各类人那样。许多人右转了。斯大林主义现在被看作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产物，列宁主义也被日益疏远。一段时间后，那些人改而倡导某种貌似可行的、自限于议会民主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品牌，走上了所谓“欧洲共产主义”之路。这自然意味着要接受资本主义，向社民主义转型。希克梅特的反应在当时很少见，他为重回列宁主义之路辩护。二十大时期他写下了两首诗：
这是对二十大的过于乐观的心态，还是对转向列宁的寄望？另一首题为《对共产党人说几句话》（Komünistlere Bir Çift Söz / A few words for communists）：
显然，希克梅特把列宁视为应予遵循的强有力的原则。希克梅特回溯自己的19岁那年，接受共产主义教育期间，身为列宁学徒的那年。现在，他邀请大家回到列宁身边。被囚禁的布尔什维克揭出他内心的自我，成为真正的希克梅特。
在诗歌的美学表达之外，让我们再次援引那封致同志们的信：
在此，我们看到希克梅特将希望寄托于世界革命及共产主义在全球范围的彻底胜利，如同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经典时期一样。那是1956年。希克梅特在战术层面，甚至有时在理论层面为斯大林主义观点辩护。他在土耳其共产党电台的广播时间里宣传了党的右翼观点。但这一切都是被囚禁的产物。但当希克梅特谈到社会主义正面对的世界历史问题，当他试图解释官僚腐败时，他说，当“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彻底胜利”，这些问题将得以不可逆转地解决。简言之，这就是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
这种国际主义深深浸透在希克梅特的思想中，以至于他一反官僚机构的国家共产主义概念，把苏联这“一个”国家刻划为“列宁创造的全球国家”的一员。看看他对未来的憧憬吧：
几乎每个受过教育的土耳其人都能记住希克梅特的一些诗，不管是不是认同他。更确切地说，这些诗句已成为土耳其语中内涵富于份量的表达方式。也许最著名的是本文开头引用的诗句。这些诗句写给希克梅特一位非常亲密的画家朋友，伟大的共产主义艺术家阿比丁·迪诺（Abidin Dino）[7]：
尽管多数人并不晓得希克梅特何以向阿比丁·迪诺这样发问。然而在希克梅特波澜起伏的一生中，这是又一个转捩点。1961年夏天访问哈瓦那时，诗人正经历着人生中近乎抑郁的一段时期。切·格瓦拉斥之为“猪圈”的苏联僵化的世界，他本人的生活的停滞，他所身处的“无法从根处汲水的一棵树”的位置，也就是同自己的人民的分离，都促成了这种抑郁。十年来，在国际会议的兴奋之余，他所呼吸的一直是这种令人窒息的乏味空气。他是天生的乐观主义者，一个又活泼好奇心又强的人，所以不能说他已完全崩溃。但他处在政治低潮中。他对革命与共产主义的信念不曾动摇，但可以说，这已成了一个遥遥无期的梦想。
哈瓦那把革命的热情再次灌注到希克梅特心中。
这仅是一句诗！哈瓦那同时开启了希克梅特诗歌的一场新的革命。何等热情，何等耀眼！诗人又向阿比丁问道：
包括最后一任俄罗斯妻子，一位亲密知己、记者泽克里娅·瑟特尔[8]在内的几份证词，清楚地告诉我们：现在，希克梅特开始懊悔逃到了苏联。他认为自己本应留在土耳其，拿起武器打游击，像菲德尔和切那样。
革命广场上的如痴如醉之后，希克梅特在同一首诗中写下这样的诗句：
59岁时，他在革命激情的震荡中心醉神迷，回到难忘的19岁，那时他是列宁和托洛茨基身边的学徒。
1961年夏天，希克梅特在革命广场上。古巴革命起初是一场民主革命，领导层中只有切和劳尔两位马克思主义者，菲德尔还不是。为了生存，必须向社会主义转变，不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就要输掉战斗，必须开启不断革命！希克梅特在那里见证了古巴就此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宣告。他在第二次经历不断革命的进程，第一次是在19岁时候。革命重临了！
1961年。距土耳其一代人拿起武器的1971年仅有十年。新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希尔·恰扬（Mahir Çayan）、德尼兹·格兹米什（Deniz Gezmiş）、思南·切姆吉尔（Sinan Cemgil）和伊布拉希姆·凯帕克卡亚（İbrahim Kaypakkaya），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英雄人物，他们踏上了不同于僵化的TKP的道路。我们并不认同他们的策略，但他们的革命热情远非老左可比。
我们所做的上述政治分析，以“被囚禁的布尔什维克”来形容希克梅特，部分是为了反对新近一本流行传记所传播的“浪漫的共产主义者”[11]形象。后者暗示希克梅特只是强烈依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看似完美”的“理想”，尽管其实践让希克梅特大失所望，痛苦地意识到永无实现的可能，但仍因天真浪漫而保持自己的忠诚。在波折连连的历史进程中，希克梅特的处境与反应颇为复杂，这不奇怪。但不论从感情还是思想来考察，希克梅特对革命的感受、思考与坚持，都远远超出各色人等的断言。他的作为反对派的经历，让我们得以理解为什么他会在《自传》中写道：“偶像坠毁，也没有把我压垮”，并且想到，被压垮的是哪些人。当十月革命的动力在他们那儿烟消云散时，它在希克梅特的内心却从未耗竭。
[1] 全称Tuerkiye Komuenist Partisi，TKP是其缩略语。
[2] Conformable有服从、顺从、保持一致等意思。
[3] 全名应为瓦拉·鲁尔丁（Vâlâ Nureddin）。
[4] 塞菲克·赫斯努（Şefik Hüsnü，1887—1959）：土耳其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曾在巴黎学医并接受共产主义。1920年在第一次党代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成员。1925年经共产国际大力支持，在第三次党代会上当选为总书记。后多次入狱。
[5] “工农专政”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提出的道路和口号，等于“资产阶级革命”框架下的彻底的阶级斗争路线。
[6] 黏著语（agglutinative language）：一种语言的语法类型，通过在词根的前中后粘贴不同的词缀（即前缀、中缀、后缀）来实现语法功能。
[7] 阿比丁·迪诺（Abidin Dino，1913-1993）：土耳其著名画家，出生于伊斯坦布尔一个热爱艺术的家庭，很小开始画画。小时候和父母在日内瓦、瑞士和法国生活了几年，1925年回到伊斯坦布尔。中学辍学，投身绘画与写作，并很快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和漫画。1933年和五位有革新精神的年轻画家成立了Group D，举办了几次画展。大约同时为希克梅特的诗集绘制了插图。
[8] 萨比哈·泽克里娅·瑟特尔（Sabiha Zekeriya Sertel，1895-1968）：土耳其最著名的儿童、妇女、工人阶级和穷人权利倡导者之一。
[9] 贝亚齐特广场位于伊斯坦布尔。意为希克梅特离开土耳其，来到莫斯科。
[10] 协和广场：原文Concorde（协和飞机亦此词）。一位网名“树”的译者在译本《稻金》中将之译为“孔科德”，似未探明所指。
[11] “浪漫的共产主义者”起于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拉娜·阿利卢耶娃的说法。
被囚禁的布尔什维克：希克梅特的斗争
吴季 编译
〔原标题〕Captive Bolshevik: Nâzım Hikmet and Stalinism（被囚禁的布尔什维克：希克梅特与斯大林主义）
〔来源〕土耳其政治理论杂志《革命马克思主义》（Devrimci Marksizm）的2019年英语年刊（Revolutionary Marxism）。
〔说明〕作者在英译本中介绍说，土耳其语原文要长得多，近60页。这个中译本采取摘译和编译形式，略去部分内容，还有部分在保留内容和观点的前提下，译者自行组织文字或予以简述。原文以各时期为小标题，译者另起标题。希克梅特不仅是诗人，而且是土耳其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正如作者所说，他在政治立场上的对错，意义远为重要。但即使从理解希克梅特的作品出发，厘清他的政治立场及各个时期的心态，也很有助益。反过来，他的一些诗也可以作为他的政治态度的旁证。比如写于1955年的《建筑物和建筑工》（有人谱成歌来唱，在油管上，一位敏锐的读者跟帖评论道：希克梅特的诗总是与社会主义相关），就是他的政治隐喻。建筑物是共产主义事业，建筑工则是参与这个事业的各色人等。这个过程并不尽如人意，“这可要难一些”，“建筑工人的心，喧闹得像市集”，“茶水并不总是香甜热乎的∕面包也不总是新鲜柔软∕并非人人皆英雄∕朋友们也不尽忠诚”，但是——希克梅特安慰自己——建筑物毕竟在拔地而起，成就也看得到（低楼层的窗台上∕已有了花盆的影子）。那是斯大林死后两年，赫鲁晓夫发布“秘密报告”的前一年。就在这一年，他创作了一部戏剧《伊凡·伊万诺维奇存在不存在？》，幻想代表工人阶级的“平顶帽”给予官僚致命一击。又如文中谈到古巴革命如何再次震动了他，使他恍然回到自己的十九岁，这就解释了他此后到逝世的两三年间许多诗里表现出来的种种激情，以至《我的葬礼》这样的诗里的俏皮、亲切和豁达。可以说，这些是他后期的诗里本已淡去了的一些特征。（译者）
〔来源〕土耳其政治理论杂志《革命马克思主义》（Devrimci Marksizm）的2019年英语年刊（Revolutionary Marxism）。
〔说明〕作者在英译本中介绍说，土耳其语原文要长得多，近60页。这个中译本采取摘译和编译形式，略去部分内容，还有部分在保留内容和观点的前提下，译者自行组织文字或予以简述。原文以各时期为小标题，译者另起标题。希克梅特不仅是诗人，而且是土耳其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正如作者所说，他在政治立场上的对错，意义远为重要。但即使从理解希克梅特的作品出发，厘清他的政治立场及各个时期的心态，也很有助益。反过来，他的一些诗也可以作为他的政治态度的旁证。比如写于1955年的《建筑物和建筑工》（有人谱成歌来唱，在油管上，一位敏锐的读者跟帖评论道：希克梅特的诗总是与社会主义相关），就是他的政治隐喻。建筑物是共产主义事业，建筑工则是参与这个事业的各色人等。这个过程并不尽如人意，“这可要难一些”，“建筑工人的心，喧闹得像市集”，“茶水并不总是香甜热乎的∕面包也不总是新鲜柔软∕并非人人皆英雄∕朋友们也不尽忠诚”，但是——希克梅特安慰自己——建筑物毕竟在拔地而起，成就也看得到（低楼层的窗台上∕已有了花盆的影子）。那是斯大林死后两年，赫鲁晓夫发布“秘密报告”的前一年。就在这一年，他创作了一部戏剧《伊凡·伊万诺维奇存在不存在？》，幻想代表工人阶级的“平顶帽”给予官僚致命一击。又如文中谈到古巴革命如何再次震动了他，使他恍然回到自己的十九岁，这就解释了他此后到逝世的两三年间许多诗里表现出来的种种激情，以至《我的葬礼》这样的诗里的俏皮、亲切和豁达。可以说，这些是他后期的诗里本已淡去了的一些特征。（译者）
| 今早我从古巴回来 在古巴这片土地上，六百万白人、黑人、黄种人和混血儿 正快乐地播撒下一枚灿烂的种子，所有种子的种子 你能画出幸福来吗，阿比丁 但可别取巧 不要画天使脸庞的母亲哺育她脸颊红润的宝宝 或是白布上的苹果 不要画金鱼在水族馆的泡泡之间穿梭 你能画出幸福来吗，阿比丁 你能画出1961年盛夏的古巴吗 大师，你能画出“赞美吧赞美吧，我看到了那一天我可以死而无憾了”吗 你能画出“多可惜多可惜啊，这个早晨我本可以在哈瓦那诞生”吗 ——《稻草色金发的女郎》（Straw-Blond） |
一切自称进步的人士都试图让希克梅特为己所用。就连土耳其法西斯主义的重要领袖阿尔帕尔斯兰·图尔克什（Alparslan Türkeş）也在某次演讲中引用了希克梅特的一节诗歌，而这是一首完满地表达了希克梅特的共产主义观的诗。
凯末尔主义者也力图将之据为己有。关于现代土耳其在经济与国家建设期间犯下的罪行，尤其是针对库尔德人犯下的罪行，这帮人只字不提。但希克梅特并没有一直对凯末尔主义者或其运动持同情态度。不管是在20年代初年轻的时候，还是写作自传体小说《活着是这样美好，兄弟啊》（Yaşamak Güzel Şey Be Kardeşim）的晚年，希克梅特对以穆斯塔法·苏菲（Mustafa Suphi）为首的土耳其初生的共产党领导人遭暗杀一事始终耿耿于怀。他们从苏联回国，投身土耳其民族解放斗争。尽管尚无证据证明安卡拉的凯末尔主义领导层对大屠杀应负什么责任，但它是很不友善的，至少营造了促成悲剧结果的政治和心理氛围。凯末尔主义者若无其事，但对我们土耳其共产主义者来说，却事关重大。
老左派对希克梅特向来不吝赞美，只是略而不提这位激进诗人在许多方面的强烈异议或立场：早年在土耳其共产党内对总路线的有力批评；1951年流亡苏联后，他对斯大林主义政权的日益明确的批判态度。
共产主义运动始终受到凯末尔主义者及其后继者的迫害，1925年后变成完全非法的地下运动。大量书面文件被被突袭的警察夺走并销毁，一些辗转存于国外。多数研究历史的学者与这场运动保持距离。要深入挖掘仍待将来。
早期的土耳其共产党（TKP）[1]，除了为共产国际所正式承认的“TKP服从派”（Conformable TKP）[2]之外，还存在着希克梅特参与组织的“TKP反对派”（Opposition TKP，即党内的左翼反对派）。
希克梅特的革命的世界观，形成于十月革命后的辉煌年代。当时他亲赴苏联，在莫斯科成为共产主义者。这种世界观很难套进斯大林主义官僚紧身的制服中去，尽管他和当时的众多革命者一样归附这一阵营。从革命共产主义者的标准来讲，希克梅特在对待凯末尔主义或斯大林主义方面，都犯过严重错误（英文版不拟详述）。
我们通常不会去苛责诗人、文学家或艺术家的政治观点或错误，但希克梅特不一样，他不只是诗人，还是代表着无产阶级历史性纲领的土耳其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因此，深入探讨很有必要。
可以大致把希克梅特的政治历程划分为几个时期：
1921年至1924年间，他在莫斯科东方人民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接受政治教育。
1925年至1936年里的很长一段时间，他对党的官方政治路线持反对态度。
1937年至1951年间，他放弃反对派的态度，向共产国际领导层靠拢。这也是他被长期监禁的时期。
1951年至1963年，他基本上在苏联度过。这段时期并不安宁，有合作，有反对。而从1961年到1963年去世的这几年，前往古巴的所见所感，重新振奋起他对革命的信心。
一 东方人来到苏联
希克梅特出生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萨洛尼卡，撇开坐牢时间不算，他在伊斯坦布尔度过了14年，年轻时及晚年也在莫斯科住了很长时间。
托洛茨基曾说道，十月革命在一个遥远的国度墨西哥发现了自己的画家——迭戈·里维拉。同样，希克梅特是十月革命在异国“发现”的诗人。
1920年，希克梅特和他最要好的朋友瓦·鲁（Vâ-Nû）[3]一起离开伊斯坦布尔，参加凯末尔领导的以安卡拉为中心的土耳其解放战争。但整个运动中糟糕透顶的阶级特征让他们深感厌恶。他们发现，运动的资产阶级领导层对农民的惊人贫困全然漠视。他们决定改道前往十月革命后的那片土地。希克梅特在自传体小说中写到他是如何以一种颇为感性的方式成为共产主义者的：
我一路走到今天，不是因为书本，也不是因为口头宣传，甚至也不是因为我的社会地位……是安纳托利亚把我带到了我现在的所在。我只是匆匆观察到的安纳托利亚。是我的心把我带到了我现在的所在……真实的情形就是这样……
如同来自世界各地的成千上万年轻人一样，希克梅特掌握马克思主义，不只是通过智力，而且通过呼吸革命的俄罗斯的整个空气，首先是体验到正在建立的新的社会经济关系。1921年至1924年间，他和来自许多国家的学生就读于莫斯科东方大学。他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完成党交给的实际任务。1924年1月，他在列宁的葬礼上守卫灵柩。希克梅特的共产主义就是这段经历的产物。这给他的一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当年的莫斯科，是一座洋溢着革命热情的城市，往后再无法企及。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意志力；工人民主在日常生活中可感可触的重要性；文化生活中引人瞩目的创造力与活力，也远超乎后来的革命；布尔什维克，尤其是列宁和托洛茨基，致力于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不仅应用于政治，也应用到生活的各个领域。所有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在年轻学生的脑海中刻下深深的印痕，尤其对希克梅特这样的天才来说。
马克思主义所含的国际主义层面，与斯大林主义无法兼容。而希克梅特终其一生都是坚决的国际主义者。“世界革命”与“世界共产主义”的概念，在希克梅特心中牢牢扎下了根。
1924年，希克梅特从苏联回来后，为一家土耳其日报撰文，同时在刊物的土耳其版中转载，文中表达了对托洛茨基的敬意。他的东方大学老战友瓦·鲁在回忆录中也明确谈到他们对托洛茨基的钦佩。希克梅特返回伊斯坦布尔时，写下一首《告别》（Farewell），提及四位历史人物：“我们爱你∕现在仍爱你∕就像爱你那弹孔累累的墙壁∕爱马克思的画像……”，“俄罗斯啊∕我们离开你时∕在脑海中，我们留存下∕不朽的记忆∕就像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我们看到你的五一节！∕我们从嗡嗡声和喧闹中听见∕托洛茨基的声音洪钟般响起！”〔注：引自艾敏·卡拉卡（Emin Karaca）著作“Sevdalınız Komünisttir”. Nâzım Hikmet’in Siyasal Yaşamı。后来的版本中“托洛茨基”被代之以“红场”（Kızıl Meydan）。。——原注〕
总之，希克梅特在十月革命的炽烈奔放中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这种转变让他自己也十分沉湎。他的诗篇《我的十九岁》是对这段经历的动人描述。这首诗写于1930年，那时他的一些东方大学老同学叛变共产主义，依附于执政的凯末尔党。早年最亲密的朋友瓦·鲁脱离政治，回归日常。他在诗中把他与共产主义相遇的1921年比作自己的“母亲”，并写道：“我的第一个孩子，第一位老师，第一位同志∕我的十九岁呀∕我钦敬你，有如钦敬自己的母亲∕我会这样做的∕我追随着你最初踩过的路∕我会这样做的。∕我的第一个孩子，第一位老师，第一位同志，我的十九岁呀。”
写这首诗时他28岁。到了去世前两年的1961年，59岁时，他在一封信中这样描述自己的19岁：
那是1921年底，我惊讶了上千次。我感受到百倍强烈的钦佩与爱戴。因为我亲眼目睹了一场与百倍强大的世界的战斗。我看到了生活与创造的无限希望，无限欢乐。我发现了一种全然不同的人性。我开始用另一种形式来写作。
正是这些，把希克梅特造就成一个终身不渝的共产主义者。
二 反对派时期
希克梅特在《自传》一诗中写道：“他们试图离间我和我的党∕但只是徒劳∕偶像坠毁，也没有把我压垮”。这个“他们”，说的就是土耳其的官方共产党（TKP）。研究土耳其左翼历史的人，会注意到希克梅特在某一阶段对TKP的路线持异议态度，但没有人深入研究这种态度是建立在什么样的政治基础上。
经常被提及的是如下内容。1929年夏，希克梅特和一些同志组织了一次会议，导致土耳其共产党分成两派：“TKP服从派”和“TKP反对派”。土耳其语版本中的conformable（服从）术语更令人困惑些，问题来了，“服从什么呢？”这提供了答案的线索：共产国际在那段时期的领导及其追求的政治路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局（简称EKKI）从一开始就支持官方政党的领导人塞菲克·赫斯努（Şefik Hüsnü）[4]，污蔑希克梅特和整个反对派。反对派所受的攻击简直令人震惊。例如，在1930年7月的一封“公开信”中，反对派被描述为“失败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一些卧底警察……凯末尔主义的人……服务于资产阶级及封建领主的利益……”，后来又将定性改为“警察挑衅的党”，声称该党“与警方有直接联系”。在这个由“叛徒”和“卧底特工”组成的党内，有“像纳齐姆·希克梅特这样的叛徒”。让共产国际领导层这般怒火填胸的分歧，是基于什么呢？首先要指出的是，希克梅特对土耳其共产党领导层的这种反对不止一日，可追溯到1925年的第三次党代会。这是成立才两年的共和国的历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一年。大会在里程碑式的库尔德起义爆发几天之后召开。事实证明，这场起义导致新共和国的性质的转变——变为镇压性的独党政权，不仅攻击和粉碎了库尔德起义，而且攻击和粉碎了羽翼未丰的共产主义运动。希克梅特在早期阶段就认为，塞菲克·赫斯努和其他领导人对凯末尔的资产阶级政府太过温和。也就是说，希克梅特所捍卫的路线是：拒绝对资产阶级给予任何支持。反之，日益斯大林化的TKP因其全力支持凯末尔资产阶级政府的路线而臭名昭著。
1926年，在土耳其共产党于维也纳召开的会议上，真正的分歧浮出水面。当时镇压已扩大到TKP身上，因此，希克梅特坚决捍卫“党需要直接反对政府”的观点。他说，资产阶级掌权后已失去了民主性质，再也不应受到支持。不仅如此，工人阶级现在应当超越民主革命的目标，为无产阶级革命而斗争。大多数领导层反对改变路线，声称政府的反帝立场应当得到支持。维也纳会议通过的新党纲中，对这一立场有所阐述。希克梅特与同道们批评这个纲领和政治路线，正是为此。不过，技术上要指出，纲领未经共产国际批准，因此尚未依共产国际的章程生效。
塞菲克·赫斯努的路线，完全投合共产国际自列宁去世之后发展起来的新孟什维克立场。1925年以来奉行的这条路线，特别是在中国，导致1925—1927年大革命期间千千万万共产党人和工农遭到屠杀。到了1928年的共产国际六大，这一路线得到巩固，列宁创立的纲领被全面修改，放弃了世界革命的前景，代之以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所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从中国、印度和土耳其到拉美，（共产党及工人斗争）都是为了支持资产阶级实现所谓民主革命，从而避免工人革命。
在土耳其，塞菲克·赫斯努及其同道深得该政策的精髓。希克梅特的立场则是：在农民的支持下为无产阶级革命而努力[5]。两者格格不入。土耳其的左翼历史学家未能发现这个区别，部分是因为前者善于蓄意欺骗和掩饰其支持凯末尔主义的阶级合作政策，篡改早期的纲领，假装党是反对凯末尔独裁统治的。这样一来，反对派还反对个啥呢？历史成了一笔糊涂账。
我们且翻译几段“TKP服从派”领导人撰写的土耳其语版文件。几年后，主要领导人塞菲克·赫斯努承认，在新纲领中加入“激进的政治词句”，真实原因在于：
……中央委员会与（共产国际）外务局一致同意，考虑到无原则的反对派曾经把党先前的行动纲领拿来炒作——纲领是在凯末尔主义党刚刚迈出与帝国主义妥协的第一步的时期制定的，包含了某些赞成政府的看法，这有可能会被解释为机会主义——因此决定编写新的行动纲领。一份纲领连同关于国民革命和土耳其经济与政治局势的论文，于1930年初提交给了共产国际，经深入研究及必要改进之后，由共产国际批准通过。这两份文件的发表，标志着土耳其共产党生命的转折点，为战胜反对派、各种离经叛道行为以及从内部摧毁党的斗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很清楚。党改变纲领，不是因客观形势所需，不是为确定革命所需，不是因为希望领导工人阶级走上正确方向，而是因为“无原则的反对派曾经把党先前的行动纲领拿来炒作”。新文献把纲领中的这一改变视为左转，是对凯末尔主义的一种更为批判的立场！
“TKP反对派”也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一份报告，强调了两派在政治纲领上的差异。以下段落尤为重要：
我们并不认为共产国际在我们的纲领中提出的无产阶级与农民专政的原则是一种幻想，要实现只能遥遥无期。对我们来说，这是一项具体原则。我们开展所有出版和组织活动时，都怀着信念，这一原则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然而，对于塞菲克博士、杰夫捷特和哈利姆这群知识分子来说，这个原则是一种幻想。
这是两派在纲领上最重要的歧见。此外，希克梅特和塞菲克·赫斯努之间还存在其它争端。希克梅特宣称，党内民主多年来一直遭到践踏（塞菲克·赫斯努在把反对派领导人打成“托派分子”时，则声称他们采用了托洛茨基提出的“官僚化堕落”等概念）。希克梅特还认为，工人阶级在土耳其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他反对那些轻视无产阶级的客观存在及其行动能力的其他政党的领导人。在关于列宁主义的政党概念的重要性方面，也存在分歧，希克梅特小心翼翼地捍卫这一概念。
因此，问题不在于各组织的竞争、个人摩擦等等，而在于两派在纲领、理论与组织方法方面的严重分歧。理解了分歧所在，也就理解了共产国际为何支持“TKP服从派”。至于它以下流词句对“TKP反对派”和希克梅特个人发起的全面攻击，其基础薄弱不堪，确需另作解释。不过，紧接而来的问题是：“TKP反对派”为何仍然希望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以期成为国际在土耳其的分部呢？
有种种可能。“TKP反对派”未能理解苏联及共产国际的演变意味着什么。工人国家的官僚主义蜕变，是历史上的新现象。20年代末及30年代初，又是苏联官僚集团从机会主义一变而为冒险主义的所谓“第三时期”。共产国际领导层断言资本主义处于严重危机，夺取政权提上了日程。1934—35年间，与资产阶级政党结盟的“人民阵线”路线逐渐被抛弃，而希克梅特和同志们恰恰在争取更激进的路线，因此有可能会被其革命词藻所吸引。也可能是认为领导之间有分歧很正常，现在，共产国际领导层总算战胜了错误意见……（译注：从文中看，反对派限于土耳其的党内斗争，并未与共产国际直接起冲突，更谈不到自觉反对国际的路线或领导层。作者有一厢情愿认为“他们理应走到这一步”之嫌。同理，下文谈到希克梅特于1936年“无条件地赞同斯大林”，不足为奇。）
三 从长期监禁到流亡苏联
希克梅特写于1936年左右的几篇论苏联宪法和西班牙内战的文章，无条件地赞同斯大林在一系列问题上的观点。这意味着在七年的激烈斗争失败之后，他渴望官方所承认的党重新接纳他。他原先所属的“TKP反对派”，是一个群众性的、工人占多数的党。它所遭受的攻击导致了严重后果，到了1933年，大批干部退出。与此同时，土耳其统治集团日益受到纳粹德国的影响。希克梅特的转变可能出于在上述背景下继续从事政治活动的考虑，并最终与“TKP服从派”达成了妥协。这也不是孤例。30年代，大批原先持反对派立场的“老革命”都重归斯大林阵营了。
对希克梅特和其他共产主义者来说，短期监禁乃至遭受警察酷刑本来是家常便饭。但接下来情况不一样了。1937年起，希克梅特因“颠覆罪”被判处28年的长期监禁，最后坐了近13年的牢。在经历了两轮绝食和世界范围的声援运动后，希克梅特于1950年获释，旋即面临暗杀。政府还坚持要求年近50岁的希克梅特服兵役，迫使他于1951年偷渡并流亡苏联。此时，作为诗人他已享誉国际，诗作被译为多种语言。
苏联当局及流亡的土耳其共产党——领导人是他昔日的对手——接纳了他，附带提出诸多告诫。他有部分波兰血统，最早从波兰获得第一本护照。赫鲁晓夫上台后，他才拿到苏联护照。土耳其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和其他一些人持续监视他。这些领导住在苏联和华约国家，在国内的影响力微不足道。希克梅特23岁时就当选中央委员，现在50多岁，经验远比早年丰富，党内又严重缺乏干部，但任何重要职位都与他无缘。就此而言，他是被投闲置散了。
在莫斯科，他的生活条件不错，有一套公寓、配车配司机，在佩列杰利基诺还有一间别墅。许多著名文学家在那儿也有第二套房子。他被派往世界各地担任亲善大使，起先是去“社会主义集团”国家，后来也去了亚非其他国家，在和平会议之类场合受到了体面欢迎。简言之，希克梅特进了一个金笼子。
四 “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列宁出席了”
对苏联的观察令希克梅特大为震惊。20年代洋溢着革命热情的莫斯科以至整个国家，如今已被多年的恐怖与僵化的文化生活所扼杀。几番唉声叹气之后，到了1955年即斯大林去世两年后，他才向官僚机构发射出第一枚炮弹，威力还不小。
他创作了一部戏剧《伊凡·伊万诺维奇存在不存在？》（Did Ivan Ivanovitch Exist or Not?），是对苏联式体制与官僚机构的严厉批评。剧本发表于《新世界报》（Novy Mir），在著名的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报告出炉的前一年。剧中的主角形象与行动远远超出“个人崇拜”这一流行概念的框框。这个兜圈子的概念通过归咎于个人而维护整个官僚集团。剧本则把官僚化问题视为存在于所有层级上的机制，一种社会关系体系，这是产生斯大林这类人物的条件。
在一封颇为重要的致同志们的书信中，希克梅特谈到另一个观点。之所以未在剧中提及，是因为他认为听起来会太说教了：
在我看来，官僚主义和随之而来的个人崇拜，是从前社会秩序的残余，不仅是资本主义残余，也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残余。落后的沙俄的官僚主义和其他残余，为年轻的社会主义机构中出现的各种混乱创造了环境。
作为一名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希克梅特寻求系统的、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回应苏联官方同义反复式的宣传。但话说回来，解释为早期社会的残余是不够的，应当把官僚主义统治视为一种当代现象，源自无产阶级专政从自身构成中产生的矛盾，正如托洛茨基于1936年在《被背叛的革命》一书中所分析的那样。但在一个关键问题上，希克梅特迈出了重要一步：击垮官僚的力量来自工人阶级。
在剧中，希克梅特以粗略的笔触描摹了一幅苏联社会壁画。有两个词别具意味：活在对旧政权的怀念之中的“草帽”（Straw-hat），代表工人阶级的“平顶帽”（Flatcap）。正是平顶帽这个角色，在剧终给予了官僚伊凡·伊万诺维奇致命的打击！在政治上，这意味着以无产阶级的革命作为推翻官僚体制的手段。
1957年，该剧在莫斯科首次上演。次日晚，骑警包围了剧院，驱散了等在大楼外的观众。这出戏被查禁。这些愚蠢的官僚手段恰恰在二十大之后被讽刺地称为“去斯大林化”时期付诸使用，这一事实让事件更显荒诞！苏联官僚机构对民主化的渴望走到了派骑警赶走剧院观众的地步。然而，苏联体制的矛盾性，使得该剧终于在其他苏维埃共和国及东欧国家演出了数月乃至数年，极获好评。
另一件让希克梅特深感痛苦的事，是三、四十年代土耳其共产党人在苏联的遭遇。许多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其中一位是萨利赫·哈吉奥格卢（Salih Hacıoğlu），1920年土耳其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这位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同妻子一道遭流放，尽管如此，他的妻子至死信奉共产主义。萨利赫·哈吉奥格卢则未能从流放中归来。
1956年，希克梅特就此事写了一首满怀痛苦、政治上有重要意义的诗。末节是：
今夜，我们在莫斯科欢呼雀跃
庆祝革命周年：
人们在广场上漫步，唱着民歌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和为萨利赫平反昭雪的文件……
庆祝革命周年：
人们在广场上漫步，唱着民歌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和为萨利赫平反昭雪的文件……
这种讽刺，令读者无法忘怀。这串名字的排序通常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通过插入萨利赫（Salih）这个与斯大林（Stalin）颇为形似的名字，希克梅特向我们指出：何以斯大林的名字不配在这个链条上。末段结尾与土耳其语黏著语[6]的语法形式一致，在名字后面加了个后缀：“Salihin”。这使它在土耳其文中更为有力，因为Salihin与斯大林（Stalin）这个名字完美押韵。
1961年，希克梅特创作了一首谴责斯大林及其制度的诗：
石头的，青铜的，石膏的，纸的
从两厘米到七米
在所有的城市广场上，我们都在他
石头的，青铜的，石膏的，纸的脚底下
还有他石头的，青铜的，石膏的
挂在我们公园的树上的纸的阴影下
他那石头的，青铜的，石膏的，纸的小胡子
在餐馆里，我们的汤里
在我们的房间里，我们在他的
石头的，青铜的，石膏的，纸的眼皮底下
然后，一天早上，它们消失无踪
他的靴子从广场上消失无踪
他的影子不再挂在我们的树上
他的胡子不再出现在我们的汤里
他的眼睛从我们的房间离去
而成千上万吨的
石头的，青铜的，石膏的，纸的压力
从我们的胸口一扫而空。
从两厘米到七米
在所有的城市广场上，我们都在他
石头的，青铜的，石膏的，纸的脚底下
还有他石头的，青铜的，石膏的
挂在我们公园的树上的纸的阴影下
他那石头的，青铜的，石膏的，纸的小胡子
在餐馆里，我们的汤里
在我们的房间里，我们在他的
石头的，青铜的，石膏的，纸的眼皮底下
然后，一天早上，它们消失无踪
他的靴子从广场上消失无踪
他的影子不再挂在我们的树上
他的胡子不再出现在我们的汤里
他的眼睛从我们的房间离去
而成千上万吨的
石头的，青铜的，石膏的，纸的压力
从我们的胸口一扫而空。
许多人认为，这首诗与据称希克梅特在斯大林去世时写过的一篇悼诗相矛盾。我们用的是“据称”，因为悼诗是否希克梅特所写仍是问题。即使是，也存在着受命之下不得不写的可能。（译注：此外，正如早期的希克梅特和整个反对派并未想过要对抗共产国际领导层一样，50年代初的希克梅特也未必走到反对斯大林的地步。）
当然，二十大对希克梅特影响甚巨，就像对世界各地信仰共产主义的各类人那样。许多人右转了。斯大林主义现在被看作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产物，列宁主义也被日益疏远。一段时间后，那些人改而倡导某种貌似可行的、自限于议会民主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品牌，走上了所谓“欧洲共产主义”之路。这自然意味着要接受资本主义，向社民主义转型。希克梅特的反应在当时很少见，他为重回列宁主义之路辩护。二十大时期他写下了两首诗：
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列宁出席了，
他蓝蓝的杏仁眼儿笑着。
开场前他就进来了。
在主席台下边的台阶上
他坐下，开始做笔记。
他甚至没有留意到自己的雕像。
与列宁同在一个屋檐下，
感觉触手可及，如释重负，
他那睿智之手的人性啊。
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列宁出席了。
他在苏联上空
就像黎明时分的白云
无穷无尽，生生不息的希望。
——《二十大》（Yirminci Kongre / 20th Congress）
他蓝蓝的杏仁眼儿笑着。
开场前他就进来了。
在主席台下边的台阶上
他坐下，开始做笔记。
他甚至没有留意到自己的雕像。
与列宁同在一个屋檐下，
感觉触手可及，如释重负，
他那睿智之手的人性啊。
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列宁出席了。
他在苏联上空
就像黎明时分的白云
无穷无尽，生生不息的希望。
——《二十大》（Yirminci Kongre / 20th Congress）
这是对二十大的过于乐观的心态，还是对转向列宁的寄望？另一首题为《对共产党人说几句话》（Komünistlere Bir Çift Söz / A few words for communists）：
共产党人，我有几句话要对你们说：
不论你是国家首脑，还是身在地牢，
不论你是步兵，还是党委书记，
列宁应该能在任何时候、任何空间进入
你的工作，你的家，你的整个生活
就像是他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家、自己的生活。
不论你是国家首脑，还是身在地牢，
不论你是步兵，还是党委书记，
列宁应该能在任何时候、任何空间进入
你的工作，你的家，你的整个生活
就像是他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家、自己的生活。
显然，希克梅特把列宁视为应予遵循的强有力的原则。希克梅特回溯自己的19岁那年，接受共产主义教育期间，身为列宁学徒的那年。现在，他邀请大家回到列宁身边。被囚禁的布尔什维克揭出他内心的自我，成为真正的希克梅特。
在诗歌的美学表达之外，让我们再次援引那封致同志们的信：
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彻底胜利以前，也就是说，在金钱、国家、军队和政党不复存在以前，总会有大大小小的个人崇拜出现的威胁。与之作斗争的唯一武器，就是正确把握列宁的原则，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领域落实这些原则。
在此，我们看到希克梅特将希望寄托于世界革命及共产主义在全球范围的彻底胜利，如同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经典时期一样。那是1956年。希克梅特在战术层面，甚至有时在理论层面为斯大林主义观点辩护。他在土耳其共产党电台的广播时间里宣传了党的右翼观点。但这一切都是被囚禁的产物。但当希克梅特谈到社会主义正面对的世界历史问题，当他试图解释官僚腐败时，他说，当“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彻底胜利”，这些问题将得以不可逆转地解决。简言之，这就是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
这种国际主义深深浸透在希克梅特的思想中，以至于他一反官僚机构的国家共产主义概念，把苏联这“一个”国家刻划为“列宁创造的全球国家”的一员。看看他对未来的憧憬吧：
圣诞树闪烁的微光
映照着脸庞的孩子，
显然，不知为什么，但显然
会活到我的两倍那么长。
会在宇宙间往返，但还有更重要的。
会看到诞下世间奇迹的母亲：
光芒四射的一体的人类国家。
我很乐观，朋友们，像一条小溪那样……
映照着脸庞的孩子，
显然，不知为什么，但显然
会活到我的两倍那么长。
会在宇宙间往返，但还有更重要的。
会看到诞下世间奇迹的母亲：
光芒四射的一体的人类国家。
我很乐观，朋友们，像一条小溪那样……
五 哈瓦那：革命重临！
几乎每个受过教育的土耳其人都能记住希克梅特的一些诗，不管是不是认同他。更确切地说，这些诗句已成为土耳其语中内涵富于份量的表达方式。也许最著名的是本文开头引用的诗句。这些诗句写给希克梅特一位非常亲密的画家朋友，伟大的共产主义艺术家阿比丁·迪诺（Abidin Dino）[7]：
你能画出幸福来吗，阿比丁
但可别取巧
不要画天使脸庞的母亲哺育她脸颊红润的宝宝
或是白布上的苹果
不要画金鱼在水族馆的泡泡之间穿梭
你能画出幸福来吗，阿比丁
你能画出1961年盛夏的古巴吗
但可别取巧
不要画天使脸庞的母亲哺育她脸颊红润的宝宝
或是白布上的苹果
不要画金鱼在水族馆的泡泡之间穿梭
你能画出幸福来吗，阿比丁
你能画出1961年盛夏的古巴吗
尽管多数人并不晓得希克梅特何以向阿比丁·迪诺这样发问。然而在希克梅特波澜起伏的一生中，这是又一个转捩点。1961年夏天访问哈瓦那时，诗人正经历着人生中近乎抑郁的一段时期。切·格瓦拉斥之为“猪圈”的苏联僵化的世界，他本人的生活的停滞，他所身处的“无法从根处汲水的一棵树”的位置，也就是同自己的人民的分离，都促成了这种抑郁。十年来，在国际会议的兴奋之余，他所呼吸的一直是这种令人窒息的乏味空气。他是天生的乐观主义者，一个又活泼好奇心又强的人，所以不能说他已完全崩溃。但他处在政治低潮中。他对革命与共产主义的信念不曾动摇，但可以说，这已成了一个遥遥无期的梦想。
哈瓦那把革命的热情再次灌注到希克梅特心中。
今早我从古巴回来
在古巴这片土地上，六百万白人、黑人、黄种人和混血儿
正快乐地播撒下一枚灿烂的种子，所有种子的种子
在古巴这片土地上，六百万白人、黑人、黄种人和混血儿
正快乐地播撒下一枚灿烂的种子，所有种子的种子
这仅是一句诗！哈瓦那同时开启了希克梅特诗歌的一场新的革命。何等热情，何等耀眼！诗人又向阿比丁问道：
大师，你能画出“赞美吧赞美吧，我看到了那一天我可以死而无憾了”吗
你能画出“多可惜多可惜啊，这个早晨我本可以在哈瓦那诞生”吗
你能画出“多可惜多可惜啊，这个早晨我本可以在哈瓦那诞生”吗
包括最后一任俄罗斯妻子，一位亲密知己、记者泽克里娅·瑟特尔[8]在内的几份证词，清楚地告诉我们：现在，希克梅特开始懊悔逃到了苏联。他认为自己本应留在土耳其，拿起武器打游击，像菲德尔和切那样。
革命广场上的如痴如醉之后，希克梅特在同一首诗中写下这样的诗句：
59岁时，他在革命激情的震荡中心醉神迷，回到难忘的19岁，那时他是列宁和托洛茨基身边的学徒。
1961年夏天，希克梅特在革命广场上。古巴革命起初是一场民主革命，领导层中只有切和劳尔两位马克思主义者，菲德尔还不是。为了生存，必须向社会主义转变，不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就要输掉战斗，必须开启不断革命！希克梅特在那里见证了古巴就此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宣告。他在第二次经历不断革命的进程，第一次是在19岁时候。革命重临了！
1961年。距土耳其一代人拿起武器的1971年仅有十年。新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希尔·恰扬（Mahir Çayan）、德尼兹·格兹米什（Deniz Gezmiş）、思南·切姆吉尔（Sinan Cemgil）和伊布拉希姆·凯帕克卡亚（İbrahim Kaypakkaya），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英雄人物，他们踏上了不同于僵化的TKP的道路。我们并不认同他们的策略，但他们的革命热情远非老左可比。
我们所做的上述政治分析，以“被囚禁的布尔什维克”来形容希克梅特，部分是为了反对新近一本流行传记所传播的“浪漫的共产主义者”[11]形象。后者暗示希克梅特只是强烈依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看似完美”的“理想”，尽管其实践让希克梅特大失所望，痛苦地意识到永无实现的可能，但仍因天真浪漫而保持自己的忠诚。在波折连连的历史进程中，希克梅特的处境与反应颇为复杂，这不奇怪。但不论从感情还是思想来考察，希克梅特对革命的感受、思考与坚持，都远远超出各色人等的断言。他的作为反对派的经历，让我们得以理解为什么他会在《自传》中写道：“偶像坠毁，也没有把我压垮”，并且想到，被压垮的是哪些人。当十月革命的动力在他们那儿烟消云散时，它在希克梅特的内心却从未耗竭。
[1] 全称Tuerkiye Komuenist Partisi，TKP是其缩略语。
[2] Conformable有服从、顺从、保持一致等意思。
[3] 全名应为瓦拉·鲁尔丁（Vâlâ Nureddin）。
[4] 塞菲克·赫斯努（Şefik Hüsnü，1887—1959）：土耳其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曾在巴黎学医并接受共产主义。1920年在第一次党代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成员。1925年经共产国际大力支持，在第三次党代会上当选为总书记。后多次入狱。
[5] “工农专政”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提出的道路和口号，等于“资产阶级革命”框架下的彻底的阶级斗争路线。
[6] 黏著语（agglutinative language）：一种语言的语法类型，通过在词根的前中后粘贴不同的词缀（即前缀、中缀、后缀）来实现语法功能。
[7] 阿比丁·迪诺（Abidin Dino，1913-1993）：土耳其著名画家，出生于伊斯坦布尔一个热爱艺术的家庭，很小开始画画。小时候和父母在日内瓦、瑞士和法国生活了几年，1925年回到伊斯坦布尔。中学辍学，投身绘画与写作，并很快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和漫画。1933年和五位有革新精神的年轻画家成立了Group D，举办了几次画展。大约同时为希克梅特的诗集绘制了插图。
[8] 萨比哈·泽克里娅·瑟特尔（Sabiha Zekeriya Sertel，1895-1968）：土耳其最著名的儿童、妇女、工人阶级和穷人权利倡导者之一。
[9] 贝亚齐特广场位于伊斯坦布尔。意为希克梅特离开土耳其，来到莫斯科。
[10] 协和广场：原文Concorde（协和飞机亦此词）。一位网名“树”的译者在译本《稻金》中将之译为“孔科德”，似未探明所指。
[11] “浪漫的共产主义者”起于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拉娜·阿利卢耶娃的说法。